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他的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

后人在讲辛亥革命史的时候,梁启超的作用常被旁落。因辛亥前后,梁启超不诺袁世凯、孙中山官至大总统,不诺段祺瑞、冯国璋手握重兵,像他们一样在政坛上可呼风唤雨。论官职,梁在辛亥后只当过几个月部级干部。      

     其实在那年月,梁启超和孙、袁、一样,算得上一方领袖,至少算得上精神领袖。梁只算当上了部级干部。但围绕在梁身边的,有一个庞大的宪政派群体,即进步党知识群体。他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他的宪政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今天,我们重温他那些金玉之言,仍感受益匪浅。

             

悲剧!他的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


       梁任公享年仅56岁(1873年2月 —1929年1月 ),17岁中举,22岁追随康有为戊戌变法。其一生成就后人大致分为4个阶段。 一是戊戌维新阶段,二是清末立宪阶段,三是共和以后讨袁称帝和反对张勋复辟阶段,四是退出政治之后的文化学术和讲学阶段。四个阶段的梁任公各具风采。“清末立宪阶段”,从1901年清末政新政到袁称帝前,这个时代是和梁启超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梁曾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
       戊戌失败,亡命海外,梁启超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并广泛研究了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宪政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作了许多探讨,其中心环节是关于国会的生张。他认为立宪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对国会负责。梁认为,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议院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股世界潮流,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抗拒,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正在于不知民权为何物,不设议院而行专制。梁启超的目的,是要“通过渐进的改革,在避免动乱保持和平和秩序的基础上达到最终的立宪”(《梁启超传》P357)
     孙中山曾说“革命改良决分两途”,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应当是革命改良是可以殊途同归的。从1910年到1911年,梁启超写了二十余篇有关宪政的文章,他广泛研究了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对宪政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作了许多探讨,其中心环节是关于国会的生张。他认为立宪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对国会负责。“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在他看来,召开国会是筹办宪政的先决条件,因此开设国会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成为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

       孙激进,梁温和。康梁原主张的君主立宪,用现在的话讲叫“体制内的改革“。1905年,任公在《开明专制论》中指出:“近世国家之分类,大率分为专制君主国,立宪君主国,立宪民主国,吾以为此分类甚不正确。何以故,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换言之,凡是权力都可以形成专制,如果受到宪法的控制,该政权就是宪政的,哪怕它是君主制。同样,如果不受宪法的控制,这个政权注定是专制的,尽管它可以是民主制。宪政的要义就是控制权力,专制的要害则在于它不受任何对象包括宪法的制约。明乎此,君主与民主,只是就权力来源而言,无关宪政与专制。君主的权力 来自世袭,正如民主的权力来自选举。但如果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必然获得专制。   

      辛亥前,孙进行共和立宪,与梁公倡导君主立宪,本无优劣好坏之别。任公所以主英不主美,因为看到中国国情近于英而别于美。因为中英两国都是君主体制,没有北美那种殖民自治的传统,故立宪之路,理当走英,让宪政在自己的传统里诞生。比如法国1000多年的君主传统,但它偏偏效法君主一天都没有存在过的美国。结果从1792第一共和始,不但架起了断头台,而且延祸近80载,一直到1870第三共和才稳定。其间经历了两次波旁王朝的复辟,又穿插了两次拿破仑叔侄的称帝。如果它能持守1789后吉伦特派的君主立宪格局,法兰西的宪政史也不至那么漫长和血腥。再如近邻日本,明治维新、保留皇室、平稳改革、成为宪政国家。
     在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论战中,梁启超反复指出,革命将使中国“流血飘杵”,果不其然,二十世纪里中国直接死于“革命”的人和间接死于“革命”的人数以亿计。经常有老革命讲,红色政权是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加上被革掉命和解放后整死的人,这个数字至少还要翻上一倍。梁氏说: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为革命对象,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这会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1906年前后,任公在一系列论文中列举出六大原因:

  “一是中国人民智力低下,无实行共和国之能力。

   二是革命后所建立之军政府必然专权,决不会让权力于议会。

   三是革命必然引起大乱,刘邦项羽之辈迭出,你争我夺,混战不已。

   四是“土地国有论”的理想无法实现。

   五是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不造成议会专制,就造成行政首脑的专制。

    六是共和立宪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其结果就是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梁启超传》P111)。

      显然,梁启超的这六个推断都言之成理,并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验证。
       显然,他的“开明专制论”的立论基础,倒不是它如何如何好,而是比之暴力革命,对民族的伤害最小。
       没有立宪派参加,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但革命后,宪政局面反而变得比前清更加维艰、路途也更加迢遥。1912年2月,梁为袁设计了一个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方案。,建议袁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党分化出来的分子,组成一个”健全之大党”。梁启超先是组建了民主党,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第一是与宋教仁的国民党。

       宋案后,梁反对孙中山二次革命,撰文:“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进步党发表通电,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

      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九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此间,进步党在拥袁的前提下,改良政治,力图将袁引上宪政轨道。这表现在熊希龄内阁上台后,曾发表由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主张贯彻法制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军民分治,废省改道;实行地方自治。经济上,提出了整顿财政;发展实业;一系列繁荣经济的计划。

       袁打败乱党,正式当上总统后, 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至此第一届国会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1914年2月12日,梁启超随熊希龄内阁辞职。

悲剧!他的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

     1915年袁世凯鉴于民智未开积极复辟帝制,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决裂,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当年12月,进步党人,梁学生,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清末是专制,北洋也是专制;但可以比较的是,同为专制,清末十来年没有什么动乱,北洋十多年,不但政局乱象纷呈,导致割据与战祸绵延。共和致乱,且为乱源,不独北洋如此,这原本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如果可以比较一下现代以来的欧洲历史,那些君主传统的国家,只要是走君宪道路的,二三百年,无不安定和平。相反,君主政制顿转共和,一旦脱失自己的传统,却无常陷入周期性的扰攘与动荡,20世纪的苏俄极权、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等,都是共和的产物;更遑论亚非拉,多少共和国其实就是军政府,伴随共和名头,全是眼花缭乱的政变与篡夺。
      进入二十年代,梁启超洞穿了刚成立不久的苏联,在《复刘勉已论对俄问题》中,他一针见血的指出:“苏联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毫不犹豫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教你信仰的人却并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丢在茅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去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可爱的青年们,醒过来罢!”
       护国武力讨袁,虽然胜利,实际上背离梁氏“宪政”理念。孙中山二次革命是民国的第一次武力政争,此为第二次武力解决政争,同样背离法制精神。使民众的激进主义革命情绪继续高昂。袁去世后,北洋亲信大将的离叛,迫袁退位。袁死,段祺瑞、冯国璋分割了袁的遗产,形成了皖系和直系的对立,各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反而比袁大总统时期更乱。

       许多专制者武装夺权之后开始玩起假立宪的把戏,他们在形式上搞出一部宪法,肯定一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选举前拥护国会,选举后嫌国会碍事,解散国会。完全依靠军队、警察、特务来进行高压统治,完全或部分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权利,使社会生活与皇权时代并没有本质区别,有时候甚至更加黑暗。 

       1916年8月以后进步党一分为三,组成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组成的韬园系。不久,汤、梁两派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研究系后来虽有重建进步党的意图,但终未实现。
        随着一系列事件,国民党的宋教仁遇刺、进步党的汤化龙遇刺,不主张暴力的民主宪政人士,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也许他太过失望,1917段内阁下台,梁启超辞职,从此退出政坛,当教授、专心治学 。他支持段祺瑞就已被南国民党视为敌人了,汤化龙的下场是前车之鉴。

悲剧!他的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

   
       在民主与宪政的价值排序中,任公坚持主张宪政优先而非民主优先。并且在任公的立宪政治学里,宪政本身即为一种渐进民主。对每个人来讲,宪政远比共和重要。只有宪政,才能保障你的权利;哪怕是真共和,却未必能做到宪政所能做到的这一点。

        因此,当年,共和、还是立宪,转换在国家体制的学习对象上,就是英、还是美。这是20世纪零十年摆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选择,正如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面临的第二次制度选择是英美、还是苏俄。百年过去,历史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遗憾,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我们的先辈选择的机会,为什么两次都做了错误的选择?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20世纪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次革命,一次比一次激进。不但没有解决专制问题,相反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向新的专制,以革命党为首倡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错失了宪政,也错失了民主。这是民主的劫数。

    梁启超仅凭学说对民初政坛产生重大影响。他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当之无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掌兵,决定不了政治走向。随着国共两党兴起,激进的革命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梁任公的宪政学说、中国的民主宪政力量、反而逐步边缘化,致百年不成气候。      

     梁任公的精彩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结果,当它尚未发生时,梁任公便有了清晰的预期。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梁公超越了同时代的和当今的多数人。

(黄老道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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