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平到北京,不变的乌鸦妻妾成群

作者:刘笑宇

1999年3月,这个春天很冷,我被众多的流言包围(此处省略N个故事)。鉴于时势,权衡利弊,经过一星期的反复煎熬,我于3月6日回到湖南省委的办公室,清理了一下物品,写下了辞职报告,做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离开省委、离开外办、离开官场,去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想着所有的是非行将远去,我痛苦的给自己松绑。然而,去哪儿呢?

这个不平静的夜晚,我梳理了我的朋友圈。再往南,广州有我的同学,但交情不深;往西,只有同去日本的两位云南朋友,也是萍水相逢;往东,似乎没有哥们;往北,北京倒是有几个关系紧密的,且是祁阳人,如段翔宇、李祁生。立即与老段联系,老段说欢迎,于是很快定了去北京的机票。向北望,心亮堂,光明在前方。

3月7日晚,搭上6点50的班机,乘坐中华航空C17自长沙到北京,有一点林彪仓皇出逃的感觉。别了,湖南,别了,家乡,别了,我的至亲以及亲爱的和非亲爱的人,把所有烦恼扔进风里,生命开始逆风飞扬。

机窗外,云卷云舒。这3个多小时的航程,是一次生命之旅。消息是封锁的,你知我知,他知甚少。北京,本是我生命中无关的人,现在将占据割舍不了的位置,就此注定在风云际会中相连一生。

抵达首都机场,不见老段,只见雪花飞舞,银装素裹。电话中老段只告诉我到哪里住下,心里凄然。孤苦伶仃的感觉浮上来,我打了个寒噤。千里冰封的北国,用一场雪迎接举目无亲、桀骜不驯的来客。

我背着重重的行李坐上的士,往老段指定的地点—-南礼士路核工业部招待所奔去。

住下。雪越下越大。我盖上两床被子,还感觉冷。起身一看,窗外,一群乌鸦在枯枝上相拥而眠,时而凄厉的叫上几声,毛骨悚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首古诗:老树枯枝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一夜无眠。

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民国作家眼中的北平。我记得仿佛是鲁迅先生说过,北平没有春秋,颇有点道理,假若冬天一延长,夏天一提早,把这春天却无形之中越过去了;冬天提早,夏天延长,秋天也就很短了。虽然是这样,然而北平的卖东西的,对于季候,是一点也错不了的。

1935年作家江寄萍在《申报·自由谈》上描述:“北平的冬天更能令人领略出一种特殊的况味。现在差不多的人家大概都装上洋炉子了,在从前却没有,都是小白炉子,如果在彤云欲雪的黄昏,屋中不必点灯,小白炉子内的煤球红红的,可以照见人的须眉,屋内充满了淡红色的光,薄薄的窗纸“窸窸窣窣”的一响,跟着就是风门子被风吹开,“邦”的一声,又关上了。这种特殊的风趣在当时多不注意,而我们几个朋友却正在围着炉子烤手,有的手里抱着茶壶:作诗,大概谁也没有那种闲散的心情,下一盘围棋,倒可以使人忘了冷。

再不然早早的钻进大棉被里去,躺着看书,躺着吸纸烟,这时不晓得外面是否落了雪,也更不注意外面的风。然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却被风吹来一声“萝——ト来赛——梨”的尖厉的调儿,有时还会同火车的哨子成一个合奏调,这时我们躺在被窝里的心情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怅惘吧,谈不到;悲哀吧,更不是,喜悦吧,绝没有一点,只是心里空空的,觉得有点迷惘。大概这种情绪是在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之外的,所以没有法子可以形容当时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北京的冬天刺骨而荒凉!

从长沙到北京,还是水土不服,甚至有排异反应。第二天,我无法起来,看着电视缓缓地睡下去。雪是没下了,乌鸦还在嬉戏,像散落的标点。临近中午,老段来了,喜气的样子。寒暄之后,我们吃了一顿涮羊肉。来意老段是知道的,饭后去了他的办公室,他们正在做国家统计局的工业景气指数。过于专业,我一时还切不进去。我是想先找地方住下来,看看北京的文化景气指数再说。

入夜,总是流浪者的痛苦时分。躺在窄窄的单人铺上,眼前总浮现许多人和事。昔日的一个政府官员,今日的北漂一族,这种反差,虽早有准备,但面对现实,环视周边,还不免有些失落。特别是放不下只有10岁的儿子刘笔客,放不下新颜旧欢。父母在农村,不知道我的变故,也就没有挂碍。
朦胧中,我就想起了一个富有禅意的故事-----一个苦者对和尚说:“我放不下一些事,放不下一些人。”和尚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苦者说:“可我就偏偏放不下。”和尚让他拿着一个茶杯,然后就往里面倒热水,一直倒到水溢出来。苦者被烫到马上松开了手。和尚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放不下的,痛了,你自然就会放下。”是啊,痛了,才能放下!我的痛,又有谁能知晓呢?
一种选择,也许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记得民国时期许多达人和大家也当过“北漂一族”。

京城历来居不易。这一点,凡是想在北京寻找梦想的人,都有感触。据说民国或更早一点的京城,可以投靠遍布京城的家乡会馆。同乡短时期求居可以不交租,或交很少的费用。鲁迅刚到北京就住在绍兴会馆,写下了他的成名作《狂人日记》。鲁迅是1912年来到北京的。从1912年到1919年间,鲁迅与蔡元培一样,不得不租房子居住。当他在八道湾胡同买了四合院后,才结束了租房的日子。

当年鲁迅和胡适同时在北京教书,比鲁迅大10岁的胡适工资也比鲁迅高,但他却不置房产。蔡元培的工资更高,鲁迅在北大做讲师,胡适在北大做教授,蔡元培是校长,相当于副部级的领导。不过,胡适和蔡元培一生都是著名的租房户,无论在北京还是流徙他处。要知道,读书人搬家是很麻烦的,书搬一次乱一次。

蔡元培虽然贵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学校却没有给他安排住房,于是蔡元培不得不自己租房居住。1917年春天,蔡元培在位于今天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的地方,租了一座有东、西各三进房子的四合院,面积有368平方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座四合院足够宽敞了,但蔡元培是拖家带口,还有仆人,只能勉强够住。

从1917到1920年,蔡元培在东堂子胡同75号居住了3年。其后,蔡元培因为各种原因,多次搬家,直至1928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期间一直租房居住。这些房子,要么位于今天的西城区,要么位于东城区。

    想想这麽多高人大家都这样“打拼”,我地位卑微,初来乍到,就多愁善感,自认“臭文人”不禁露出“皮袍下的小来”。

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写过一本书,名叫《痛并快乐着》,但把痛转化为快乐,是一种怎样的过程?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是化茧为蝶,壮士断腕?还是脱胎换骨,推倒重来?自己是自己的手术刀。我既然切开了过往,我就得面对创伤,抚慰创伤,疗养创伤,直到长出新肉。
我开始在干事中忘掉忧伤。贾铁来了,一个帅气的河南小伙。听说我是学电视的,又写过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大型电视专题片《走近雷锋》,两人越谈越投机。听了我对《中国茶文化》的想法,我写剧本,他找赞助,可以合作大干一番。
我在招待所租了一个15平米的房子,安排好吃住简单用品,开始收集资料,构思这52集的大型电视片。
三天之后,我拿出了《中华茶文化》的整体策划,他们看了,觉得很好。我接着开始写每集解说,一天写两集,每集6000字。那时的我,灵气十足,笔若生花,来得很快。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看我的文字,都觉得韵味十足。后来一想,当时因为要在北京这个政治、人文荟萃之地站住脚,不推销自己不行!不光写东西如此,而且,我把原来文学、书法的获奖证书从箱子里搬到了展柜里,一一打开。朋友一来,就可看到,这比自我标榜要强多少倍!
刚开始接单,不计较稿费的事,主要是交朋友,结善缘。朋友吃喝自然是永恒的的主题。我就拿出湖南人的豪气,海量的酒水交了一批朋友。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又写了电视片《中国饮食文化》策划案,并与北京烹饪协会取得了联系,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接着,认识了在卫生部健康教育所搞事的长沙老乡邓雄,谈及拍一部卫生与健康的轻喜剧,科教音像出版社的两位领导一致赞同。后来,没有开拍,主要是资金不到位。就给他们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的电视片《不吸第一支烟》,得了800元稿费。要知道,1999年,北漂者一般工资是800元一个月,特殊人才才能拿到1500元。
3月的北京的天气变幻无常,很难见到阳光。即便见到阳光,也是五级大风,尘埃扑面。很糟糕的是,北京冬天蟑螂甚多,和你同睡同吃,翻开褥子,蟑螂一大片。我对首都的形象大打折扣。即便如此,为什么每年都有这么多人飞蛾扑火般涌向北京,哪怕住地铁、地下室都坚定不移?

北京之大,大在王者之气。且不说北海、天坛、故宫紫禁城,且不说颐和园、十三陵、什刹海、雍和宫,香山红叶四合院,数不过来的历史人文景观。万里长城、天安门、中南海永远植根在人们心中。我没有更多时间去游玩,天坛、雍和宫、天安门、八达岭长城我是挤时间去了,但总是提不起兴趣,也不去想这些历史建筑中承载了多少故事。到此一游啊,与心情有关。

后来,我又策划了《中国小城镇》项目,当时没有操盘手,没有赞助商,搁浅。再后来,我写了电视剧《开清第一功—正反洪承畴》,共30集,在7月流火的季节,一天一集,8月份拿出初稿。请清史、明史专家开了剧本讨论会,总体很好,也提了不少修改意见。改后交给贾铁,说好每集5000元,但我只收了5000元,就没有下文。

我还是想找个地方上班,先稳定下来,就去《人民日报》应聘。没想到有这么顺利,8月6日,我把简历和发表的作品往报社牛振岭主任桌上一放,两人一拍即合,第二天,我就上班。

当时想,北京很大,人才济济,也有我的一席之地,就欢快的干起来。先适应,后学习,再主攻策划,也觉有位有为有味。先后写了十几个宣传方案,都发生了显著效益。其中《国庆感言》总效益达到10万元。这样工作了3个月,每月工资仅为1500元,经常入不敷出。由于在北京开销很大,正要断炊,巧在人民日报《市场报》面向全国征集广告词,我写了“今生拥有市场报,遨游商海有航标”一句,竟然获得了三等奖,3000元奖金,我再次感到了文化的张力。这期间的收获是结识了一批朋友,体验了北漂的滋味,故事点点滴滴,只能记在心头。一段时间的强烈感觉是,为别人打工,有点屈才,必须借平台自己搞文化项目,把智慧化成生产力,才能找到支点。

冬天里,来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乌鸦。一边是雪地,一边是乌鸦,成为北京黑白封面。不知蔡元培、鲁迅的笔下出现过没有。“早上,打开房门,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不知从什么时候,有成千上万只乌鸦都往这里聚集,有的落在屋顶上,有的落在院子里。如果到了晚上,你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片乌鸦,那种场面是相当震撼的,也是让人毛骨悚然的。

所以很多人就传言,由于故宫以前是皇宫,曾经冤死了很多人。宫斗片大家都看过吧,今天这个被害死,明天那个被害死的,有冤情都没地方说去。这里聚集了太多的阴气和冤屈,所以乌鸦才会往这里聚集。

乌鸦,从古至今都被很多人认为是不详的鸟,由于它们以腐肉为食,所以有死人或者死动物的地方,乌鸦总会前来光顾。其实,故宫中的乌鸦如此之多,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在古时候就有了,所以冤魂之说是不靠谱的。恰恰相反,故宫中的乌鸦,其实是满清皇帝们请来的。

明朝末年的时候,努尔哈赤被官兵追捕,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遇见了一群乌鸦将他的身影掩盖,追兵看到了一群乌鸦,以外没有人,因此努尔哈赤逃过了一劫。

后来努尔哈赤当上了皇帝,不忘乌鸦当年的救命之恩,所以他命满族人家中皆立“索罗杆”,又称“神杆、得胜杆、祖宗杆、妈妈杆”等。满族人家家立杆,在杆顶放肉和粮食酬谢乌鸦。(而乌鸦救主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如今的辽宁省辽阳市境内)

乌鸦曾经救过皇帝,大家就知道想当年乌鸦的地位有多高,而皇宫自然也就成为了乌鸦的乐园,虽然如今历史变迁,改朝换代,可是乌鸦依然把这里当做它们的“乐土”。

我就想,我们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人往北京云集,是不是同乌鸦一样,把这里变成一生的向往,文化的坐标,机遇的天堂?反正,当年,我是这么想的。

是啊,每个人都守着一扇自内开启的“改变之门”,开门的永远是自己。在北平,蔡元培、鲁迅、胡适等大家们,为中国教育的复兴和民族的前途而求索,不惜克服千难万险。在北京,也许我是为了逃避不幸而来,但我想,改天换地之后,灾难和逆境常常是一种祝福。面对生活,如果你有一份可贵的责任感,那么,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乌鸦也一样!

相关新闻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QR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