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雄忆重庆岁月:我如何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忆重庆岁月:我如何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

与蒋介石初次见面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陪都重庆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我父亲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买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盖了房子,挖了防空洞。黄山——蒋介石和他夫人的别墅就建在这里——再往前就到汪山,我家别墅就在汪山马路边上。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经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从黄山乘车到汪山。到了汪山,离我家别墅前不远,就双双下车,沿公路散步。
有一天,蒋介石夫妇二人在我家后山坡野餐。我家有仆人看到了,说:“看,那是蒋委员长!”
大人们站得远远地仰着头观看,我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后山树林边去偷看。有几只警犬冲我们叫,被蒋介石的侍卫官制止了。
蒋介石夫妇见到是两个小孩,也觉得好玩,便亲热地招呼我们过去,并叫侍卫官把警犬牵走。我从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妹妹跟在我身后。
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地上铺了一块白桌布,放了点心、饮料之类。蒋介石很和蔼地问我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我们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时,他还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
这就是我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
从这次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过我家门口时都要叫上我。蒋夫人同来时,也会叫上我妹妹,让我们陪他们散步、聊天。

康国雄忆重庆岁月:我如何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
儿时的康国雄与其胞妹合影

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后来,蒋介石来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几乎成为惯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门口时,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我家来,叫我去陪蒋委员长散步。
从此,只要看到有宪兵在马路两旁开始站岗放哨,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来了,我就会主动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园里等着。
在和我闲聊中,蒋介石最喜欢提的问题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平时听大人们讲得多。家里有仆人,有厨师,在汪山还专门请有两个“大班”(轿夫,除抬轿外,还做些杂活),他们的家一般都在乡下,有时家里人还要到乡下去赶场,因此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来,这使他很满意。他还经常让侍卫官给我送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水果和糖块。
有一次,蒋介石听我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就关心地问我平时找什么医生看病。我告诉他,家里主要是找一个叫周伦的医生给我看病,周伦是留德博士,因失恋曾经自杀未遂,留下残疾,但医术很好。
不久以后,有一次周伦对我说:“国雄,你还把委员长的孙儿给我介绍来了!”
原来,有一天,有人带了两个外国人模样的小孩到他的诊所看病。他一看是两个洋娃娃,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是蒋经国的儿子。他问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诊所,回答说是听康国雄介绍的。
就这样一起散步许多次以后,蒋介石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亲。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那时,我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影响很大。1939年,蒋介石指定我父亲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任期四年。父亲一直不愿参政,因为蒋介石的指定,他才出于无奈连任了两届。蒋介石曾两次召见我父亲和他面谈。
在我的记忆中,蒋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马路上散步时,从来不回避行人,更不会驱赶行人搞戒严什么的。在马路上来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卫官招呼人们靠边走,让开马路中间的道。因此,沿途总有人停步观望,还有人脱帽鞠躬,甚至喊“万岁”什么的,蒋夫妇二人也微笑点头或摘帽致意。
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外援,宋美龄曾只身去美国。蒋夫人从美国归来后,蒋介石派一位侍卫官给我送来一件从美国带回来的小礼品,一枝51型“派克”钢笔,还附了一张名片,比通常的名片略大些,什么头衔都没有,就是中间有“蒋中正”三个字。我一直保留了若干年。1953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念书,一次划船时,钢笔不慎失落在河中。也幸亏丢失了,否则在以后的几次运动中,它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到黄山官邸做客

有一次,蒋介石约我在某天傍晚四五点钟去黄山他的官邸玩耍。
按约定时间,我一人步行到黄山。卫兵问我找谁?我说是委员长约我来的。卫兵打了电话进去,没多久,一位面熟的侍卫官出来,把我带进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好多人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吃饭。我一看,都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侍卫官。大家都认识我,纷纷说:“国雄来了!”
只有一个瘦高个子我从未见过,他站起来,给我的印象是比那些侍卫官都要高。他叫我坐在他身边一起吃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胃口很好,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谈笑风生。许多侍卫官都向他敬酒。
他问我:“你该叫我什么?”他想了想又说,“就叫我蒋二哥吧。”
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个称呼的含意。
饭还没吃完,他对一个侍卫官说:“你打电话,问爸起来没有?”他接着说,“转告一声,国雄已来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蒋委员长的二儿子蒋纬国。
侍卫官打完电话回来说:“委员长起来了,叫国雄上去。”蒋老二马上站起来对我说:“我们走吧!”
我跟他一起离开了餐桌。往更高的山上走去。
到了另一个二层楼房,开门进去,在一间不大的客厅里等候。我就东张西望地看,看到房间里只摆着几张普通的沙发和椅子,桌上摆了个不大的收音机,墙壁上挂了一些画,整个陈设显得很简陋,比我家的差远了,那个收音机也比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机差多了。
不一会儿,蒋介石从楼上下来了,高兴地与我握手,问我身体好吧。他浓重的浙江口音,我还能听懂。
一会儿,又开出一桌饭,我们三人一起坐下吃起来。是四菜一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盘很酥烂的蚕豆,豆子外形很完整,可是一到嘴里即化了。菜的味道都很淡,再加上我已经吃过了,所以我吃起来觉得实在没味道——后来我在台湾见到姐夫,姐夫还笑话我说:“记不记得?当年你到蒋介石家去吃了饭回来,我们问你好不好吃,你说不好吃……”
饭后我们又一起回到客厅聊了一阵,蒋介石还说,下次找个摄影记者来给我们照张相。后来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并对纬国说:“你送他回家吧!”
我和委员长拉拉手,临别时他说:“下次再来,我找一部电影来演演。”
——不过,后来我就进城上学去了,没有机会再见到蒋介石,他说的电影我也就没有看成。
我成了“汪山要人”
我父亲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关系很好,于右任和监察院的一些人常来我家玩。有时他们见到我,就开玩笑说:汪山有两个要人,一个是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一个是康国雄;别的人到黄山官邸去见蒋委员长,侍从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侍从室不限制时间。
我父亲的一些同事还对他开玩笑说,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
其实,当时我不仅同蒋介石,同其他一些名人、要人我也有过类似交往。
上海有名的帮会头领、“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常来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开学校上初中时,有一次为抗日募捐,我还跑去找杜月笙。那时他住在重庆城里打铜街交通银行,我请他为抗日募捐,他说,可以,但要等他秘书回来办。我说,你就随便开张支票嘛。但是他一再说要等秘书回来。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因为住校,必须赶回学校,等不及了。最后他从身上摸出一张支票给我。我还嫌钱少了,要他再开一张,他说那只有等秘书回来了。我只好回了学校。结果公布出来的募捐数,我的成绩最大,杜月笙那张支票数字最高。
后来我跟父亲说起这事,奇怪为什么他一定要等秘书回来开支票,我父亲说:你真是胡闹,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他只会签“杜月笙”三个字,你硬要他开支票,不是为难他吗?
父亲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清朝末年参加同盟会反清斗争的老友,又是陕西同乡,私交甚笃。抗战期间,于右任全家(包括女婿屈武)在重庆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里,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当时我和妹妹虽然年幼,但对于老伯印象很深。因为他很喜欢我们,每次来我家,总要逗我们玩笑,我们还爱抚摸他的大胡子。

康国雄忆重庆岁月:我如何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心如

因为于右任的关系,杜聿明、关麟征这些陕西籍将领也来过我家。杜聿明还送过一把日本指挥刀给我父亲,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日军受降仪式后带回来的。那上面还留着血迹,据说可以辟邪,有段时间挂在我父亲的床头。
此外,张群也在我家住过,经常来往的还有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等。有一次,何应钦来了——听说他不愿在外边跳舞,我家为他办了小型舞会。我父亲把我叫到客厅里去,说:来,给你介绍何总长。

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交往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45年。
一天,我看到“空军幼年学校”(简称“空幼”,当年设在成都灌县)在重庆招生,我去报名,未获批准——因为要小学毕业文凭,而我没有。
我当时就读的广益中学,坐落在重庆黄葛垭山上,与蒋介石的黄山官邸有公路相通。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与三位同学从学校步行到汪山去玩耍。
在路上,突然看见,每距离两三百米有一个宪兵站岗,我明白蒋委员长要出来了。我告诉同学说,我认识委员长,并和他很熟。同学们不信,以为我在吹牛。
不久,从远处开来三辆黑色小卧车,我对蒋介石的车很熟悉,一看就知道这是委员长的车队。当汽车擦肩而过时,我叫了一声:“委员长!”
车队一下就刹住了。同学们吓得脸色都变白了,以为我惹了大祸。
中间一辆车门开了,出来一个穿呢子制服的侍卫官,跑过来问:“你们中间有康国雄吗?”
“我就是。”我敏捷地回答。
他说:“委员长要你过去。”
我就小跑过去。蒋介石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跑到车门口,见他坐在里面。他问我上哪儿,我说回汪山。他说:“可上车来,我送你去。”我说还有三个同学。他说:“让他们都来,一起走。”
同学们远远看着,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我招手叫他们过来,他们才如梦初醒,跑了过来。于是,我们四人都上了蒋介石乘坐的那辆汽车,中间还有一排活动座椅,他们三人正好坐下,我与蒋介石同坐一排。
在车上,我告诉蒋介石,我想考“空军幼年学校”,因为我没小学毕业文凭,不让我报名。他说,没关系。他马上对坐在司机旁的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说,你带他们办一下手续。余满口答允,当天是周六,余要我们下周一到重庆曾家岩蒋委员长官邸找他。
车队到达汪山后,他与我们一起下车,像平时那样,与我们一起在马路上漫步。走完一段后,他说:“我不送你们了,你们自己去玩吧。”
我们四人欣喜若狂,一路上又说又笑地到了我家。同学们说,没想到你与委员长关系这么好,我们起先还以为你在吹牛哩!
到了下个星期一,我们四人一起去曾家岩蒋氏官邸。找到余侍卫官后,他带我们四人到空幼招生委员会报名处。
不久,我收到“空幼”录取通知书。从此我就不再上学了,等着去空军幼年学校,并且做起了开飞机上天的美梦……
当时父亲不在重庆。因为美丰的分行很多,他自己每年都要去查账。母亲托人把这事通知了父亲。父亲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臭骂了我一通,说我不好好念书,异想天开想从军,信中还说我“居然还去找蒋委员长疏通”等等。但是,当时父亲已对我有点无可奈何。
正当此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空幼”学校原定8月底到灌县集中,由于日本投降,集中日期推迟到9月。
父亲正好于8月上旬返渝,对我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说,既然战争结束,已无仗可打了,再去当兵就没有意思了,并说今后主要搞经济建设,还是应该留下来读书,不要再去“空幼”了。
我终于被父亲说服,打消了去“空幼”的念头。
与我一起报名的那三个同学,有一个体检时被淘汰,另外两个都考进去了——而这后来就成了他们的一项“反动罪行”。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是在1949年底。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夕,经过重庆,他自己已没有汽车,由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杨森出面,征用了我父亲的私人小卧车。蒋介石乘车时,和我家司机聊天,得知车主是我父亲后,还向司机打听我的情况。
后来司机回来了,还给我说,蒋总统都还记得到你,还问了你的。
我与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顽皮捣蛋引出来的故事。
我对这段童年的历史毫无羞愧和后悔。我认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美好回忆,就跟每个人都有的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一样。


康国雄,蒋介石的干儿子,高中毕业后,康国雄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后分到了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罪名蒙受了严重冲击。改革开放后,康国雄参与了创办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工作,使得朝阳区职工大学跻身市十所重点职工大学的行列。

康国雄 口述 何蜀 整理

本文原载于《温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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