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尘往事:抗战时期的广州教会医院

1937年8月31日,广州首次受到日机空袭,自此至1938年10月沦陷,“日机轰炸广州期间,在市区内投弹2630枚,炸死1453人,炸伤2926人,炸毁房屋2004间。”(据广东全省防空司令部“广东省空袭损失统计表”)此时的广州急需战时救护,而当时的广州教会医院如柔济医院、两广浸会医院、博济医院都积极参与其中。

前尘往事:抗战时期的广州教会医院
早期的博济医院

抗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认购救国公债是支持抗日的举动。当时在广州的欧美医生有的认购国债,从经济上支持抗日,有的则投身于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认购中国救国公债

  1937年9月开始政府发行救国公债,截至9月中旬,各省劝募分会业已成立者已有17省市。广州美籍老医师达保罗,9日认购救国公债5000元,11日出席救国公债粤分会招待会演说,“略谓本人为美国籍,留华有年,受中国之惠益甚多,自觉对中国应有所报谢。1911年中国革命时本人曾尽绵力。今中国对侵略者抗战,本人更觉有竭力援助中国之必要,盖中国之抗战,乃为正义而战。”

  达保罗受派于美国长老会,曾任博济医院内、外科医生,广东新公医院首任院长。他曾经为汪精卫、伍廷芳、粤军参谋长和第一师师长邓铿、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政要治过病。由于医术高明,其诊金和手术费也特别昂贵,且拒收中国货币,只收港币。白天出诊费为50元,晚上加倍,动个小手术也起码要千元。1931年7月在官禄路(今观禄路)创立达保罗医院,即今广州市儿童医院前身。

  成立救伤队,救治伤者

  每一次空袭后,就有大量伤者送到医院救治。1938年5月29日敌机38架再度滥炸广州市,投弹约百枚,毁屋300余间,伤毙平民500余,灾情惨重。1938年4月10日,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市区,造成102人死亡,199人受伤。 “在各院留医者,计方便医院27人,市立医院31人,市立第一分院16人,柔济医院27人,博济医院58人。”

  据两广浸会医院统计:抗战期间,敌机不断轰炸本市,而每次轰炸后,均有死伤,灾情之惨重,往往令人不忍目睹。本院同人有鉴于此,特成立救伤队,于每次日机蹂躏后,即出动救伤,抬返本院免费为伤者救治。仅就民国34年统计,该年被轰炸受伤而抬返本院免费为其救治者,共有57人之多。

  收容难胞

  1、收容难童:专门收容难童的机构有“战时儿童保育会”,且各地设有分会。所收难童“间有全无父母者,亦间有父或有母者,但皆属无能力养育,而交由医院收留者。”具体运作如下:该会委托广州市内医院和卫生机构收集、运送难童到香港,并在香港设所教养,“广州方面收容难童问题,业由该会托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委员会、柔济医院、卫生署代为收容。”“如及读书年龄时,则由各学校领往教养”所需费用,则主要靠募捐钱款和衣物,“征求各界热心人士,捐助难童衣服奶罇蚊帐等实用物品。”第一批预备遣送来港者现有数十人,均留博济、柔济等医院,俟本会保育院布置完妥即可遣送前来。在保育院未接收难童前,一些难童先由“战时儿童保育会”会员带回家中照料。

前尘往事:抗战时期的广州教会医院
1935年的博济医院

  2、收容难民:广州沦陷后,两广浸会医院设法收容贫苦无告之难胞200余人,每日供其菜饭,并在可能范围内代其解决生活及谋职问题。是项工作直至广州光复讫,方告中止。

  扩大赠医施药

  自广州沦陷后,两广浸会医院乃居困艰之环境下开办。其社会服务工作,不因处敌人势力之下而减少,且反以当时市民生活之困难而增多。顾此期间广州沦陷,人民生活较前困苦,即稍有病痛,亦不能延医诊治。是以赠医人数,于此数年间平均为四万余,超出昔时人数。民国13年7月到民国35年12月合计赠医施药492249人,年均约22375人。广州沦陷期间,很多医院关闭,但此期两广浸会医院赠医施药年均4万余。

  协作和经费筹措

  面对残酷的现状,战时广州各教会医院与“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东省救护委员会”和“香港各界救济华南难民联席会”之间有良好的互助协作关系。各医院救治伤者,收容难民,为“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收集运送孤儿。这些慈善性质的机构则通过募捐为医院筹措善款。“香港各界救济华南难民联席会”将筹措到的1万善款分配如下:“红十字会广州分会医院2500元、博济医院2000元、柔济医院2000元、方便医院1000元、市立医院1000元、中华救护队500元、机器工会救护队500元、强华救护队500元,议决通过照拨。”

  “广东省救护委员会”自1938年7月始每月“拨款2万余元,补助各医院,免费收容被炸负伤市民留医”,并在各医院贴出通告如下:“凡因被×机轰炸受伤之市民,自本年7月1日以后入院留医者,其医药膳各费,均由本会支给,留医人等无用另行纳费,为此通告受伤市民,一体知照,此布。”

前尘往事:抗战时期的广州教会医院

  各教会医院的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参与救护伤者、收容难民的工作,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残酷的社会现实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之基督教义是这种奉献精神之外在动力和精神支柱。”沦陷时期的两广浸会医院院长夏查理医师(DR.C.A.Hayes.),美国伊利诺伊州人,在两广浸会医院工作近25年。中日战争爆发,夏查理正值休假美国,担心广州沦陷后,医院遭敌摧残,毅然于1938年4月,不顾古稀之年,来到中国。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因美日尚未开战,以一位美国人出任院长,院中物业,赖以保全。同时“担负经济,维持院务,继续施医赠药。时复解囊赈恤,惠及贫黎。”

  文章:李永宸 (来源:羊城晚报)

附录:1835年博济医院由广州医学传道会接办。1866年迁至仁济大街(现今孙逸仙纪念医院现址),改名博济医院。1930年博济医院移交岭南大学办理,该院便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岭南大学附属医院改为博济分院。日军占岭广州时期,博济医院院址曾一度被日本博爱会医院霸占。抗战胜利后恢复。后改名为华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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