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的决裂:蒋经国的苏俄生涯

  1927年4月,国共两党第一次蜜月结束,蒋介石开始清党。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年仅17岁的尼古拉同志极为气愤,在学校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跳上主席台,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不仅如此,尼古拉还在苏共的喉舌《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声明:“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其为父。”

这个尼古拉同志,就是蒋经国。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和父亲有矛盾极为常见,但是公开痛骂父亲,与之决裂,这在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不常见。

一、热血少年

1917年12月,还在颠沛流离中跟着陈其美闹革命、尚未起家的蒋介石,依然惦记着自己儿子的发蒙事宜。和大部分中国父亲一样,他给两个儿子分别取了“经国”“纬国”这种包含宏大愿景、家国叙事的名字。他邀请自己儿时的私塾老师顾清廉教导蒋经国。老先生对蒋经国评语为:“天资与常人同,但颇好诵读。”蒋介石虽然正规教育是在日本军校所习,但骨子里却是个旧式的人。他给儿子邮寄的必读书籍,都是诸如四书五经、《说文解字》、《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之类的。

1922年,蒋介石把蒋经国接到上海入读正规学校。在十里洋场的各种势力的革命激荡中,蒋经国却未如父亲所想。在后世所称的“五卅运动”中,在浦东中学就读的蒋经国并不安分,成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他以领队身份参加四次示威活动,还组织了抵制洋货小组。在政府的压力下,校方以“该生行为不检”之罪名,开除了蒋经国学籍。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将儿子托付给党内元老吴稚晖,把蒋经国送到北京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但少年蒋经国依旧不安分,他又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示威活动,被当局判处两个星期监禁。出来后,他从天津坐船跑到广东见了正在和陈炯明作战的父亲,要求从军。蒋介石把儿子带在身边颠沛流离的打了几个月的仗,最终还是忍痛把他扔回了北京。

二、奔赴俄国

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节节上升,回到北京的蒋经国也变得奇货可居,很快就进入了一些人的视野。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住在苏联大使馆的李大钊奉命积极接触蒋经国,未经世事的少年在革命激情的鼓动下,很快就被那个遥远的革命的圣地所吸引,答应前往苏俄专门为中国留俄人员开办的中山大学求学。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联俄联共”方兴未艾,国共两党皆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介石自己也曾在1923年奉孙中山之命去苏俄考察了3个月,受到盛情款待。但考察归来后蒋介石对苏俄印象极为不佳,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尽管如此,他认为儿子年少多游历未尝不是好事,所以准许了蒋经国的请求。1925年10月,在上海登船赴俄之前,15岁的蒋经国正式加入了父亲的国民党。

三、苏俄噩梦

进入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后,蒋经国取俄文名“尼古拉”,并和一同赴俄的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互生情愫,陷入爱河。他的同学中,有诸多大名鼎鼎的人:邓小平、廖承志、林祖涵、乌兰夫……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就是邓小平。

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名义上是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其实质是为共产国际培养干部。因而中共旅欧支部来的同志格外受到青睐,这些人都分别担任学校及各班、组的党团干部,而诸如蒋经国这样的人,从出身上一开始就不被信任,但革命热情高涨的蒋经国并不知道。他加入苏共的要求也一再被否决。

年轻的蒋经国一如既往的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认为的神圣事业中,他很快就能以流利的俄语发表演说,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学校组织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会,也总是会邀请他演讲。听众对于这个热诚的年轻人总是不吝惜掌声,也让蒋经国产生了被认同的诸多幻觉。

但是不谙政治的蒋经国很快就在苏俄严酷的环境中被上了一课。斯大林上台后为了肃清异己,第一个目标就是打击党内的“托洛茨基”派,所谓托派。年轻的蒋经国原本对托洛茨基的著作非常感兴趣,还多次发文颂扬。自然在政治清洗中没有好果子吃。

即便在迅速认怂,发表了和托派的切割言论之后,蒋经国也未能脱身,生活处境急转直下。不仅失去了爱情,也失去了前程。他不能想象的是,长达十年的苦旅才拉开了序幕。

四、父子决裂

孙中山过世之后,原本就对苏俄存有戒心的蒋介石,对苏俄利用国共合作控制分化国民党的诸多动作极为不满,和苏俄渐行渐远,貌合神离。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三分之二的绝对优势,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剥夺了正在北伐途中的蒋介石的职务,将其降为普通委员,甚至下达了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而某些人按照苏俄模式同时开展的“打土豪、分田地”、攻击外侨等活动,引发诸多内外反弹,也让蒋感到“党中有党”,难以控制。遂于4月开始著名的“清党”。国共合作破裂。

这个消息对于万里之外的尼古拉同志,可谓是晴天霹雳。此时自己的处境,犹如人质。但革命激情正在燃烧的尼古拉还是毫不犹豫按照组织的要求,不仅亲自登台演讲谴责自己的父亲,还在苏俄国家通讯社发表了和父亲的决裂书。

蒋介石未必不知道自己清党会给身处敌营的儿子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但当时恐怕也由不得他多想了。这年夏天,苏联当局遣送莫斯科中山大学部分学生回国,蒋经国却被强行留下。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这是一颗将来一定用得上的棋子——事实也确实如此。

被断了前程的蒋经国随即被安排当了学生兵,加入在苏联红军第一师,随后又转往列宁格勒的军校就读。即便如此,日子过得也不清净。1928年,中共派驻莫斯科代表团指控蒋经国组织一个反革命团体 “江浙同乡会”,虽然后来经查纯属子虚乌有,但也把蒋经国吓得不轻,因为这种罪名,随时可以枪毙。

为了让自己更红更专,洗清国民党的身份,蒋经国矢志不渝多次申请入党,最终于1929年12月,以第四类党员(人民敌人的子女)的身份加入苏共,成了一名预备党员。

五、流放生涯

尽管已经入党,又在红军中工作,但由于自己所谓的“托派历史”,蒋经国不仅没有提干,反而被苏方判定为“具有不可靠的政治倾向”,开始苦不堪言的流放生涯。

1930年10月,大病初愈的蒋经国被流放到莫斯科塔那马电械工厂,担任学徒,尽管他努力工作以期融入环境,但是因为出言不慎,闲谈中批评了中共在共产国际的红人王明,次年5月即被流放到莫斯科郊区的谢可夫村当农民。1932年10月,恨意未销的王明再次把他流放西伯利亚,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火车站当搬运工。蒋经国在此又大病一场。

1933年1月,大难不死的蒋经国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到阿尔泰金矿,在这个冰天雪地鸟不拉屎的地方饥寒交迫生活了9个月。随后又被调入乌拉重机器厂当苦力,起先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毕竟是受过正规教育,后来终于能够调整到技术岗位。

此时的蒋经国,初来苏俄时候的革命热情和理想,已经被西伯利亚冷酷的现实消磨殆尽。他不再敢随便说话,写信,夹起尾巴低调谋生。他在官方的要求下,此间还曾经在《真理报》上三度发表批评蒋介石的文章。其中一篇《给母亲的公开信》中写道:“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动摇。”

这是不是他的真心话、他对父亲还有没有恨意很难说,但是寄人篱下,命如浮萍,恐怕也由不得他选择。即便他当上了副厂长,他也无数次表达过想要回国的意愿,却没有一次获批。慢慢的,当明白自己被苏俄当做人质之后,连他自己都已然绝望。1936年9月,陕北战事正紧的时候,苏俄为了威慑蒋介石,不仅撤了蒋经国的副厂长,连他的预备党员都一并撸了。

六、命运转折

蒋经国在苏俄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他的夫人,蒋方良。这个原名法伊娜·瓦赫列娃的白俄姑娘,自幼孤儿,和蒋同在机械厂工作,两个孤苦无依的人在困境中走在一起,从此演绎了终生的情意。年少时逆境中历尽患难的感情,换个角度说是很多人一生难以企望的福分。

蒋经国的命运转折,来自于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的命运转折——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事变爆发,仅仅在5天后,心怀鬼胎的苏俄方面突然火速批注已经当了8年预备党员的蒋经国转正。此时不明就里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这场三方谈判中的重要筹码——当然是不会写在教科书中的筹码。

被扣押蒋介石对于把自己的儿子当做筹码谈判的招数刚开始极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断然拒绝周公提出以蒋经国交换战俘的谈判,甚至摆明了“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的态度。和小弟们想置蒋于死地的心态不同,斯大林这个老滑头深知蒋对于当时中国的重要性,力主和平谈判,随后经过反复拉扯勾兑,最终达成一致。蒋经国这个滞留苏俄12年的筹码终于被放归。

此时的蒋经国,长期的苏俄摸爬滚打,母语已经不利索,自言会写的中国字不超过一百个。1937年3月,他终于带着俄国妻儿,回到中国。

七、红蓝人生

蒋经国将留苏12年经过,写成两部报告,一是《去国十二年》,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恩夫妇,在他逝世后公开发表。另一部是《冰天雪地》(留苏日记十三篇),详述留苏艰苦,作为和父亲和解的礼物。后来,蒋介石对儿子在苏联发表的言论并不介怀,他专门安排民国初年著名法律人士徐道邻担任蒋经国秘书,让蒋经国得以适应刚返回中国的生活并且重新学习读写中文的能力。

苏俄的生活给蒋经国造成了哪些影响,可能只有他心里清楚。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他初试牛刀,1939年在江西赣南地区主政的过程中,很明显借鉴了苏俄的很多治理模式但同时又不乏自己的改进。比如他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这明显是共青团的翻版;但同时禁赌、禁烟、禁娼,针对政府管理、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进行有效研究又展示了他因地制宜的某些特点。苏俄生涯,对于他其后亲自参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面会斯大林商谈外蒙问题,接收东北等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最根本的转变,可能那个曾经在西伯利亚忍辱偷生的理想主义青年的死去。在意识形态上,洞悉了彼此本质的他,从此再无回转的可能。1982年10月,蒋经国面对苏俄时期的老同学抛来的和平统一橄榄枝,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决绝的说:“……任何期望统一后能保留单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不切实际的……”

作为为数不多的参加过两种意识形态政党的领导人,他后来为何在人才济济的情况下选择了李登辉——一个同样有过红蓝人生的人,个中玄机,可能和他的自己的认知转变也不无关系。1986年10月,他在台湾变革的前夜,对自己的同志喊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如今,这样的声音依然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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