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总统”黎元洪的时与势:“好人”能不能救民国

文:张小九

“三无总统”黎元洪的时与势:“好人”能不能救民国
黎元洪

《晚清之后是民国》的故事是从黎元洪开始的,第一章【从头再来】的头两节,就是【黎元洪就职】与【黎元洪其人】。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的宅子里宣誓:“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在一旁见证的,除了内阁成员,还有他之后的政敌、国务总理段祺瑞。

“有人曾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来比喻黎元洪的一生”,黎元洪呈现给世人的形象总是很“弱气”。例如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第一次听说黎元洪这个名字,应该是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里,武昌首义时被新军强行推举为领袖,尽管斯时的黎元洪既非革命党人也不是起义军首领。

我还记得紧接着这一情节的是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大革命在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混入了不少投机倒把分子以及旧官僚和军阀。这样的叙述充满了暗示性,让黎元洪的形象总是暧昧不清。

但历史并不是一个任性的小孩,一个角色被推上舞台总是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因由:

“其实黎元洪首义后的当选是众望所归——他一直是汉军名将,深得张之洞欣赏和提携,在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黎元洪的加入,确实使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减弱,不过正是这种减弱,使得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更多支持。正是由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军政官僚出面号召,左中右各色人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可以接受的理由——保守如康有为、梁启超觉得黎元洪、汤化龙代表了中国一种稳健的政治力量;激进如正宗的革命党人谭人凤、居正也认为黎元洪或许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政治领袖。”

黎元洪为官清廉,平易近人,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也比较宽容,可以说是典型的“儒将”,为人处事都以“中庸”作为最高准则,不偏执,包容性强。这样一个人,激进的首义革命军不惜威逼利诱也要选择他做首领(据说武昌首义时黎元洪躲在床下,被强行拽出来,这种说法当然缺乏证据支持),正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哲学——制衡。

无论是保守派与革命党的制衡,还是袁世凯代表的北方军阀与孙中山代表的南方军政府的制衡,黎元洪与他的湖北军政府都恰如其分地扮演着“第三方”的角色,被双方争取着、防范着,自身也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选择倾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袁世凯强邀黎元洪进京做副总统,离开湖北大本营才终止。

黎元洪被称为“黎菩萨”,有人说他后来也像一个裱糊匠,希望撑住民国的大舞台。某年“双十节”,他发布授勋令,颁给孙中山、各派军阀,乃至皇室遗老载涛,几乎囊括了各方势力。由此可见,黎元洪的内心愿望是想维持一个“好人政府”。

当我们把目光投回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会发现很多类似黎元洪的政治形象:打着汉家旗号的刘备,在强魏与豪吴之间成功割据一方;逼上梁山的宋江,在朝廷的招安与江湖的做大之间飘摇不定。而黎元洪与他们不同的是,在仁厚长者的外表之下藏着的或许真的不是野心,而是民主共和、全国统一的信念。

“在给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黎元洪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

在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时候,尽管黎元洪已经“身在曹营”,还和袁成为了儿女亲家,却依然选择了拒绝王封(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表达了自己反对帝制的态度。和成功站队的段祺瑞一样,在袁世凯事件上的态度,黎元洪是非常正面的,这很能坚定部分革命者对他的好感。

既有着传统“贤者”仁厚德高的品性,又有着坚定的反帝制兴共和的信念,对于经历了袁世凯事件之后剑拔弩张的中国政治环境来说,的确需要黎元洪这样一个“调停者”来平衡各方。这一点,是大权在握的段祺瑞,和激进的南方军政府都必须要接受的现实:即使黎元洪也曾有过帮助过袁世凯打压革命党的“恶行”,但相比于北洋军阀血统更为纯粹的段祺瑞,黎元洪更能被接受。

从这一方面来说,黎元洪生逢其时。

但他又极其生不逢时。

据说严复曾评价黎元洪:“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国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晚清-民初总是会让我想到春秋战国、三国纷争等诸多历史变动期,尽管各种主义、思潮、政体都在涌入中国,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态度,但“胜者为王”“强者为王”的传统军阀政治谋斗都始终深埋于人们的脑中。

在动荡的年代,我们首先期盼的还是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兵强马壮的国家军队、雷厉风行的霹雳手段,甚至是一个强势霸道的领袖。

我们不相信完善的体制、健全的律法和崇高的道德可以带来安全感、幸福感,我们笃信的从来都是力量。

“在他们看来,虽然朝代变了,说话方式变了,不过盘踞高层的政客们内心没有变;并且,一个旧时代的“好人”做了总统,能带领这个古老国家趔趄向前吗?当年“强人”袁世凯都无法面对的外交困境、财政困难以及内乱迭出、边疆不稳,在这个“老好人”手中,真的能得到解决?在很多人看来,共和政体只是一个“非牛非马”的政治“舶来品”,实在不明所以,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而黎元洪,从先天来讲性格偏中庸敦厚,已经不是国人心中有决断力的领导人,再加上最重要的一点:自从被袁世凯强邀入京离开湖北后,他就失去了大本营的军事力量。

我们发现,尽管黎元洪不像其他军阀那样崇尚武装力量的绝对第一,但在他手握湖北军大权的时候,也是倾向于武装暴力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组织“民社”,鼓动武昌和南京分裂;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镇压“群英会”;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尽管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拥有湖北军政府力量,的确会让黎元洪从“黎菩萨”变成“黎屠夫”。

而现在,这位“黎屠夫”身居高位却没有兵权,是个“光杆总统”,只能做回“黎菩萨”,完全依靠共和体制来维护总统的尊严,也注定了只能被各个军阀派系屡次愚弄、利用和驱逐。

这也是对当时中国环境的一种讽刺:宣传共和的人,自己却是不照做的;国家蒙着一层“民主共和”的皮,行的却是旧时代政治权谋的勾当。

“在给弟子蔡锷的信中,梁启超预言黎元洪基础不稳、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梁启超最终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有这样的背景,再去看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竟能看出一点悲壮来。

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同时也是北洋军阀的首领,军政大权在握,足以与黎元洪分庭抗礼,于是在各种问题上开始了政府内部的“站队”行动,小到国务院秘书长究竟要不要选择张扬跋扈的徐树铮,大到在内乱尚未平息的境况下要不要对德宣战。

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成熟的国家机器,面对内忧外患诸多问题时的力不从心,让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会演变成了高位决策之间的明争暗斗。

“北京政府的国会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争,基本上说来,同其他国家的类似政争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民主政治制度而来。这种政争通常包括权力的争论,行使权力的程序,权力和特权等等,即使在当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办法加以解决。但在中国,由于政府尚未能够享有完全的主权,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

问题不再只是问题,它是脸面、是尊严、是权力本身!“本来共和国的初衷是国会、总统、内阁三足鼎立的平衡,因为摩擦的激越,脆弱的平衡很快转化为拉帮结派的冲突,转化为非理性对抗。”

黎元洪想要维护总统的权力与尊严,段祺瑞习惯了独断专行按个人意志推进;无军权的黎元洪只能采用维护和遵守共和体制的手段作为武器,段祺瑞却显然更习惯用政治手段做局来请君入瓮。

黎元洪罢免段祺瑞后,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奉天、山东等省宣布独立,无兵可用的“光杆总统”病急乱投医,让“辫子军”张勋领兵进京,最终演变成了“复辟”的闹剧,终结了自己的总统之路。

黎元洪的确是急了,“引狼驱虎”已经违背了他那条尊崇共和的底线,毕竟辫子军的张勋一直醉心维护帝制,又怎么会为了“维护共和”而卖命呢?但他已经无计可施。

“实际上更多时候,双方摩擦起源于对宪政制度的不熟悉,起源于界定不明,以及磨合的生硬。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客们良莠不齐,人们还不太习惯于党派政治的操作,不太习惯于理性的立场和思维模式,把党派政治等同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拉大旗作虎皮。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所产生的文化和传统,也使得政治的运作不知不觉地向着阴谋和争权夺利的方向靠拢。”

1922年,由于段祺瑞在北洋派系内的直皖之争中失利而被迫去职,北京政府改由直系将领曹锟与吴佩孚掌控,黎元洪因此重新复职大总统。

如果说袁世凯死后的继任还有一部分约法的原因,算是继承了共和体制的精神,那么这次黎元洪的复位就更像一场心知肚明的表演,直系不过是要借他的声望来驱逐徐世昌和安福党羽,他的利用价值在直系掌控局势后便会消失殆尽。

但黎元洪不仅同意了复职,还和直系提出了“废督裁兵”的条件,书中说“与虎谋皮”再恰当不过,相信黎元洪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提出呢?也许这是他对于民主共和的最后一点坚持吧,在军人政治的大环境下对于信念的一点执着。

这一点执着带着强弩之末的绝望,让黎元洪在面对直系的武力倒黎时,甚至冒险携带了总统印信逃离北京,想去天津行使总统职权,但最终还是被截留失败。

这一点努力与失败也再一次证明了,民主共和的皮虽然蒙上了中国的脸,但这颗心里流淌的还是旧式的武力政治理念,民主共和体制背后真正需要的精神并没有落地在这片大地上,也无法开出真正的花来。

这次毫无尊严可言的逃离与截留之后,黎元洪彻底成了明日黄花,狂澜虽在、力已全无。1924年他从日本返回天津,宣布自己告别政坛,开始转投实业发展。

1928年,黎元洪去世,段祺瑞也来到灵堂拜祭,“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此时经历了更多的段祺瑞,也许会回想起几年前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也许也会多了些不同的看法吧。

黎元洪遗嘱——
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意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争;和平统一,利国利民

段祺瑞遗嘱——
勿因我见轻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务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忘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注释:
1. 湖北新军
清末张之洞训练的“新式”军队,编成张彪任统制的陆军第八镇,与黎元洪任协统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将领多选自武备学堂学生和军事留学生,士兵大部分系新招募,“军阀”习气较弱,容易为革命党人所争取,最终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武昌起义后,黎元洪作为湖北新军的实际领袖被选为副总统并兼领鄂督。

2.府院之争
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的简称,又称黎段相争。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二人分庭抗礼,在选人任贤、对德宣战、暗通日本等问题上互相使绊,互有胜负。直至张勋复辟事件,以黎元洪的引咎辞职与段祺瑞的“再造共和”结束。

3.张勋复辟
1917年6月,张勋利用府院之争白热化的机会,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进入北京。14日入京后立即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30日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7月1日赶走黎元洪,宣称12岁的溥仪复位,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2天后,段祺瑞组军讨伐,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告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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