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不要吵,让我安静地死去

他是那个时代的知名记者、独立报人。他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他被人赞颂为革命志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但同时,他生前生活奢侈豪华令人吃惊,香烟都是特制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枪决。邵飘萍被押赴刑场行刑时,他神情坦然地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从容就义,时年40岁。

然而,谁也想不到,邵飘萍自己更是不曾料到,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有一些闲得无聊的人,却因为邵飘萍的“政治面貌”问题而争争吵吵,不可开交: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有人说他不是共产党员,并且双方都是言之凿凿!

邵飘萍:不要吵,让我安静地死去

邵飘萍其人

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为振清,字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3岁考中秀才,16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笔,在2年里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在新闻界崭露头角。1916年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创办《京报》,自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生涯——那时候办报手续简单,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开一个公号、经营一家自媒体。

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当时社会,存在着自由报人这样一种职业群体,他们经济自主,思想独立,不依附于任何权势。如果对民国自由报人群体进行一个代际划分,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人为代表,是民初一代自由报人群体;张季鸾、史量才、胡政之为第二代。第三代是王芸生、徐铸成、陈铭德等大批年轻的自由报人。

邵飘萍以言论自由的信念走上一条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

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发誓,打进北京城要活捉邵飘萍。

邵飘萍的色彩与标签

邵飘萍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投身于“新闻救国”的事业。五四运动前后,他动用《京报》的舆论导向,组织推动运动的发展。他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撰写了《新俄国之研究》与《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1925年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对于邵飘萍的中共党员身份,争议颇多。因为从来没有任何可信的依据,以资证明。质疑者认为,根据史料,李大钊与邵飘萍二人的交集是各自参与推动五四运动,但不能证明二者有同志关系。既然是秘密加入,自然只有当事人才清楚。邵李两位已随黄鹤归去,但罗章龙一直活到解放后,就只有罗的一面之辞了。

新闻学家方汉奇先生在《关于邵飘萍是共产党员的几点看法》中提出,罗章龙是孤证。而罗章龙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中共将他清除出党了,他也未提供邵飘萍是中共党员的证据资料。

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曾经明确告诉方汉奇,邵飘萍不是共产党。汤并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在邵死后独力把《京报》支撑了几年,能完全瞒住这样一个亲近之人,不合情理。邵飘萍的另一个夫人祝文秀坚定支持飘萍的事业,但也没有察觉出邵飘萍与党的关系。邵被捕被杀,中共北方组织也并没有留下开展营救的记载。

质疑者的直接证据来自邵飘萍本人1926年4月22日在《京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其中开篇就声明自己是无党无派的——“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 ,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文中一个“更”字,已经是明白无误了。

后来,毛泽东对邵飘萍也有专门评价:“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邵飘萍:不要吵,让我安静地死去

张作霖为何要杀邵飘萍

邵飘萍把张作霖得罪透了,导火索是他深度卷入了高层政治斗争,他和《京报》支持冯玉祥,贬损张作霖,并参与策反奉系大将郭松龄。当冯玉祥与倒戈的郭松龄宣布联合后,邵飘萍在京报上登出张作霖和郭松龄的照片,郭的照片下署文“东三省救主郭松龄”,张的照片下则署文“马贼头目张作霖”。这就是明显的一边倒立场,背离了他自己的自由报人宗旨。

当时北洋政府各部和地方有实力的军阀,定期给报社一笔津贴,其实就是“公关费”,《京报》因为影响大,得钱最多。邵氏既拿张作霖的钱,又拿冯玉祥的钱,还帮着冯玉祥骂张作霖。杀人如麻的张作霖一旦率大军进京,掌握了北京政权,邵飘萍必死无疑。

后来郭松龄起义,被张作霖镇压。为此,邵飘萍在《京报》上刊出《日本暗助奉张之战功》一文。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郭松龄倒张失败的要害,是日本关东军的参战和张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挟条件。

张作霖派人向邵飘萍说,我们屡次帮你的忙,你为什么那样反对我们?邵飘萍竟以戏言作答,你们是帮邵飘萍的,现在攻击你们的是《京报》,不是我邵飘萍本人。张作霖闻言怒不可遏,遂起杀心。

一个自由的灵魂

邵飘萍以最后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国新闻自由的漫漫长路。生前,他对中国的办报环境是有充分认识的,曾经说,”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惟中国报纸”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对于新闻,”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他提出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但又深知,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同时使社会获得自由。

也有人说,实际上,邵飘萍是一个社会人,时常游走在权与钱的灰色地带。与他同时期在北京办报的龚德柏先生,总结过邵飘萍的“新闻操作”手法:得到内幕消息后,把新闻写好,却不付印,而是排出一个清样,连夜派人送到相关高官的府上。之后,等待该高官出价买断这条新闻就可以了。

邵飘萍出手阔绰,还开着豪车,在北京的媒体人中十分抢眼。润之当年要办报,没钱,找到邵飘萍。邵毫不在意地拿出100元给了毛。这笔钱,相当于毛当时一年的收入。这让毛十分感动。一直到1950年代,毛在一次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说,胡适在台湾吹牛,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北洋时期,政府会以“宣传费”的名义,分四等给报馆、通讯社发放津贴。邵飘萍的《京报》属于第一等,每月津贴至少300元。而军阀给的钱就更多了。当时曾任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先生回忆,邵飘萍是知名记者,大家都怕他,记得两次送给他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

龚德柏总结了邵飘萍的“办报宗旨”,所谓“无钱不要,无人不敲”;例如,1924年,中、苏进行复交谈判,其时,外交总长为顾维钧,负责谈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谈妥,并草签合约,向顾氏报告,孰料顾氏不同意,打回重写。于是,谈判一度陷入僵局。邵飘萍乃撰文大骂顾维钧,轰动朝野。顾氏脸皮薄,当即赠金五千元,并承诺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第二天,邵飘萍另写一篇社论,则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

邵飘萍:不要吵,让我安静地死去

然而,他的这些人性缺陷恰好丰富了邵飘萍的“自由的灵魂”,他自己喜欢做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人,不行吗?现在的那些无聊之士,你们何必争论他的政治面貌而打搅他的阴间好梦呢?(民国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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