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振贤:抗战中的军统领导人——戴笠

今天是抗战胜利75周年纪念日,我们缅怀先烈,铭记军人的浴血沙场,同样也不可忘记在隐蔽战线上与敌争锋的特工,正是他们的情报工作,使战场决策有了依据;正是他们的杀奸除恶,对敌形成的隐形威胁,才使抗战大局免遭破坏,最终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戴笠无疑是对日隐蔽战线的代表人物之一。

康振贤:抗战中的军统领导人——戴笠

戴笠精力过人,平时开会谈话,常到午夜,真正考虑问题,研究问题,常常在晚上2点后。1933年长城抗战,为了解日本人真正的企图,曾留下了连续49个晚上只有两小时睡眠的记录!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抗战问题,戴笠有幸列名参加,休会期间各代表议论纷纷,戴笠说:“打!这次一定要打!”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在旁揶揄道:“武器装备不如人,经济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和平的!”

淞沪会战期间,戴笠已预见到日本会在杭州湾登陆,所以他特别成立了一个调查勘测组,以4天4夜的工作绩效,完成了对川沙县、金山卫至杭州湾的调查勘测任务。在总结报告中,他对这一带海岸线敌军兵力、谍特动向、敌军意图、地质地形、滩涂港湾、水域深浅甚至海匪、湖盗的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和分析,由此他还提出5条建议。其中最重要和最有预见的一条就是:因金山卫硬滩地带港湾水深,日本很可能选择此处登陆,应加派重兵防守。这件报告,于8月20日由戴笠及时转交蒋介石本人和淞沪前线部队指挥部门。蒋介石得报,当即指令“严防”。然而,这一重大的部署,却因上海的激烈决战,便不断添油加灯似的把外围部队抽调一空;加之未引起军委会第一部刘斐的根本重视,遂致对杭州湾的防御被忽略,而成为淞沪会战拐点。

戴笠不做事则已,如果做,便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武汉和广州相继失守后,为了弄清日本海军在南中国海的企图,他曾用手枪对着电讯负责人说,今天如果得不到确实情况,我们大家都要死在这里。皇天不负有心人,他守在电台旁四个小时,终于得到了可靠的情报。但他到香港时,工作之余仍不忘替同事购买生日或结婚礼物,亲自一样样的选,一包一包分配好,以后坐飞机到了什么地方,又一包一包亲自送到同事的家里。对于军统重要干部的个性、生日、家庭情况,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父母亲属的生日。

康振贤:抗战中的军统领导人——戴笠

由于戴笠的热情洋溢,在军统以忠义报国为倡,广罗慎用,历练培育,以手足之谊互勉,所以其麾下虽然鱼龙混杂,却能人才辈出,皆乐为所用。加之他有用人所长,容人所短,计人之功,改人之过的理念,达到了人尽其才的地步。所以他做事能够以较少的人力和经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抗战期间,军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杀敌锄奸,贡献不菲。1941年4月1日,戴笠在公祭典礼后,拿着一份先烈相册,对部属沉痛地说:“同志们,请看我手里所抱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历年罹难同志的照片册。各位想想,什么叫无名英雄?无名英雄就是死了,连照片都不能挂出来!由此可见我们特种工作人员的人格道德怎样?特种工作人员的事实表现怎样?这就是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工作的产生;到民国三十年的今天,我们的贡献;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不会绝灭的保证!

戴笠每对部属训话,说到同志壮烈牺牲时,总是热泪满面。正是这种对烈士虔诚的礼敬,重庆中美合作所地区道路,戴笠都以烈士命名,如:过得臣路(过与日特格斗时中枪倒地,袍泽背其逃避,过坚拒并要求补击一枪成仁)、曾澈路(曾系华北抗日杀奸团领导人,被日人凌迟处死,暴尸原野)、邢鹤巢路、王世杰路(邢、王均与日特格斗牺牲)等等。这比把道路、机场、建筑物等,都用政府领袖的名字来命名,要有意义得多。

自特务处创建之初,戴笠就非常注重纪律,他讲“纪律的维系”的同时,也倡导“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他对部属在工作上犯了错误,则指定地方闭门思过(不是监狱,类似双规),犯法的则监禁起来,刑期满了,依旧供职,没有一个被遗弃,即严格之中仍存恕道,使部属倍加忠诚。但若下属犯有背叛党国,违悖领袖意旨,犯了贪污,犯了工作上欺骗招谣偾事等严重过失罪行的,他一定要严加处罚,绝不宽贷。

但戴笠也认为:“这种制裁,实在是消极的,不得己的;就积极的意义而言,被判极刑的同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来维持团体纪律的神圣与尊严,还不失为同志。”所以,戴笠称呼他们为殉法的同志;他们的遗属,可以与殉职、殉难人员的遗属,得到同样的照顾。正是这种特殊的理解,有的下属虽被枪决,但他的子女,仍然在戴笠的照顾下,按时收到生活和求学的费用,一直到戴笠去世为止。

由于抗战的需要,戴笠管的事越来越多,他领导的军统干部就达14万之多。日军占领他家乡江山县保安镇后,他70多岁的母亲随乡亲逃到了深山,生活非常困苦,戴笠闻讯悲痛万分。有人劝他把蓝老夫人接到重庆来赡养,戴笠为难而凄怆地回答:“我何尝不想,但我又怎样负担得起呢?”为此,大家倍感诧异,百思不得其解。戴笠解释道:我有同志十万,大家的母亲都在颠沛流离之中,我怎么有能力都接到重庆来。

康振贤:抗战中的军统领导人——戴笠

戴笠的日常生活,向来威严,不苟言笑,自与美国人接触后,变得活泼自然,有时也会谈笑风生,尽情玩乐。他不善跳舞,却也能迎合氛围融入其间。对于被捕投降人员,之前他是力主从严惩办,后见美国重视人权及人民自 由。每收复一地区,最先做的就是救出被囚军民;对死亡者,尽力追寻尸骨,运回美国,并不追问投降与否。美国的这种作法,对戴影响很大。故本拟惩办的被捕“失节”人员,他皆予以宽恕或起用,如:陈恭澍等人。

抗战胜利后,戴笠开始一心走美国路线,处处仿效美国制度。不仅在其言行、生活、作法里有充分表现,且还多次亲口对下属提及。他说:“当初欧洲人移民美国时也和中国难民一样,扶老携幼、挑担背箩去垦荒,不到二百年,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足见其制度之优良!德、意、日全用霸术,驱人民于水火,终至国破家亡,为世人所唾弃。……。”

1946年3月14日,他在青岛,亲笔写一报告给蒋介石,大意说:“生追领袖已十四年,干部达十四万人,望领袖多加爱护。”他的这一报告,送达重庆后,军统主任秘书毛人凤看了,觉得没头没脑,颇有不祥预感,一时不敢转呈。不料,3月17日戴笠的飞机撞在南京城外的岱山。噩耗传来,毛人凤才把这封信转呈上去,蒋介石不觉泪流满面,戴笠似乎已预示死期,而在未死之时,所悬念的只有部属的前途,难怪追随过戴笠的部属,忘不了他;美国梅乐斯将军每年为他的忌辰吃素,终身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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