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成王败寇”那一套 才能真正走出丛林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或者四个一、五个一) 是一套完整的话语系统,其根本核心是要实行唯我独尊、权力独享的大一统局面。革命年代,以武力夺取政权,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拥有天下,尽情享受血酬、权力不受制约,更不容分享,腐败丛生,激起民愤,导致镇压与反抗的轮番升级。最终演变出新一轮的革命,王朝再次更替。

放弃"成王败寇”那一套  才能真正走出丛林

成王败寇,是过去低级文明社会的竞争规则,即是丛林社会的规则:胜利一方得到失败一方的领土、财产、女人,并且拥有一切权力。但是,人类已经进入现代文明阶段,理应产生新的规则。如若不然,继续信奉成王败寇那一套,社会就只能在丛林中折腾。

人类是观念型动物,因此常常被一些立场身份问题所干扰,导致人的思维能力自我受限。假如抽去时间(年代)、地点、人物这些内容,人类的文明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其一,物质文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化的、可计量的文明成果。或称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状态。

其二,人本文明:人类因改造自我本身而形成的文明成果,或称人类自身的进步状态。包括人的精神观念、艺术创造、身体素质、知识水准等等。

其三,制度文明:人类社会活动组织形式、规则方法的进步状态,或称形式文明、规则文明、政治文明。

当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对民众的最高承诺是三民主义,最低承诺是“平均地权”。同时,他也设计了“五权宪法”这一套制度文明系统。但在革命尚未成功时,孙先生病逝于1925年(59岁)。

放弃"成王败寇”那一套  才能真正走出丛林

孙在去世之前,已经制定好“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战略方针,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强调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性),并且接受了苏俄的军事援助。

由黄埔军校校长位置上迅速崛起的蒋中正先生,接过了三民主义大旗,成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和北阀军的总司令。

蒋公当年所面对的是一片丛林景象:各地军阀分割势力范围,有枪就是草头王;各国列强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利益江湖纵横交错;更有日本人大举入侵,国家主权岌岌可危。

在蒋公指点大陆江山的民国时期,他有二次改造国家制度文明的机会,也是关键的时间窗口。遗憾的是,他每次都使用了成王败寇那一套传统的丛林规则。

第一次是北阀战争后期,大约在1927年年初。蒋公觉得北阀胜利在望,全国局势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此时,他站在党国最高统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希望全国实现政治统一。然而,中共虽是北阀的盟友、合作者,但在革命路径上分歧巨大。中共组织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与全国政治统一的局势相冲突,甚至损害着新政权的税收。核心冲突在于,两个政党并立,无法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于是,在北阀胜利的前夜,蒋公果断出手,发起“清党”运动,对左派阵营大开杀戒,一时血流成河。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5年下半年,蒋公迎来了灿烂辉煌的人生巅峰时刻,他以“世界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和民族英雄的荣誉,参与制定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在国内,他的权威、声望也是如日中天。遗憾的是,蒋公仍然信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不许他人分享权力。

中国的两次社会转型机会,也是放弃丛林规则的历史机遇,错失了。因此,中国继续在丛林中折腾。反思民国,蒋先生建立了一套党国体制,以民国的旗号,收取党国的利益。政权的党化、军队的党化、意识形态的党化,过去皇帝的家天下变成了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党天下。以武力手段解决政治分歧,打江山、坐江山,成王败寇,循环往复,虽成一代枭雄如蒋公者,生前受天下人顶礼膜拜,然其身后,丛林仍在,规则未变,谁能保证他的历史不被后人改来改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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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革命的初衷不会固定不变

大明王朝被李自成的农民武装席卷扫荡之后元气大伤,北方的那个游牧民族趁人之危,金戈铁马血洗中原,建成了大清帝国。但是,“反清复明”势力始终存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见,其革命初衷就是“排满”。

革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缺钱,大量的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一无所有的革命家所能做的就是出售承诺——期权——待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给你可观的利益回报。

1900年,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取道日本去美国的途中,得知孙中山住在横滨,他特意去拜访这位老朋友,他发现孙中山正专注于制定推翻满清统治的计划。李提摩太劝诫孙中山放弃暴力革命,对他说,“真正的社会变革,只会来自于精神和智慧的提高,不会来自于武力,拔剑者必死于剑下“。李提摩太坚信,只能用文化的力量来启蒙政府,文化改变了,政府也就改变了。

孙中山依然不听劝告,从此以后,孙中山游走于美国、新加坡和爪哇岛的华人中间,向他们募集资金预备革命。孙中山还去了巴黎,请求法国政府帮助他在中国的南方建立一个独立的汉族王国,法国政府没有理睬他。

当然,孙中山的海外关系主要在日本,为了筹集巨量的革命经费,他甚至愿意出让满州。不过,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进程,孙中山在做“革命交易”时的承诺筹码是不断变化的。例如——

1900年惠州起义前,孙曾访问日本妇女界著名人士下田歌子,请求其协助筹措军费,下田称:“革命成功后,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答:“可以”。

1912年,日人森恪代表桂太郎、山县有朋等人,与孙中山就“满洲出让”问题秘密接触。密谈结果,据森恪之秘密汇报,“孙已同意租借满洲,日本若能为防止革命之离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日元之外再迅速提供一千万日元借款,将中止与袁世凯之议和,孙本人或黄兴当赴日本订立关于满洲之秘密契约。”

1913年初,孙访问日本,据山田纯三郎回忆,桂太郎曾向孙说起日本人口增加,除了向满洲发展别无他法,询问孙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满洲成为乐土,孙表示同意。

1915年,孙与日本陆军参谋长上原勇作密谈,曾允诺“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同时又强调“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

1917年,河上清造访广东军政府,孙曾向他表示,若得到日本方面的武器、贷款援助,则可将满洲“委托日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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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列表(1条)

  • 匿名 2021年4月1日 下午5:33

    胜者拥有天下,尽情享受血酬、权力不受制约,更不容分享,腐败丛生,激起民愤,导致镇压与反抗的轮番升级。最终演变出新一轮的革命,王朝再次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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