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好基友: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与共识

短暂的蜜月

1916年10月,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致信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陈独秀对此大为赞赏,立即编发在《新青年》上,并专门撰写跋文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界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当见其成,则大幸也。”

民国好基友: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与共识

这就是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它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冲破旧文化的沉沉黑夜,向新世纪跨出了第一步。

其实,陈独秀也早有文学革命的主张,与胡适不谋而合。为了给胡适之文大壮声势,他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

不久,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力邀下,留学美国七年,在大洋彼岸高举新文化火炬的胡适,回到国内,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二人联手的共同努力下下,新文化运动得以轰轰烈烈的展开,二人也成为思想界的执牛耳者。

思想道路上的分手

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与胡适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日渐凸显。陈独秀放弃了创办《新青年》初“不谈政治”的宗旨,对政治的热情日益高涨,这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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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陈独秀对胡适不谈政治的做法也不以为然。陈独秀笃信马克思主义后,将《新青年》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坛,崇尚思想自由的胡适更无法认同陈独秀。

1919年初,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在上海“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和胡适等“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

此后,陈独秀将精力转移到筹备建党工作上,而胡适仍然坚守文化和思想启蒙的立场。陈、胡二人都曾竭力弥合彼此的分歧,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二人在不同的思想道路上渐行渐远。

胡适营救陈独秀

然而,无论陈独秀和胡适在政治、思想上多么水火不容,但两人的私交并未断绝。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被法租界逮捕,社会上的知名人物及社会团体对其开展了营救行动。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为陈独秀“乞援”,他在日记中记道:

写一长信给顾少川,……说法国人近年作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末说,我并不为独秀一个人的行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牢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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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等人的积极营救下,陈独秀获释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经济拮据,胡适又与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人署名发表为陈独秀募集讼费的启事,为老朋友的生计奔走。

“图书馆”里的争论

1925年冬,胡适到上海,借住在亚东图书馆。陈独秀有时悄悄地来看望胡适,“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

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这样的争吵在两位老友之间简直是家常便饭。但争吵归争吵,两人的私交并未受损,事实上,两人不仅经常见面、闲谈、会餐,还一起对亚东图书馆进行业务指导,一起参与很多社会活动。

国共合作破裂后,陈独秀为躲避缉捕,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这样,他在很长时间里都与胡适没有了来往。

胡适再度营救陈独秀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积极参与陈独秀的营救活动,他不仅致电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而且与翁文灏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

对于各界的营救电报,蒋介石指示不予复电,但在回复胡适等人的电文时,他明确同意将陈独秀“移交法院公开审判。”

民国好基友: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与共识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作了《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他称颂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胡适此时公开演讲,自然是想引起整个社会对陈独秀的怀念和关注,从而增加营救他的力量,他还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傅斯年为陈独秀辩护的《陈独秀案》一文。

陈独秀也在狱中写信给胡适,感谢他和一班朋友为他奔走。

“关照不周”引发的误会

陈独秀被审判入狱后,胡适多次到狱中探望老友。1933年11月初,胡适路过南京,因行程安排较满,无暇探望陈独秀,他惟恐陈独秀误解,去函解释道:“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

陈独秀对此大为“不爽”,汪原放写信替胡适解释,他在回信中颇带情绪地说道:“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它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此后胡适途经南京,他总是挤出时间探望这位老友,不时给他带去一些书籍,陈独秀也就不计较了。

最后的思想共识

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出狱。远在美国的胡适,不忘为老朋友的生计着想,为他联系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希望他到美国完成自传的写作。

但陈独秀却拒绝了,他选择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县城,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此后,陈独秀与胡适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民国好基友: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与共识

1949年4月14日,在国共内战的轰隆炮火声中,胡适黯然伤神地登上了离开大陆的轮船,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祖国。当轮船航行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时,他读到了《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

他将老友的遗著重新编辑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他还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

在序言中,胡适由衷赞佩老友在“最后见解”中发掘出民主真谛的意义。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他的“最后见解”“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

两个老朋友,在经历了多年的分歧、争论后,最终在对民主的见解上达成了共识,胡适也为与老友最后的认同感到欣慰。

文:羚羊挂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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