民国麻将风:饱受争议的女子麻将,其实是对生活的消极反抗

01.民国的麻将风

麻将在民国时期的大众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娱乐,而且逐渐成为时髦的社交工具,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

1917年10月,北京三道栅栏路的王姑娘和本家婶媳、邻居王氏兄妹四人打麻雀,由于长时间未分输赢,直到夜里十点被巡警抓获时仍在打麻将。

这种娱乐行为在如今看来或许太过稀松平常,但当年北京地方警署费了一番周折才证实涉案四人皆是“良民”。

尽管四人最终无罪获释,但警方仍认为“男女共同娱乐亦属不合”。

有时,家里藏着一副麻将牌即使不玩也是危险的,北京内左四区员警署曾查获了这样一宗案子。

西送姑娘胡同女伶延贵卿到河南演戏时,结识了两个戏迷王子金、王以仁,由于十分仰慕延姑娘,他们在延氏回到京师家中后竟追随而来,并提出可以帮她招揽更多的生意。

王姓二人和年仅十八岁的延姑娘相谈甚欢,似乎与她父母也处得很好,而当地的巡警却突然闯进屋内,搜出了延姑娘从河南带回的一副麻将和其父吸食鸦片用的烟具。

结案后,京师警察厅在发给内左四区警察署的指令中写道:“延贵卿一口是否暗娼、抑或有开灯并招人打牌情事,仍仰随时访查,务获确证拏究。”

在警方看来,麻将和嫖娼、抽鸦片、赌博等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关联。基层司法机构对男女雀友同台杂处的娱乐方式尤其警觉,投射出国家和政府对于麻将娱乐可能潜藏性交易的担忧。

麻将虽具有传统游戏中消遣、沟通情感等等功能,但与琴棋书画等古老的家庭娱乐品有了质的区别。它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越界,承载着对新生活方式的尝试,也伴随着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组合。

02.风口浪尖上的女子麻将

当时在女界最风靡的时尚杂志《玲珑》,曾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一个公子哥用麻药迷倒一同打麻将的三个女性朋友,并企图对她们施以强暴。

从文章内容、情节和文字判断,此事大概是作者刻意的虚构,其意无非是为了感叹“多少清白的少女们,因为雀战而在无可奈何的诱惑中,牺牲了她们的贞操”。

著名作家周瘦鹃的小说《呜呼赌》,讲述了原本贤德的荷贞女士因沉迷于麻雀牌而最终与丈夫黄仲良离婚的故事。

在小说中,黄夫人“和两个美少男在一起打牌,谑浪笑傲,快乐得很。抹牌的当儿,四双手搅在一起,仲良瞧在眼中,好生气愤”。

荷贞太太看到丈夫后“若无其事”,但黄先生却受了极大刺激。

可以想见,在嘈杂混乱的牌桌上,男女之间的“奸情”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调情”。

正如徐志摩所调侃的,“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在“金嗓子”周璇、“瘦皮猴”韩兰根共同演唱的歌曲《麻将经》中,一场十分平常的男女混搭麻将,却偏偏加入了“隔壁的周姑娘生得好,韩大哥心里乱七八糟”的对唱,歌词唱腔浪漫撩人,整个歌曲似乎都在传递着麻将桌上的种种风情。

民国初年的女性在麻将桌上娱乐的同时,往往也承受着丈夫的重重猜忌和忧虑,而传统父权社会男性对家庭、妇女控制力的衰落于此也毕现无遗。

《电声》杂志的“信箱”栏目就曾收到读者徐源之的来信,他在信中强烈抱怨妻子常在他外出工作时与人打牌:“若说她与人通奸吗?一时没有确实的证据;若说没有吗,可疑之点又太多了。”

对于这位一向“贤德、顺从、体贴”的太太,徐先生实在不愿、也没有理由相信她会做出不贞的事来,但整天在外打麻将又让他疑神疑鬼。

03.“正当娱乐”的女子麻将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存在一些声音,认为女子麻将游戏是一种正当的娱乐。

在1935年第7期《玲珑》杂志的“妇女生活”专栏,两位妇女“叉麻雀”的照片被标题为“家庭生活”放在了整个版面最显著的位置,与之同处一栏的还有“汽车上的女售票员”、“女子招待”等等新女性形象的图片。

很明显,打麻将在此被认为是大众女性正当而时髦的娱乐生活。

与丑化、讽刺打麻将女性的形象不同,民国时期同时存在大量女子麻将的正面描画,有意无意地把这种游戏构建成为正当,甚或高档优雅的娱乐。

从民国时期报刊杂志上刊载的大量广告中,我们也不难找到许多写实风格的、以麻将游戏为题材的图像,虽然这些图画作为广告整体的一部分,本身并非要为女子麻将呐喊助威,但往往在明显忽略男性形象刻画的同时,却倾向于塑造麻将桌旁摩登而贤淑的女性形象。

同样是针对女性健康的宣传,与“赌星高照妆台畔,正是横流恶血时”的警示截然相反,有一些营养保健品的商家反能利用麻将大做文章,他们在产品广告里反复宣称,其药物功能可以使游戏者免除长时间玩乐带来的各种疾病,乃至“四圈八圈,腰不复酸”。

04.麻将的“禁与反禁”

另一方面,虽然零零散散总会有一些对打麻将女性进行惩罚的案例,但均系禁赌性质的社会管理,多流于形式。

而在1940年的赣州,新主政的蒋经国却摆出架势,好像真要对麻将牌来个赶尽杀绝。他的禁赌专员在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家里,当场抓获了打牌的赖太太和蒋经国专署秘书杨万昌的老婆,小蒋非但不开释放人,还勒令将她们送至公园罚跪三天,以警世人。

蒋经国不惜得罪赖、杨二人,最重要的当然是为了树立威信,顺利推行他的赣州新政,但像他这样以国家强制力介入民众私生活领域、管制麻将游戏的做法,在那时还是较为罕见的。

根据1935年修订的国民政府新刑法,在非公共场所进行的麻将游戏不再被认定为赌博行为,“于是明目张胆普及到小住屋,几乎成为家庭的中心娱乐了”,这更为原本遮遮掩掩的女子麻将娱乐大开了方便之门。

然而,像蒋经国那样违反刑法、仍要禁绝女子麻将的呼声依然存在。

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曾对打麻将的“禁与反禁”有段传神的描写,三闾大学的教员在汪处厚家中聚餐,方鸿渐偶然提及汪太太说过打牌以供消遣,校长高松年立即板起脸来,摆出一副要纠察谁玩麻将的姿态。

虽然这只是小说中的一段情节,却深刻挖苦了民国大众生活中麻将游戏“禁与不禁”的尴尬状态。

汪太太固然态度蛮横,但以她为代表的“麻将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却也理直气壮。由于大量女性仍被逆历史潮流的传统力量束缚在家庭,更由于其娱乐生活的匮乏,以致“长日漫漫,无法消磨”,故而“无所事事的姨太太少奶奶,不怕天塌地震,却怕`三缺一’,不能成局。硬要将这种唯一的娱乐取消,当然要引起抗议”。

小说《的笃戏》对某县党部书记长家的小客厅有段特别的描述,这个小客厅正是书记长家张太太约人打牌的娱乐室:

“他们又是在这个小客厅里——上首正中,仍旧挂着委员长的五彩半身立像的小客厅里,打起牌来了。”当张太太担心家里来访的女政工队员会告发她们打牌时,站在一旁的书记长说道:“这是家庭娱乐哟!有什么关系?——她敢吗?”

小说作者刻意在牌桌上方布置一幅蒋介石的画像,自然有讽刺官场腐败堕落的寓意,同时也反讽了当时权力和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尽管他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干纲独断、一手遮天,但在纷繁复杂的基层社会生活空间,他的权力也只能化成一幅冷冰冰的、道貌岸然的伟人画像,面对眼前热闹嘈杂的麻将牌桌完全丧失了他的威严。

顽固的保守主义者、虚伪的政府官员、诡辩的社会改良派……每个人在必要时都可以把它拿来当作批判驳斥别人的靶子,和粉饰装扮自己的道具。

在各种论述互相的场域中,打麻将的女人往往置若罔闻,依然尽情享受这种游戏所带来的快乐,毕竟这个社会能带给她们的欢乐实在太有限了。

蒋介石在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初曾指出,中国人丑陋的生活现状在于污秽肮脏、浪漫无规律、懒惰不守时、颓唐萎靡。他试图要改变的国人四大陋习,大多在麻将桌上都可寻得踪迹,而国民党当局也确实试图扭转民众对麻将的嗜好。

有些地方政府就利用建立民众教育馆之便,组织棋类锦标赛来将人们的兴趣转移到“正当娱乐”方面。但这种为谋取政绩而刻意进行的官方活动,在居民实际生活中效果欠佳,而且很少会有女性参与到这样的比赛中。

她们本身对政治并不关心,但这种拒绝提供家庭服务和参与社会生产、背离传统妇德的“率性”行为本身,也可被视为是对父权社会规训妇德所表达的消极反抗,尽管此种反抗自欺欺人的。

民国时期,传统妇女枷锁被一步步粉碎,但是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接受、容纳“新女性”的社会空间,导致女性群体在家庭身份认同上产生了迷惑和错位。对大多数“女牌友”来讲,与其说她们把生命浪费在打麻将上,是因“玩物”而“丧志”,不如说是整个社会压抑的生存环境迫使女性“丧志”后,她们才集体沉沦在“玩物”之中。

选自:趣历史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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