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词典:梁胡之问

梁漱溟87年前对胡适的诘难,恍如今问

                 航亿苇(季兵)

我们许多的社会问题和与之对应的理解与判断,因着人们的认知能力与历史的洞察力的高低,往往大相径庭。然而,有好多情形下,往往那种特别有智慧的声音,偏偏不能让人听进去。

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只为向胡适发难:“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胡适先生如此回复:“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这便是著名的梁胡之问

时间过去87年了,梁漱溟与胡适这番对话只需要换几个词,就恍如当下的闲谈了。我们一些左边的极端派,不正是梁漱溟在1930年的那种思路么?区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尚未发现有胡适那样的人,但胡适那样的声音,依然左右不讨好。

面对社会问题,不是从根上去找原因,不论轻率归因于外界还是归因于国民性之类的,那只能得出与历史逻辑相违背的结论。

1930年代初,中国确实受到帝国主义的碾压,也仍被军阀将国内政治弄得乌烟瘴气。在国际社会,当时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是苏联与日本。1927年北伐战争打败了旧军阀,但是不彻底,新军阀又悄然形成了。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这些势力,就是依仗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黄埔系)争地盘。在阎、李、冯不服蒋,联手打蒋,闹出中原大战的时候,张学良一举将赌注押在蒋这一边,实际是为了取得北平、天津的控制权。

然而,如此混乱的场面,梁漱溟一派只根据结果与表象来推论,以为只要把帝国主义和军阀打倒了,就给中国找到光明。胡适想的却是你凭什么能够打倒他们?如果不去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那些根本性的东西,实际也是要求社会与民众的全面觉醒,那你就根本找不到实现目标的力量。打帝国主义,国力弱是打不赢的。打军阀,社会不进行深刻的改变,打掉一个军阀会再来一个,甚至好多个。

胡适一生笃信的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坚信宪政的特殊功用,一再鼓吹对中国进行深刻的改变。但在梁漱溟一派看来,人家已经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却去讲那些猴年马月才能实现的东西,有什么意义?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当下的事不解决,再好的构想也只是一场春梦。胡适当时虽然普遍受到知识界的尊敬,但他的思想却又普遍不被满脑子焦虑的书生们接受。尤其是青年,他们追随的是鲁迅,因为鲁迅一直在叫骂,在呐喊,大家觉得鲁迅之说,才合他们的心思。梁漱溟虽然也是大学问家了,但时年37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与鲁迅、与那些焦虑的书生们,站在同一个阵线。

到了1931年,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竟然不抵抗就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是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后来,张学良多次亲口承认,那是他的个人决定。“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国内的情绪很简单,就是要立即打日本。蒋介石发觉一时间根本无力去打。要打,你也得做点准备,那还不能公开说。胡适这时候的主张,与蒋基本一致。那样一来,胡适在求战派的书生眼里,形象更加差了。

然而,等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的抗战打响,历史才发现,没有实力,打一个小日本实在太难了。幸亏从1931到1937年,国民政府积累了一点家底,部署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宏大战略,不然,那一场抗战提早几年打,天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胡适实际是对的。但是,在那个激荡的年代,没有多少人在历史发生之后,还能有闲心看清历史的内在逻辑。

随后就是时间继续往前走,历史上的这个梁胡之问便一直悬在那儿,直到又重新压在21世纪的嗓子口上。梁胡之问的实质,是我们选择做表象的功夫还是做内修的功夫。如果浮于表象,看样子子金戈铁马,暴风骤雨,呼尔嗨呀,惊天地,泣鬼神,但是,若内在的东西不作改变,很可能再过87年,甚至870年、8700年,这个问题还得悬而难决。从现在的角度看,主要就是人治与法治的两种路径的选择。老航为此,不禁想起乡间的小路。歌里写得美,但过去是泥土路,每到雨季、融雪季,就坑坑洼洼,寸步难行。这条泥路,村民用尽力量修整,翻个底朝天,将最底下的硬土翻上,铺草,摊炭灰,都无甚作用。后来改成水泥路,那就完全改变了,可以让人在这条路上风雨无阻了。(原文作于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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