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写给沈从文的信: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

经由徐志摩走进“太太的客厅

1929年6月,徐志摩从上海来北平。他看望了沈从文,又冒雨去西山探望生病的林徽因。就在这个夏天,以徐志摩为桥,沈从文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相识了。他们的交往并不算深。因为仅仅三个月后,沈从文便又在徐志摩的推荐下,去了青岛大学任教。

在沈从文去青岛之前,在胡适家楼上,徐志摩曾经与沈从文进行过一次长谈。谈话内容是“家庭生活的苦恼”。此时的徐志摩,陷入了与名媛结婚的苦恼中,这苦恼似汪洋大海,让他迷惘得要命。徐志摩让沈从文以后把他的故事写成小说。徐志摩——苦恼——陆小曼,徐志摩——怀念——林徽因,这样的情感线索,奠定了沈从文对林徽因的感觉。陆小曼代表着上海,充满活力、浮华、冲撞;林徽因则代表着北平,和谐、静美、高雅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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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沈从文原本托徐志摩帮忙在北平谋一份工作,但没想到当年11月,徐志摩便因为飞机失事驾鹤西去。而沈从文对在北平生活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在给王际真的信中他写道:“六月的北京真是热闹。诗哲在此,陈通伯夫妇在此,梁思成夫妇在此,大雨也要来了,陈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全是那么凑堆儿在一起……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名流汇聚北平,我们不难想象沈从文内心深处的自卑,他还没能彻底融入北平“欧美帮”的圈子。

从1931年到1933年,沈从文在各地奔波,武汉、青岛、上海、北平、济南,他的创作在这个阶段呈现出井喷状。他生活着,也恋爱着。沈从文累积着名气,也累积着资历和创作素材。终于,1933年七八月间,沈从文离开了青岛,前往北平,参加杨振声主持的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工作。编委会中,沈从文、杨振声、朱自清、林徽因、周作人、邓以蛰都位列其中。感情生活上,他和张兆和终于修成正果,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举行了婚礼。结了婚的他,有两种需要,创作需要和社交需要。他开始每天在老槐树下写《边城》,也开始走进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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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夫妇(后排)一九四八年夏与友人在颐和园。前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张奚若夫人、杨振声


他们的交往,是以共同的文艺趣味为基础的,渐渐地,友谊越来越深,往来频繁。沈从文结婚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送了锦缎百子图罩单;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时,林徽因提笔写了创刊词,很是意气昂扬;林徽因在《文艺副刊》上发文章、表观点;他们一起出现在读诗会上,出现在来今雨轩;星期六下午沈从文也会去林徽因家的沙龙——“太太的客厅”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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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林徽因倾诉烦恼

林徽因和沈从文,一个是热情的女子,一个是温柔的男子,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天差地别,可他们却那么相像。他们都很唯美,追求爱,追求“诗意的信仰”。在这一点上,沈从文和林徽因竟然和他们的“介绍人”徐志摩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可以说是徐志摩的门徒。胡适说,徐志摩的一生,是追求“爱、自由、美”的“单纯信仰”的历史。林徽因、沈从文又何尝不是?在徐志摩去世的日子里,林徽因和沈从文成为至交好友,是那么水到渠成。他们终究是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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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美国留学,从梁启超的来信中,得知徐志摩再婚的消息。这个消息令林徽因震惊。恰逢胡适来美,林徽因忙找胡适询问具体情况。后来,她给胡适写信,信中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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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梁思成与沈从文在昆明

虽句句肺腑,但听起来也是给自己找理由,因为要对得起人,她只能选择梁思成,放弃徐志摩。而实际上,那个时候她也不得不放弃,因为徐志摩已经迎娶陆小曼为妻,她只能“永久纪念着”。大约1931年,林徽因的感情再次满溢。梁思成从外面考察回来,林徽因对他说,自己苦恼极了,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这两个人,就是梁思成和金岳霖,情况与当年仿似。只不过,当年的主角是徐志摩和梁思成,现在换成了梁思成和金岳霖。梁思成让林徽因自己选。林徽因的理性再次发挥作用,克制了冲动,留在了婚姻的围城。这种围城内想冲出去又不敢的纠结心态,林徽因深有体会,她到底是一个诗人,情感的泛起在所难免,可她又是一个学者,最终理性还是压制住了一时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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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春节刚过,林徽因想不到沈从文竟忽然冒着寒风来找她。目的是——倾诉。追求到张兆和,着实不易,沈从文当年写足了一年的信,又托胡适助力,才抱得美人归。可现在呢,浪漫的恋爱过去了,平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乏味的婚姻生活。沈从文不小心爱上了一个人,叫高青子,是个文艺女青年。他们相遇的时候,她是沈从文老乡熊希龄的家庭教师,她还是沈从文的粉丝。见面的时候,她穿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有意模仿沈从文小说《第四》中的女主人公的穿着。一种微妙的感觉就此产生了。他想要做点什么,可是,他已经是个已婚的男人。那一夜,林徽因和他探讨文学、人性,仔细劝导,她是那种苦海中过来的,一方面,林徽因羡慕沈从文的勇气,另一方面,她又劝解沈从文,及时斩断情丝,回头是岸。同样是诗情满溢的人,林徽因太了解沈从文的困惑了。她只是没想到,像沈从文这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与自己如此不同,竟然和她有如此熟悉的感情,同时也和她一样,为这种感情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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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对这样的沈从文,是又惊又喜:“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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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常说,文学最重要的是“诚实”。对待感情,她和沈从文也都很诚实。林徽因自己有感情上的困惑,主动跟梁思成沟通。沈从文也是,有了困惑,也跑去跟张兆和说了一通。张兆和没有梁思成的稳重冷静,她先是震惊,再是不解,然后是出走——直接回苏州娘家去了。沈从文终究也没有斩断情丝,而是顺其自然。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和高青子先后到达昆明。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沈从文为副教授。在沈从文的推荐下,高青子也在联大的图书馆找到了工作。其间两人的故事,伴着流言,缥缈难测,只留下一篇《看虹录》的小说,写得春宵暖媚。这段感情最后没有结果。沈从文还是回到了围城,他发出感慨:“那个失去了十年的理性,才又回到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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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林徽因是一生的好友。哪怕烽火连天,他们也还保持通信,相互支持和鼓励,寻求精神上的慰藉。1949年,沈从文因为严重的精神打击几近崩溃,林徽因便把他接到家里,悉心照料。

林徽因无法给沈从文更多的言语安慰,因为此时,她被任命设计国徽,春风得意,而沈从文却落魄失意,两相对比,痛更加痛。林徽因只能默默地给沈从文一些帮助,慰藉他受伤的灵魂。在政治上,他们也都有点自由主义。1955年,林徽因去世,是英年早逝,也是恰逢其时,不然,直性子、爱自由的林徽因,又将如何面对未来更大的动荡?

徐志摩死了,胡适走了,现在林徽因也离他而去,沈从文的那些知心话,又能向谁诉说?他的天真,只能用来被误解,被嘲弄。

林徽因写给沈从文的信——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

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更不怨命运或者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种人性混合做成的纠纷,人性又就是那么一回事,脱不掉生理、心理、环境习惯先天特质的凑合!把道德放大了讲,别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损害旁人时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办不到任性的事。(如果你办得到,那你那时残忍,便是你自己性格里的一点特性也用不着过分的去纠正。)想做的事太多,并且互相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会去做,做那桩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罪过自己。

我方才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在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便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是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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