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远神父——加入中国籍的另一位白求恩

引子:中国人都知道曾经有一个加拿大来华支援抗战的白求恩,却很少有人知道比利时来华的雷鸣远。他们的光辉事迹同样都是为中国抗日军队提供医疗救援服务,同样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所不同的是:白求恩服务于八路军,雷鸣远服务于国军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雷鸣远是基督教神父。唉——

腓特烈 · 雷博(Frederic Lebbe,1877-1940),即雷鸣远神父,圣名味增爵,1877年8月19日生于比利时根特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雷神父是家中的长子。他双亲的虔诚信仰与基督徒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和他的弟妹们。母亲露易丝从小就引领孩子们祈祷,并经常为需要的穷人慷慨解囊,使雷神父从小就养成热心祈祷和乐善好施的精神。

雷鸣远神父——加入中国籍的另一位白求恩

雷鸣远
雷鸣远先生1901年来到中国。当时正值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面对不平等条约,已经沦落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 为消除中国人对“洋教”的误解,能真正认清和了解教会,雷鸣远神父不但将自己的国籍改为中国籍,而且先后于1927年、1929年创立了两个国籍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全心全力为中国人民服务。 

雷鸣远神父——加入中国籍的另一位白求恩

雷鸣远与中国孩子
一般外籍传教士,往往以披露我国的缺点、贫穷,来争取外国教友的同情与慨赠,而雷鸣远则以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的深厚,作为报告的资料,他对质疑他的人说:“隐恶扬善,是任何君子应该做的事,又何况一个有爱的人呢?”

1905年,他升任涿州总堂神父,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取下教堂悬挂的法国国旗,换上了中国的龙旗。1912年,调任天津,他同样取下了教堂的法国国旗,以示这是中国的教堂。
1912年,雷鸣远在天津创办《广益录》周刊,后改为《益世报》,这份报纸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与《大公报》齐名的著名媒体。“九·一八”事变后,雷鸣远作为《益世报》创办人,积极拥护中国人民武力抗战。
1932年,《益世报》重金礼聘罗隆基为报社社论主笔,雷鸣远对罗隆基说:
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鬼子打出去不可。 
1933年,热河长城抗张爆发,雷鸣远发表公开讲演:我平生爱主、爱人、爱中国,现在国难当头,我辈应声嘶力竭,奋不顾身。56岁的他率领教众600多人,组成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 
1934年3月,雷鸣远应宋哲元将军的请求,创办“残废军人教养院”,为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收养残废军人。在教养院的开幕典礼上,雷鸣远对那些铮铮铁骨的抗战将士说: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近六十,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二十年,不依然是爱国青年吗?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

 1935年,绥远抗战爆发。雷鸣远被傅作义将军聘为“最前线救护队队长”,在前线,他率领400余人组成的担架队,出入炮火,毫不畏惧,甚至自称“已死队”,表示奋战到底的决心。在绥远抗战最残酷而无助的时候,身经百战的傅作义曾与雷鸣远抱头痛哭,即便在这样危急的时候,雷鸣远依然没有离开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60岁的雷鸣远发表了《我国现在需要什么人》的文章,“国人有三分之一肯牺牲,国即可得救。”他对教会里的同仁说:现在抗战开始,要停止一切与救国无直接关系的日常工作,一心从事抗战,不把鬼子们驱逐出去,誓不生还!
也是在这一年,雷鸣远立下遗嘱: 时已迫矣!数月后,欲若此夜之清静写字,或不可得,安国失守后,仆虽未必死,然亦未必活。 

雷鸣远神父——加入中国籍的另一位白求恩

可知其早有为中国牺牲的决心。此后,雷鸣远率领由600余人组成的救护队和战地服务团,在太行山、中条山一带担负起救护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等工作。部队念其老迈,给他一匹马作为代步工具,他却从不骑行,只在马背上驮着弥撒器物,自己背着行囊,里面只有一本日课,一本日记,一支钢笔,一件外衣,一条裤子,一双袜子,一双鞋,一块毛巾,这也是他的全部家当。 

在抗战最艰苦的关头,雷鸣远曾这样说: 我们的老战士是绝对的乐观,我们一定会夺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丝毫没有问题的。我永远这样相信,假定中国正规军完全被日本消灭,仅仅靠着中国广大的土地,广大的人民和不死的人心,是仍然会击败日本的。自然这只是假定,日本绝对没有能力消灭中国的正规军,看现在的敌人不但没有进攻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正规军一批一批地开入敌人的后方去了。 对于国际局面,我也是一直有一个单纯的信念,便是:为真理为正义为全世界人类的幸福而战斗的,一定能得着胜利,管它德苏协定也罢,日苏协定也罢,都不能动摇我们抗战的意志,都不能阻止我们的胜利。离开了真理正义,统统是要归于灭亡的。这至多只能延长我们胜利的时间。以抗战到胜利,是一条必达的长路,你要单纯地理解它,若要复杂的理解,它便成了复杂不堪了。
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先生逝世于重庆。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在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的追悼雷鸣远先生大会上,有一幅挽联这样写到: 博爱谓之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雷鸣远有两句著名的座右铭: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有一百分力量不出九十九分。

附录:雷鸣远(1877-1940),天主教传教士,比利时人。出生于比利时根特一个天主教家庭。雷鸣远1901年来到中国。1915年在天津创办《益世报》。1916年反对天津法国领事在天津扩展租界。1927年至1929年创立两个国籍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全心全力为中国人民服务。抗日战争期间,雷鸣远不仅在报纸上宣传全民抗日救国,而且还组织人员上前线抢救伤员,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积极呼吁抗战,不仅透过《益世报》大力宣传全民抗日救国,收复失土,还积极身体力行投入到抗战之中。在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中,雷鸣远亲自率领修士和教友,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抢救伤员。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雷鸣远为耀汉会立了遗嘱:时已迫矣!数月后,欲若此夜之清静写字,或不可得,安国失守后,仆虽未必死,然亦未必活。可知雷神父早有为国牺牲的决心。此后,雷鸣远率领由六百余人组成的救护队和战地服务团,在太行山、中条山一带担负起救护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等工作。雷鸣远说:对于这,我们的老战士是绝对的乐观,我们一定会夺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丝毫没有问题的。我永远这样相信,假定中国正规军完全被日本消灭,仅仅靠着中国广大的土地,广大的人民和不死的人心,是仍然会击败日本的。自然这只是假定,日本绝对没有能力消灭中国的正规军,看现在的敌人不但没有进攻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正规军一批一批地开入敌人的后方去了。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在重庆病逝。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公开褒扬。

附录:做为中华民国公民,雷鸣远是坚定的抗日派,他坚决支持创办的《益世报》发起武力抗日的主张,长城抗战时雷鸣远都已经60岁了,依然亲自带领教会人员到前线抢救伤员、全面抗战爆发后,雷鸣远率领教友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积极帮助前线将士抗战并救济难民。1940年他在国共摩擦中被八路军扣留,被误会是间谍,当时已经有重病在身,回到重庆后不久病逝于歌乐山。中华民国政府当时曾公开褒扬雷鸣远并举办追悼大会。他的人生一共63年,其中有40年都在中国,时至今天,雷鸣远神父的牌位依旧供奉在台湾英烈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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