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的国文课本里,藏着最好的人文教育!

前几年,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突然走红。实际上,和小学教材相比,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材,也独具特色,尤其富有人文气息。

自民国时代起就在各高校普遍开设“大学语文”,是当时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当时称为“大一国文”,居于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民国时期思想活跃,大学可以自编教材。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自编大学语文教材,形成了大学语文教材面貌纷呈、思路多元的特点,今天展读,人文气息铺面而来。

民国大学的国文课本里,藏着最好的人文教育!


汪曾祺、杨振宁等众多学者名家饶有滋味地回忆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大一国文》课程,对其赞赏有加。汪曾祺曾对西南联大的国文课本这样评价道:“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既而他又说:“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更是对此念念不忘。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复旦所选编的国文课本,从悠悠五千历史的中华文化中,选录经典篇目,努力保留和弘扬中华文化,可以说它们是“灰暗年代的一缕闪光”,敢于承担保存中华文脉的历史使命。今天编者推荐的这套“民国大学国文课”系列,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国文教材,是无数名教授教过的国文课本,也是许多名人学习过的国文教材。


战火纷飞中的中华文化之光

 西南联大,这所仅存八年时间的大学,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孕育和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南联大国文课》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编撰而成的。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之中,国事日益艰难,社会笼罩着一层灰色的迷雾,而这些国文课告诉世人这绝不会是“小弗郎士”的“最后一课”。只要有中国人在,中华文化必将重新焕发光芒。

民国大学的国文课本里,藏着最好的人文教育!


这部《西南联大国文课》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编印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和《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的合编。是西南联大为全校大一新生学习国文而编撰的教材。内容分上、中、下三编,收录的文章上至先秦、下至新文化运动时期,范围广大。《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则是为了培养学生利用“语体文”(白话文)撰写文章表达思想的能力而编选的教材。当中收录了胡适、鲁迅、徐志摩、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冰心、林徽因等人的文章。


这部教材选录的文章,结合当下,不是高居象牙塔,不问世事。在这些篇目中,选录了很多关于战事、国家前途命运的篇目。如《楚辞·国殇》《左传·鞌之战》《悲陈陶》《悲青坂》《北望感怀》《示儿》等等。这些虽然是历史上作者关于国家命运而作的文章,但是对于激发处在危难时期的学生的爱国之情却有极大的作用。 如《左传·鞌之战》当中“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说的真是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使阅读之人激情澎湃,有这样士气的军队,何愁抗战胜利不得!这在当时日寇入侵、国土日益沦丧的年代里,尤能鼓舞、激奋人心。


有国恨,也就有家仇。换句话说,个人的悲欢离合无不与时代相关联。当时国民政府早已从南京迁都重庆,犹如历史上的南渡。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说:“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历史上,在宋室南渡的人群里,有一位著名词人李清照夹在其中。《西南联大国文课》收录了她在百感交集、情不能禁的情况下写的《金石录后序》,阅读此文,为李清照的感情真挚,加上此时此情而不禁萧然泪下。我们从这篇文章可以得知李清照的家国情怀,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西南联大极富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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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教授不单在课堂上对学生传授知识,也指导学生撰写作文,尤其是白话文作文。朱自清先生在《论大学国文选目》一文里,曾专门提到《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他征引朱光潜先生的话:“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因此西南联大从历次编撰的国文课本里,挑选出白话文章(时称语体文),加上新编的白话文章,形成《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 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回忆说:“在联大的‘大一国文’课堂上,我第一次用白话文写文章。(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写文言文),这是西南联大的特殊规定,我不习惯,问李(广田)先生是否可以写文言文,李先生说:‘应该改一改了。’没有多作解释。李先生出的作文题是‘人与枯骨的对话’,我写的内容主要是寄托自己的大同理想。李先生在文末批写了一句评语:‘有妙想自有妙文。’给了我92分。我有点得意,后来投稿到昆明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很快就发表了。”可见《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的作用,也由此可知国文课不单是为了学生学习,也是训练学生。


清华大学国学导师的国文教本

 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极力主张大学教育以人的品格的养成为目标,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一般生活之准备”的“通识”的“通才”。因此清华大学把基础课——大学语文的教学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在清华大学国文系长期任教的教师有朱自清、陈寅格、王力、浦江清、余冠英等。据李赋宁先生回忆,清华大学的基础课都是名师讲授。而且那时的“大一国文”是名教授才能讲授的,他们都讲自己喜欢的方向和熟悉的领域。这成为一时盛况。 《清华国文课》原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国文选》,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清华大学给大一学生使用的国文课本。是由朱自清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期间编选而成的。这本国文课选录了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其目的就是在于培养学生在纯粹的古典精髓当中学习“国学”的精华。后附翁文瀚、陈寅恪、冯友兰、唐筼(陈寅恪夫人)、梁治华(实秋)、谢文炳、贺麟等人对清华大学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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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清华,课堂内外,都没有放松学习。据伍铁平先生在《忆朱自清老师》回忆:“朱自清先生到昆明西南联大,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在清华,朱先生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并负责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国文课教学。他承继了西南联大的传统……他不顾任何人的反对,规定了高尔基的《母亲》,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屠格涅夫的《罗亭》和沙汀的《淘金记》为大一国文必读书。……朱先生关于大一国文课外读物必读的这个明智的规定,对一年一度清华五六百新生的思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们进步……” 清华的国文课不单在课堂学习,进行文化训练,而且也试图将国文课打造成“中国文学史发展脉络”的文本。这部《清华国文课》还承袭新文化运动的余绪,选录了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引入文学史的观念。


传承中华文脉的国文教本

1931年,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强调“文学有三方面:一是历史的,二是创造的,三是鉴赏的。历史的研究固甚重要,但创造方面更是要紧,而鉴赏与批评也是不可偏废的”。“创造”就是指加强引入新文学作品进入国文课程,但是胡适更加偏重“历史”。同在北大任教的钱穆,就注意到当时北大国文系的氛围,“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对白话文新文学以外,可以扫荡不理。” 
当时的北京大学国文选教材,贯彻了胡适对文字教育的史学观念以及对新文字发展的极力推动的思想。
这部《北大国文课》原名为《北京大学国文选》,为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编著,是全校大一以及先修班使用的通识教材。选录了古代诗词、古代散文、现代小说、现代戏剧和现代散文等几大类的文学作品,主要以文学欣赏性来选取文章,旨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次出版根据1946年《北京大学国文选》版本予以整理出版。

著名学者张金言这样评价《北大国文课里》的一篇文章,他说:“朱先生学问功底扎实深厚,写作认真严谨。当年选进《北京大学国文选》的《咬文嚼字》一文是我读到的第二篇朱先生的文章。朱先生非常重视文字的洗练,认为行文中一字之差,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他说:‘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又说:‘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朱自清先生称赞朱光潜的文章‘像行云流水,自然极了’。”

《北大国文课》选录的文章是从诗的文学传统,一直到新文学的新事物——丁燮林的戏剧、林徽因的散文。毫无疑问,这是胡适眼中一条清晰的中国文学史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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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本大学国文教材

在这四部国文教材中,《复旦国文课》(原名为《复旦大学一年国文讲义》)是汪馥泉一个人独自编著的,鲜明地凸显他的编选理念。这是和以上三所高校最大的不同。

《复旦国文课》选录文章是不拘一格,时而现代文,时而古文,时而小品文,时而评论类文章,让学生交替学习国文,不坠入既定模式。但是,也有其鲜明的特点。如将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手——胡适和陈独秀(字仲甫)的文章编选其中。但他视野开阔,编选的文章并不局限国内,也将目光看向国外,选录了周作人译著的日本诗歌选。


它是民国时期复旦大学一年级学生使用的必修国文课教材,也是较早收录新文学作品的大学国文教材。原书分为“甲编”“乙编”两部分,装订成一册。本书根据1932年《复旦大学一年国文讲义》予以整理出版,并附录了汪馥泉编辑《民智历代文选》中的十八篇文章。这部文选也曾作为当时大学文科的教材。

汪馥泉(1900-1959),字浚。原名汪浚,曾用笔名汪正禾等。浙江杭州人,是中国现代知名翻译家、作家、编辑出版家和民俗文学研究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先后在上海公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解放后,任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复旦当年的学生、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李嘉德在《燕园追记》中这样回忆复旦上国文课的场景:“在师表中,我不能忘怀两个人,一是孙寒冰教授,二是汪馥泉教授,前者授政治学,后者授国文。……汪教授的风度,与孙教授恰成对比。一个是儒雅风流,一个则是不修边幅,十足的名士派。头发乱蓬莲,经常不剪。上起课来,手夹香烟。记得……有一项作文,他出了个题目是颇富诗意的:‘三分春色二分愁’。我想了半天,便编了一个故事,主角是自己,当灿烂的春光来临,一个人孤寂无奈,出游郊外,看到很多对情侣双双,心中感慨万千。当然文字描写得很优美。想不到汪教授竟在文后批示:‘独踏迢遥桃李影,忍看别个绰绵情’,佳作也。发还作文时,还特别把我叫住了抚抚我的头说:小子,你很有文学天才,好好努力。’从此以后,我对文学就特别发生兴趣,读遍了中西文学名著……说真的,今日我能替正中书局编六册的高职国文,在《联合报》写专栏,在大专教书,这一切,都是汪馥泉教授的赐予。”

民国大学的国文课本里,藏着最好的人文教育!


汪馥泉曾编辑过《民智历代文选》,作为大学本科教材。此次《复旦国文课》便从中精选十八篇文章,附录在该书后边。这些文章当中,知之者甚少,如于成龙《与友人荆雪涛书》、管同《说士》、蔡元培《祭亡妻黄仲玉》等等。尤其是蔡元培《祭亡妻黄仲玉》这篇文章。蔡元培给世人的感觉是“翩翩君子”、斯斯文文。通过阅读这篇文章,原来他也有罕为人知的另一面——通过他在文中细数与亡妻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位被妻子黄仲玉称为“有点酷”的蔡元培真挚细腻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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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谦德文化策划、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西南联大国文课》《复旦国文课》《清华国文课》《北大国文课》四本,其中《复旦国文课》《清华国文课》《北大国文课》均为民国以后首次重印,尤其珍贵。
本次出版的民国四所著名高校的国文课,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当时国文选的真实风貌与丰富内涵。“那个年代,大家都很勤奋,勤奋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国。”
许渊冲说:“我的根源,根在西南联大,跟在闻一多、钱钟书。”从这些国文课当中,我们也许能够体验到一种“目的地——民国”的真实穿越感,体会当时大学国文的人文情怀,也从中吸取养分,培植本根,陶冶情操,把根深深地扎在深厚的中华文化里,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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