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绝唱——张元济和他的朋友们

文化绝唱——张元济和他的朋友们

梁启超曾言:“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所以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对相,但所谓伟大,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1]”

王云五在《怀念张元济》一文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要评论一个人,应把握住他的中心事业;要看一个人的动向,必须观察他的朋友。[2]”至哉斯言!

在漫长的人生中,张元济从提携国民到聚合朋友,特别是在复杂而变革的时代,以特立卓然之姿,写就了一部文化史、商务印书馆出版史和个人奋斗史。特别让人敬重的是,他通过产业化的推进,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出版事业默默耕耘了一生,在中国文化史、出版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

张元济从立志教育救国伊始,就决定了他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锋。随着事业的展开与发展,他又在沟通中西文化、传承民族文献上尽心尽力。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他首先想到的是,让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与进来。在他的感召下,许多朋友成了彼此一生的同事。与此同时,他在奋斗和拓展的过程中,不断在社会上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些从科场、官场中走出来的维新派朋友,成了他立足现代教育的中坚力量。维新渐进是他们共同的主张,教育救国才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蔡元培、黄炎培等人都因此而一生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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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是从维新走向启蒙道路的。在官场,作为年青的翰林,他思考和探索的是大清的维新。但因成为 “六君子”的同党而被革职南下永不叙用后,他才真正摆脱桎梏,以坚定的目标,结合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用极短的时间,改变了中国整个基础教育的面貌。以译书、教育为事业,探索、实践中华民族的现代启蒙:办南洋公学,译介西书,创办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矢志以昌明教育为已任。他认识到,中华民族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知识和智慧,唤醒民众,普及文明,才能由弱返强。[U1]

在这一阶段里,他与从官场、科场中走出来的一批朋友努力探讨,走出了一条旧知识分子的新路——创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普及现代知识,提升大众文明为主旨,这是中国最早着手开展民众教育的机构。它虽是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的课本出版商,但由其编写、出版、传播的中小学教科书,以迥异于千年蒙学教育的内涵,向最广大的民众提供精神食粮。所以,有人称张元济为智民之师,是适如其份的。也是在这一阶段里,张元济既联合科场、官场的老朋友,又延请新知、新学有识之士,以商务印书馆为平台,以现代文明普及和提高为目标,不仅对中国新世纪、新文明建设起到了独树一帜的推动作用,也缔造、发展、壮大了中国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新知、学理永远都是不断追求的。上海作为西学输入的核心地,自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处于封建末期,在科举压制下,知识分子纷纷涌入上海,仿效西方的文化传播方式,办报纸,出杂志,建图书馆,试图走出一条与传统中国文化所不同的文化新路。在这场新的文化传播与创造中,也给了有胆识、有学力的文人以机会。两者互相激荡,形成了上海较长时期的文化发展与学术繁荣,这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活力,张元济所领导的团队和推出的产品,正好引导潮流,把文化与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

追寻真理,尤其是从西方文化中寻找中国的发展之道,是甲午海战以来的时代洪流,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未中断过,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扣人心弦的论争与战斗也始终没有停歇过。全盘西化者曾经一时甚嚣尘上,文明排外者也不乏其人。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和主义者的先锋们在激情澎湃、奋力呼喊之后,不是思想发生陡然转变,就是缺乏真正的建树,尤其是追赶 “西潮”的人们,大多停滞在舆论和思想一域,没有取得真正的实绩。这两条道路发展过程中,真正艰苦奋斗并卓有成就者,张元济居于前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大阵营或持两种主张的人无不与张元济接近、合作乃至最终共襄事业,当然也不乏大家直接投身其中。从总体上看,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作为平台,支撑他向不同的领域变化与发展。

张元济做为文化世家后人,一个达到科举顶峰的士子,他的文化性格早已因环境及成长因素铸就,那就是对古典传统的了解及热爱。对旧学的造诣,对旧学人物的接纳,这些最终成为他的精神支撑并发扬光大,成为他的核心事业和学术出版乐土。在他所经历的弃旧从新,毁国灭族的动荡时代,张元济自觉并奋不顾身去赓续文统,将古典文明的传播推到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完全从事教科书革命、西学译介与新文化创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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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复杂动乱变化的时代,必然会产生一批复杂的人。商务印书馆创建于清末,延续到今天,由于时局的不同和人员的众多,也曾有各种不同的人参与其中,也必然会与不同角色的人打交道,这些,都起着不同的作用,构成了一部绚丽多彩的商务印书馆馆史。

“五四”运动以前,国内真正懂得西学的人约有三类:一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这不用说;二是自学成才的人,如杜亚泉一类;三是自曾国藩、李鸿章官方安排到海外留学和包括(1905年兴起的到日本)、欧美去的学习,[U2] 这是主体。严复是由国内指派到西方学习技术,最终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发生巨大启蒙作用的重要人物。

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带领下,从创立到崛起,创造出了一桩又一桩文化伟业。作为偌大一个文化舞台,商务印书馆并不是张元济一个人在独舞。在他的聚合之下,一批又一批新旧人才为传播新知识和文化事业,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付出了艰辛和劳动。也就是说,一批又一批新旧人才在这个性格倔直的老翰林周围,或以此为舞台,不断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与事业道路。他们共同发展的事业和创造的辉煌,不断激荡着中国文化取得新的进步。

张元济在文化史上的成就与他推出的几大古籍工程连在一起。他一生最大的建树是,在一个鼎故革新的时代,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续绝学,传薪火,校勘、纂集了几个重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道藏》以及首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和选印《宛委别藏》。他或传不刊之秘,或化身千百,在二十世纪乃至今后中国文化的作用与意义,罕有人能匹。

张元济一生出书、编书、校书、藏书,跋涉于书海之中。但他并非踽踽独行的跋涉者,也不是一个人在校勘的道路上孤寂地、枯燥地辛勤工作。他与一大批藏友、校勘家互为犄角,款意密结,为古文献续命,为后辈学人贡献精善之本而竭尽精力。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今天不仅看不到如此众多的文献,也无缘领略他们的成果。

商务印书馆在编纂集刻大型古籍过程中,几乎商借了国内外公私所藏,除海源阁因战火所隔未得采用外,几乎发尽了公私乃至海外所藏,成千上万卷价值连城的古籍拂尘而出,化成千百,经不完全统计,达五十七家之多。在这段辉煌成就的背后,除得力于他早年通过涵芬楼积聚善本外,更多地得益于清末以至民国时代收藏大家的无私支持,他倾盖而交的同道、民国藏书巨擘傅增湘、瞿启甲、刘承幹是贡献最大者。他之所以能辑刊那么多巨大的古籍工程,如果没有朋友们的无私支持,都是难以想象的。

为了刊布古籍,这些藏书大家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从他们身上,从他们为我们留下的一批又一批宝贵文化遗产中,我们感受到,在那个变革时代中他们共同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巨大贡献。商务印书馆几个重大古籍项目,以《四部丛刊》为先,随后《道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刊行珍本经籍》和《北平故宫博物馆影印天椂琳琅善本书籍》,都有一批发起人。当中,除个别是官员外,大多是真正能共襄成事的学者、名家,尤以收藏界为多。以张元济的人望和专业水平,优中择优,所以皆一时之选。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几大古籍项目,既有张元济的主持之功,更有学界、文化界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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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因感慨古书之流亡和朋友藏书之散佚而筑馆聚书,为文献存续尽力,不期亘古未有的灾难[U3] 却落到了他的头上。灾难对他的事业与生命是一个最大的打击,也是对中国文化生命无以挽回的戗害。张元济对此除了自责而外,徒呼奈何!但是,抗战期间,他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奋力抢救各种文献,以及联合叶景葵创立私立合众图书馆,却更让人看出了他永不服输、百折不回的保护文化的精神。至于他丰厚的学养和广博的见识,以及留下的题跋文字和校勘记,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文献名著,就连他与友明同道函札往来、谈学论道的片言只语、深湛的考证等都是不可低估的学术文献。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大家,一直被掩盖在他更广大的教育开创者和世纪出版巨擘的盛名之下,只有专业工作者才予以关注、利用。学之不为,积之久矣!

作为文化巨人,在他九十多年的生命中,与二十世纪诸多巨人一起比肩而行,他们在生命的长河中互相激荡,互相砥励,互相成长,共舞人生。张元济无意于做一个巨人,却有着自觉的文化担当。在经过千辛万苦的磨练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世纪巨人。难能可贵的是,他提携和帮助了当时及后来的诸多朋友、同事成为了巨人。

作为出版机构,要实现健康发展,最核心的是制定出版大政方针后,进一步网罗优秀人才,实施产品开发。张元济从民族文化建设和国家时代需求的角度确定出版方针,高瞻远瞩,虽开辟草莱而成就了伟大之业。

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文化机构,为当时新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平台。他们或客串、或长驻、或为友,不仅成为了上海的文化核心,也成为了北京以外的另一个文化重镇。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老人的逝去,加之商务印书馆向新的方向发展,他们中的许多人士走向了更大更广的舞台,但他们的文化业绩都被记录下来,成为一份珍贵的史料。他们通过商务印书馆,最终创造了文化广厦的另一个侧面。这却是一道被长久忽视的文化景观。

要完成这样一项伟业,首先是人,有知识更新的人,有甘任其劳的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时人材之盛,无有出其右者。

编译所的创立是商务印书馆迅速崛起的发动机。做出版,最重要的就是人和资源。自编译所创立开始,张元济就不断充实人才。编译所成为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一方乐土。他们用知识和智慧,创造出了一条迥异于过去仅靠科举而仕途或当幕僚的道路。他们依靠知识生存,并通过工业化生产,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产品与效益。

几十年间,商务印书馆之所以拥有一个稳定的团队,得益于张元济的知人善任。许多人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自己就不用说,终老商务印书馆的有高梦旦、杜亚泉、李宣龚、高尔谦、陆尔奎、郑贞文等人。诸公精诚团结,让商务印书馆在时代浪潮、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且快速发展。至于在馆中一生相随的同事朋友则难以详尽。作为灵魂人物和当然领袖的张元济,不仅成功地组合了梦幻般的团队,且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与他共同奋斗、打拼,最终共创了文化的辉煌和事业的成就!

作为出版社,主要靠产品质量生存,文化产品的真正制造者是文人。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张元济和他的团队靠理想、学识,组合了当时最强最大的文化资源,并不断扩大,编辑新时期的教科书和字典,最终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霸主地位。几十年间,社会上聚集在商务印书馆,尤其是在张元济身边的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人脉资源是商务印书馆发展的重要资源。为了教育,为了出版,为了文化,张元济上至皇族、当政者,下至学生、乡贤,无不倾心而交,千方百计地让一切对于文化有所贡献的人倾力支持之。

为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他敢于识人、用人,更敢于突破陈规,以身作责,固守自我,率领这支队伍由小到大,后来发展到几千人的队伍,或让他们脱颖而出,或让他们力尽所能。一大批后来成长起来的名人,无不感念之。文化机构中的人际关系,包括社会关系,与官场商业大不相同,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志趣、学术方向和追求,所以一生都不离不弃。

这便是张元济之所以成就了世纪文化大业的基础。

张元济有着慧眼识英才的本质,堪称文化界的伯乐,所以他的朋友也很多,这也是他的事业格局广大的重要因素,一大批后来足与其比肩的风云人物,不少受到过他的恩泽和帮助。

在放眼世界的道路上,张元济并不后人。1910年他最早主张商务印书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自己也曾在1914年作环球考察,主体以欧、美、日印刷出版业为主。在胡适的建议下,他开始选择人员出国留学,从高层到年轻人都予以安排,如管理印刷发行的郁厚培、王显华都曾派出国学习过,王云五上任总经理前的要求就是取经七个月,学习西方管理。高梦旦去世后,留下的财富就是设立奖学金,支持社会优秀学生留学。郑太朴则直接受惠于商务印书馆选拔支持留学的办法,并且成卓然大家的一位商务印书馆人。

他曾因为罗致丁文江到馆而和高凤池发生过激烈争论。

他曾一见蒋梦麟的论文而聘其为编辑,蒋梦麟后来成为了北大校长。

他对邹韬奋爱护有加,成为邹韬奋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

他曾支持刘半农留学,又仿蔡元培旧事,为之开列了生活费用。

他曾为翻译名家冯承钧这样一个残病人专心著译提供一切条件,使之译成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十一种学术名著。

他曾让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十几岁的青年到商务印书馆做实习生,原因是看了几篇习作,十分赞美。这就是后来成为名家的胡愈之,且很快让其参与《东方杂志》编务,后来主持改革《东方杂志》。

他曾让年仅二十一岁的郑太朴担任罗素翻译,郑太朴从此走上了科学翻译之路,并把一生贡献给商务印书馆事业。

1908年,张元济[U4] 五百元的月薪礼聘当时的声名甚高的英文博士邝富灼到英文部工作。让陆尔奎有志创建新字典、专心编辑《辞源》,几乎耗尽一生。

张元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代总干事余日章是“极活动于社会上,甚有势力”之才。听说余在青年会的月薪是250元,便立刻表示愿意加价100元,虽然最后也未能成功。

黄炎培向张元济推荐蒋梦麟时,蒋还未正式毕业回国,蒋梦麟则在回国后到商务工作了将近两年,由于主编《新教育》月刊,与北京大学师生产生了“知识上的密切关系”,进而使他“跑进这个知识革命的大漩涡”。

他更设了一招,将各种特殊人才以特约编辑的身份而为商务印书馆工作,其中最赫赫有名的是陈独秀。更有一大批人才,从闪亮登上商务印书馆这个舞台而华丽转身,投入到政界、学术界、文化界,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熟悉、了解张元济的人都知道,他性格倔犟,又有些古板。按理说,这样的人朋友不会太多,这种性格的人很难让人亲近。事实上,张元济的朋友之多,所交之深,又是如此众多,世所罕见。为什么呢?他虽然说是倔犟,不如说是正直,更何况他在文化界、实业界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加之他思想上并不保守,还称得上思想敏锐,因此,在他漫长的人生和丰富多彩的事业过程中,总能与一大批专业人士携手,甘苦与共。他不仅让仰慕者成为了朋友,更让各界故交生死不渝,这是由他的事业和地位所决定的。在大的事业和环境上,张元济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文化、学术出版产业成了他与芸芸众生中各路精英的联系纽带。这才是他的大品格、真性情。

交友之道在为人,做事之道在诚信。善为人,则朋友多;事业大,则朋友广。翻开张元济的书信集,其所交朋友之众,所通声气之广,让人瞠目结舌。要知道,他只是一个民间文化机构的领导人,既非政客,不能给人以资源;又非大学名流,可以诱后生以门道。但实际上,他却真正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文化中心。

文化领域除了人才专家的内部建设,又是一个关乎各个方面的社会事业。从政府到市场,从生产到管理,从国内到国外,与纯粹研究和创新的大学不同,它生存于社会的一环中,与社会各个方面互相关联。这种特点也是一般文化出版难以独立表述自己主张的原因所在。商务印书馆发展起来后,作为当时超大型文化机构,不仅在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书业发展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因此,要建设好、把握好、发展好这样一个文化机构,没有深刻的思想和庞大的资源,就会在风雨中飘摇。张元济一生建立起来的以低姿态行事的方式与高蹈的人格魅力,也吸纳了向往文化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专才。

作为出版人,首要的是渊博的知识,其次是交往的广泛。在文化出版领域,最大的资源和价值是人[U5] 。这个今天看似简单的法则,其实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完善。而那时,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人才之盛,人气之高,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难以复制的神话。

他虽非纯粹学者,但学术文化素养精深,加之他学忘新旧,道通东西,所以从梁启超、胡适到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巴黎学派中坚伯希和无不乐为之友。

张元济低调、实干,以文化结缘,以教育为本,几十年的奋斗,不仅为商务印书馆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资源,又为他与时俱进提供了最好的营养。从张元济一生交友行事,可以真切感受到他高尚的气节,风骨凛然的人格风范,体现出了一个真正民族巨匠的特性与气质。

在张元济的吸引、奖励、推举之下,一批批各式各样的人才进入新兴的出版业,给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动力。自张元济、王云五之后,中国的出版业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才盛况。职业或谋生成为今天出版界从业人员的首要问题。如果说教育学术界需要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大师,那么,出版界则离不开有胆识和谋略的领导人物。出版业需要的是具有文化特色的产业化运作,没有一批又一批文化创业精英,不可能成就一个大出版,也不可能成就一个文化大品牌。

我们知道,任何大事业和大机构不可能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相关联。反之,则不可谓大事业、大机构。应有尽有的各方资源和四通八达的社会关系,不仅是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成本最少化的保障。有张元济这样一位参天大树掌舵的商务印书馆,其外在危险自然就会少得多,但张元济从没有利用过政界、军界的关系,而是严格恪守 “在商言商”的逻辑。在他的行为准则中,民族的、文化的才是至高无上的,其他不过是表面而已。

显然,张元济不是一个寂寞的人。有人说他保守、重实际,其实他的周围活跃着几十年间最活跃的人物,在每次轰轰烈烈的大事中,都有他坚定的身影,只不过他不喜欢站在舞台的中央或前台,但他又绝不是配角。

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也是一个名流会集的场所。晚清时代功名显赫的饱学之士、儒雅通透的古文大家,皆与商务印书馆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史春凤在《商务印书馆与近代中国文化》中写道:“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岁月中,与其有文字渊源的人不下万人,其中之名士,亦足以千计,英才荟萃,使得商务印书馆能以够一步步发展壮大,群星璀璨,也铸就了商务印书馆近代文化渊数的美名。”[3]由此可见,近代文化名人与张元济之关系。

从前清翰林到新中国的文化元老,张元济并非孤撑于世,他始终与社会、行业相交、相融,乃至相结合为一体,成为一位真正的文化领域和社会名流。我们不可限以商务印书馆领导人这个单一角色来认识他,正如不能以出版单一角色来评述他一样。他还是戊戌变法、宪政运动、现代教育的亲历者和建设者。他一生与许多政治人物都有交往,而且不分党派,比如与汪精卫,早期他俩的关系很好;如陈独秀这样的职业革命人士与他交往也匪浅。他周围的朋友中不乏各色人物,但他不参政,并不意味着他鄙视为政治人物。

张元济没有一般文人的偏激和书生的狭隘,但具有大文人的气概和学养。当时上海的大型民族工业和实体的主持人和拥有者,也是一些从官场科场走出来的人。他们有资源,有实力,更有知识,虽然经商,却也带有一些文化气息。他们从动荡中走来,大家相聚在上海滩。身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当然是上海滩工商业巨家,他的朋友圈不可能没有同道,仅以银行家为例,陈光甫、叶景葵、徐新六都是他的朋辈或后辈。如被胡适称为圣人的银行家陈光甫,这位曾经吒叱上海滩的金融家,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的金融帝国也因时局和政权的变化而湮灭。这从一个方面证明,财富尤其是可以具像化的财富,永远只属于一定时间和空间,并不能超越人的自然生命,而留下来的只有经验、智慧和供人探寻的史迹。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两三代人都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纯粹以文人的身份立于风云变幻的时代,王云五后来党派倾向明显,但依然没有成为国民党党员,不过反倒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今天,我们希望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描述张元济、认识张元济,进而从他生活交往、处事态度来认识他的事业,了解他那个时代的发展,体会他创业的酸楚,感受他那一代文化精英的风采,也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文化盛宴。同时,也是一道独一无二的近代文化风景线、一部色彩斑斓的近世文化图卷、一个世纪文化伟人的生活场景!

本书是通过考察他的朋友关系,了解他奋斗的历程、人格的养成及事业的展开,[U6] 借此窥见那个时代一群鲜活的人、一桩桩文化伟业的另一个侧面,了解张元济真实而巨大的感染力、作用力、影响力,为文化史、出版史提供一些真实的历史剪影。当然,这其中也不能没有我们的选择和评述、思考,以供人们以思考和启发。作者 卢仁龙


[1]夏晓虹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350,40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页163

[3]第182页


[U1]此论怕是通不过现在的审查

[U2]?

[U3]普通读者或有不明就里之感

[U4]既然是声名甚高之人,月薪再高也应该

[U5]似乎反复多次?

[U6]一,“序”通篇似乎都在谈张的朋友关系,而未涉及“奋斗的历程、人格的养成及事业的展开”。二,篇幅很长,但有点杂乱,没有纲领和叙事逻辑,有堆砌的感觉,序有“一”而未见二三……,可能是造成杂乱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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