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的1919:“我很失望,我很愤怒!”

文:黄老道札记

电影《我的1919》,由陈道明主演顾维钧,身着外交礼服,风度翩翩,登上巴黎和会讲坛。那一句最振奋人心的演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掷地有声。

    百年来,人们对顾维钧的才华和机智津津乐道,其实他的发言是中国外交家四年合力磨一剑的成果。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专攻国际法和外交,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德国投降宣告结束。中国得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参与对德国、奥匈帝国等战败国的处置。

   1918年11月20日,驻美公使顾维钧向北京发电,告知美国和会上将支持中国,但要求中国不能同时联日,否则美国无法帮忙。美国正要钳制日本在东亚扩张。  北京政府增加了底气。派出了5人代表团参会。

陆徵祥(1871-1949,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

王正廷(1882-1961,唯一一位来自广州军政府的代表,为向国际社会表现中国南北统一的姿态,陆徵祥坚持让王正廷名列代表团第二席位,把顾维钧移至第三),

顾维钧(1888-1985,驻美公使),

施肇基(1877—1958年,驻英公使),

魏宸组(1885-1942年,驻比利时公使)

顾维钧的1919:“我很失望,我很愤怒!”

(坐姿左二,中国代表顾维钧)

     1919年1月27日的讨论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公然要求将德国在山东各种权利交予日本。美国代表威尔逊告诉顾维钧:中国用同样坦白的话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将尽力协助。

     1914年日本向德国挑战时,曾声称夺取山东是“以备将来交还中国”。唐启华在外交档案中发现,直至1918年底,中国对战后和会的主要期待仍是促使日本依照多次宣言,将山东权利归还中国。

    顾维钧以此据理力争。通宵准备,整理出1914年以来的各项中日外交资料,弹药充足。

   第二天会议, 顾维钧在演说中,分七个层次直指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条”等中日成约,是中国在武力通牒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的;即使不谈“武力胁迫原则”,这些条约也是战事引起之临时问题;即使条约有效,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中国参战后,战前条约也不应再执行;中国对德宣战时已声明,中德一切约章因开战而失效,所以山东各项权利法律上早已不再属于德国,又谈何由德国交予日本;即使中德条约不失效,根据1898年中德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德国永远不转租与别国,因此不能给日本。

      日本代表完全没想到顾发言伦军这么充分,环环相扣,有理有力,与会列强各国也看到,中国已经深谙国际社会游戏规则,再不是闭关锁国的蒙昧状态。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顾维钧一战成名,当即成为巴黎风云人物,被国际报刊争相报道,消息传回中国,更是举国称赞。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句极具情感煽动力的台词广为传诵至今。一位叫唐启华的台湾学者查遍档案史料,得出一个令人“失望”的结论:顾维钧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人们宁肯他说过这句话。身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学博士,顾维钧使中国翻盘占据山东问题上风,靠的是法理论辩,而非文学修辞。但这句话还是被渲染成了顾维钧最振奋人心的名言。

     会后,美国鼓励中国公布中日密约,这样做固然会使日本之野心昭示天下,但也可能令北京政府陷入尴尬境地。两害取其轻,于是中国代表将山东问题书面说帖及中日各种密约送交大会。

      会议期间,意大利因为没能得到地中海港口城市费姆,愤而退出和会,日本声称将效法意大利。这一招制住了威尔逊,威尔逊一心成立国联,建立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新秩序,如果意大利日本都退出了,国联黄了一半,甚至日本可能和德国、俄国另组联盟,在远东为所欲为。

    因此, 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国领袖会议做出决定, 山东问题分两个层次解决:首先,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先行转交予日本;其次,日本保证撤军,并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普通权利。日本代表也在场,坚持后一条不能写进和约,而由日本代表口头承诺,英法美三国领袖作担保,不能向外界透露。空口无凭,中国代表团对此决定表示震惊失望。

     三国领袖会议只对外公开了山东权益由德国转交日本的内容,国内各种势力指责北京政府,广州政府要北京政府做出解释。

    1919年5月2日,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在《晨报》发表文章:“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文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此时梁本人正访欧,连发“欧游心影录”。中国代表团还在巴黎前线奋争,后院燃起熊熊大火,尚有斡旋空间的山东问题被夸张为亡国大事。

      学生涌上街头,群情激奋。矛头直指长期负责对日谈判的曹汝霖等官员,曹宅被烧,章宗祥遭痛打,“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签和约”的口号响彻云霄。

     后来的故事由于教科书宣传为人们耳熟能详:北京政府软弱无能,多次训令代表团签字,顾维钧等有骨气的外交官抗命拒签。

     中国代表团是如何做出拒签决定的?北京政府究竟什么态度?过去缺乏档案,迷雾重重。陆征祥保留的外交电文,终于理清拒签过程的来龙去脉。

      整个5月至6月,北京政府和陆征祥一直保持着密切电文沟通,商量对策。起初,两边商量的办法是仍然签字,但争取保留山东条款。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并不只有山东一个目标,还要取消德国自《辛丑条约》以来取得的在华特权,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并写入和约,包括废除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向德国支付庚子赔款,德国归还天津、汉口、广州租界,放弃在华公产等。北京政府倾向于山东条款保留不成就拒签。美国表示了支持。

     在中美反复争取下,英法做出妥协,6月5日,陆征祥得到三国领袖会议秘书长通知,只要中国同意严格保密,4月30日三国领袖会议的全部会议记录可以给中国一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诺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的内容。至此,山东问题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一直纠结的就是归还山东一事空口无凭,现在有了会议记录,等于有了白纸黑字的书面声明,只不过这份声明是中日美英法五国之间的外交机密,不能写进《凡尔赛和约》,中国得到实惠,而日本只保留了面子。陆征祥迅速给北京政府发电报,两边基本认为可以签字了。

     五四运动开始后,学生不断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将胶州湾交给日本。6月5日当天,上海罢市支持学生;10日由于受到天津罢市威胁,北京政府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各地掀起焚烧日货大会,售卖日货的商贩戴高帽子游街……由于三国领袖会议记录属于外交机密,代表团不能向民众解释日本已承诺归还山东主权程,民众认定北京政府就是个卖国政府,签《凡尔赛和约》就是卖国行为,反对签字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巴黎。此时,签与不签早已不是法理和外交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内是否会暴乱的内政问题。

     代表团和北京政府多次通电分析利弊,两边都踌躇不决。6月28日中午,距离和约签字仪式只有几个小时,代表团等不及北京政府的最后训令,做出拒签决定。

    电影《我的1919》以戏剧化的手段再现拒签一幕:顾维钧悲愤地连呼“我很失望,我很愤怒!”在和约上重重落下一拳拂袖而去,扔下一片闪光灯和满堂目瞪口呆的老外。

    实际情景并没有这么热血沸腾,下午3时,中国把不签字的声明送至会场,任何代表没有出席签字礼。下午5时,陆征祥才看到北京国务院在前一天发来的紧急电报,大意为国民异常激愤,还是要争取保留山东条款。说明北京政府在最后关头也趋向于拒签,而不是要求签字。

     巴黎和会后,中国与德国单独签订了条约,取消德国在华特权;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中国恢复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把原德国租借地归还中国,中国开放其为商埠;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等。实际上巴黎和会日本口头承诺的内容至此一一兑现。如果没有巴黎的铺垫,山东问题不可能在华盛顿解决。

   冷静回望,整个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和成果都应值得肯定。袁世凯时期以国际法理与日本对抗;段祺瑞与日本提携合作,同时争取参战机会;美国宣布新外交精神后,中国积极与美联络,逐渐由联美联日并重转向联美制日。

北洋外交方针始终追寻国家最高利益,随国际潮流调整,相当灵活。

     1926年10月4日,比利时古城布鲁日,圣安德鲁修道院为一位中国老人成为天主教神父。他是陆征祥,时年56岁,曾经的中华民国外交总长。

    彼时,陆征祥的比利时藉夫人病逝,膝下无子,百病缠身,他最后的挂牵是把带来的任职期间的外交秘电,交给中国驻比利时使馆。他保存了民国元年至民国九年的全部的外交总长室秘电,包括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和北洋外交部收发电文原件。很难想象,一个远走他乡誓不回头的病弱老人,是怎样携带一百多箱档案飘洋过海,辗转欧陆。他为什么要把档案带走,而不留在国内?如果怕人发现,为何不亲手销毁?这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行为。

     这批档案于1983年被台北“外交部”转交给中研院,经过整编扫描,于2007年末提供在线阅览。台湾学者唐启华利用这批档案完成了著作《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2014年7月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唐启华感慨:陆征祥有先见之明,外交秘档幸亏保存在比利时,无论留在大陆还是台湾,都可能早就被销毁了。史实原貌怎么可能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这么大!”

    他推翻的第一个成见是: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准备不足。北京外交部从日本与德国在青岛开战那一刻起,就认识到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召开和会,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发言,解决青岛问题。最终代表团出征巴黎和会,并非仓促成行,而是经历了四年的充足准备。

    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严守中立,然而9月日本便登陆山东与德开战,很快取代德国占领青岛,中国政府屡次要求其撤军均被无视。袁急召在欧洲休假的陆征祥回国,组织全国一流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包括曹汝霖、顾维钧等,研究怎样解决青岛问题,至袁氏倒台之前,他们召开了数十次研究会议。此外,政府还委派驻外使节与欧美日俄各国首脑及公法家联系,取各方建议和支持。

     袁世凯为了称帝,亲日卖国,迫不及待接受“二十一条”。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在日本调动军队和舰艇,对中国威胁下,经过四个月的斡旋,1915年5月25日,《中日民四条约》签署(即民国四年),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十四条,并对这十四条做了修改,拒绝了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署等最为严酷的七条,已将中国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王芸生的评价可谓公允:“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时任驻日公使)之机变,蔡廷幹、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对外交涉所少见者。”

   《民四条约》危害最大的是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该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事后大概袁世凯有悔意,问陆:“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陆说:“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能否阻挡,现在尚不可知!”袁说:“这句话如今还不可说啊!”袁死后,袁的一切外交行为都被贴上“卖国”标签。

     为收回青岛,段祺瑞力主参战赢得巴黎和会入场券。 袁世凯死后,军事强人段祺瑞组阁掌权。1917年2月3日,美国对德绝交,邀请中立国一致行动。段祺瑞认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我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英法各国已筋疲力尽,同意中国以工代兵方式,源源不断的华工参加军工生产和战地服务。中国先后派出30万华工,支援英法后方。正是他们的付出才使中国成为战胜国,获得巴黎和会的入场券。

     外交成功被教科书定义为失败。如果算中国失败,日本在巴黎和会成功了吗?恰恰相反,日本国内也是群情激愤。日本自恃拥有武力强权,已占领山东好几年,通过和会获得法理承认绝对没问题。信心爆棚而来,灰头土脸而归,中国至少还对列强说了不,日本却“屈辱”地签了和约,三年后把已经下肚的山东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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