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作者 ——张元济和梁启超(连载2)

有一则在商务内部流传的故事,在张元济九十岁生日由后辈讲出来:

1920年3月,梁启超在欧洲游历了一年后,带着宽阔的视野与全新的理念回来了,憧憬着自己人生向学术与文化的转向。当其从上海登陆时,作为出版界的大佬,人们尊为太史的张元济,带着商务印书馆的一干人亲自到码头迎接梁启超的归来,并热情相邀梁启超入住在他的私宅。

素为馆内外所尊重的张元济给予梁这样的规格与待遇,就有人不理解了,开玩笑式地问张元济:以师叔而迎师侄,未免太过。张元济笑答说:“我为商务印书馆多得几部好文稿,为中国文化多出几部好书,并非以师叔而迎师侄。”[1]

从这件趣闻,不仅反映了张、梁二人的关系匪浅,也折射出张元济出版家胸怀与心态。

梁启超与张元济有着三十年的交往,他们既是一生的朋友关系,又是作者与出版方的关系,更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合作者。他们之间深厚的情感和良好的互动,成就了一曲动人的世纪颂歌。

他们在相同的时代走过不同的道路,但时代的变幻又将他们的人生与命运时常关联在一起,为了实现共同的文化学术事业,互相支撑,共同为了社会与文化的进步。

一、   维新出版人

进入出版领域,梁启超比张元济更早,而且终其一生几乎都投身其中,他曾自言道:“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2]当然,没有人把梁启超当纯出版人看。

办报刊、设书局是清末维新人士救国的重要举措,因为其政治变革和启蒙思想主要靠出版——尤其是办报来实现。梁启超是维新派中最早具体从事出版的人。清末最后十多年,梁启超先后主持过《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8种报纸”[3]民国后又办《庸言》和《大中华》。另外还参与主持过上海《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萃报》、《知新报》。这些都为人们所熟知。

除办报外,他同样很早参与过图书的出版活动,这一点多为人所不重视。早在1896年,康有为等人设立强学会,其实强学会就是一个出版与印刷机构,曾出版过几种书。但是,一如“戊戌变法”迅速失败一样,强学会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阵地也很快消失了。

1898年10月,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在思索进一步革命的过程中,对西方思想中之“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极为赞赏,认为言论自由才是“一切文明之母”。亡命日本才二个月,梁启超便在旅日侨商的资助下,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又办《新民丛报》、《新小说》,均刊登翻译小说,尤其倡导政治小说。《清议报》创刊后,即把政治小说设为六个常设栏目之一,同时借他人名义在上海集资创办了广智书局(1901,上海)和译书局(日本,1902)。

当时广智书局及三大刊物均为他所掌控,成为他继续推动社会变革的平台。他所办报、所译书凭藉“梁启超”个人的影响力,一时风生水起,而尤以“广智书局出版各书皆务以输进文明为宗旨,不敢草率从事,至于译笔精畅”[4]而享誉出版界。广智书局虽然晚于商务印书馆创立四年,但在张元济加入商务前后一段时间,从出版量到效益、影响,都为商务印书馆所不及。

梁启超是近代最早提倡译印政治小说的人,1898年他曾译出《佳人奇遇》(日▪柴四郎著),先在《清议报》上连载,引起极大反响,后由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1901年),梁启超又同时译有《经国美谈》(日▪矢野龙溪著)[5]。1903年,《新小说》移广智书局出版。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又创办了比《清议报》篇幅更多信息量非常大的《新民丛报》,也是他所办报纸最成功的一次,发行量最高达14000份,社会影响巨大。他不遗余力地全面宣扬和介绍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学说、科学理论知识等。

1902年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时,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特撰一文《南洋公学腐败之情形》,实为张元济这位同为新党成员的一段困顿历史的记录,其中所言张“张(元济)终以畏权力(盛宣怀)之故,不得不畏于监院”等事,说明梁启超对张元济的观察与了解,说明梁、张二人尽管相隔甚遥,但梁启超心中仍然时时挂念着“非著名戊戌”同志。

梁启超作为变法运动的宣传家,在“戊戌变法”前后,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出版活动,宣传革新,倡导变法自强。其时,张元济对康有为变法之举、之策并不完全认同,但对梁启超在变法维新中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很是欣赏,尤其称赞他观点新颖,思想活跃,文笔流畅。这一点也是同时代人的观感,并非张元济一个人的特别感触。

值得一说的是,清末梁启超发动的“新小说革命”是“戊戌变法”之后到“立宪运动”之前,他对文化界的一大贡献,由于其同道和朋友夏曾佑就在商务馆中,后来真正让这些思想结成为社会进步之硕果则是商务,这部分内容述之夏曾佑文中。

二、合作尝试

梁启超与张元济开始比较密切联系大约开始于1910年2月。当时,梁启超计划在日本成立国民常识学会,编纂一套《国民常识丛书》,他主张国民应以“今日欧美、日本诸国中流以上之社会所尽人同具之智识”为基础,再加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以及“其本职业之常识”。认为现代国民如果具有“常识具备”(《说常识》),现代国家的建立才有根基。

也是历史的因缘巧合,1911年初,张元济环球之旅途经日本时,见到了他十分仰慕的梁启超,此前,他在南洋也见到了康有为。与梁见面期间,除相谈旧事外,梁启超告诉张元济他对社会国民教育的关注,正在编撰《国民常识讲义》月刊以及《国民常识小丛书》,称已筹得三千元开办费。

此时,张元济在国内正从事的基础教育事业亦正在开展,了解到梁启超这种向国民灌输“社会教育”的新路径,十分激动,于是,梁启超当面交给张元济《国民常识》一稿,并提出廉价发售的建议,张元济对此十分赞同。尽管当时清朝政府并没有解除对康、梁的追捕,张元济亦甘冒此险,表现出他对梁事业的支持。回国后,他立刻与同事商量,力促成其事,并去信道:“《国民常识》公能独肩重任,甚善甚善,倘有所委,无不殚力”,“由阁下出名,编辑《国民常识丛书》,乃不必另创学会”。同时,张元济很看重《国民常识》一书,建议改为小丛书,并建言“鄙处亦可有人担任”。

遗憾的是,梁启超与张元济见面之后因有台湾之行,所以《国民常识丛书》没有真正编起来,国民常识学会也因武装起义后完全放弃。而差不多就在此一时期,有一定的政治热情的张元济创办了《法政杂志》,鼓吹立宪,他自然想到了梁启超,便约他为《法政杂志》“每日欲得一撰文”[6],并给以千字七元的酬报,至于“选题立论,悉听裁酌[7]”。果然,梁启超大笔如椽,撰写了《法政杂志》序文,并按张元济的建议署名“沧江”。梁启超除撰文之外,还将《台湾游记》与《财政原论》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财政原论》乃《国民常识丛书》之《财政学》编,也是对前事及朋友的一种补偿。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到中国,这时距他离开故土已十四年。回国后,梁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庸言》杂志,在发行上,除了依托他主控的广智书局外,另一渠道就是商务印书馆。值得交代的是,这时的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的对手,中华书局已签约三年,并主编《大中华杂志》,其后又一起规划了《时局小丛书》,而张元济并不介意。

1916年3月,梁启超作反袁前的准备,又来上海,也是入住张元济家中达十余天,二人关系之密切可想而知。相对于梁启超的改革家身份,这时的张元济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出版业上已是名流地位,梁启超则仍然处于为革命奔走之中。在此次会面中,在革命前景未明的情况下,面对张元济,梁启超以生死相托。关于此次会面情形,张元济日记所记:“昨晤卓如,言行后津门眷属仍寓彼处,我当尽我之力。君此行未知如何,断难再顾及家计,如有缓急,自当相助,可请放怀。[8]”。

从这次生死之交中,梁启超深深体会到了张元济的情谊,为感念张元济的盛情,后梁启超交付《国民浅训》给商务代为出版发行,(此书“借袁世凯以警告国民希望国民明白立宪政治之精神在此”),还同意商务印书馆汇编所著,出版《饮冰室丛著》。这在当时可谓盛事,以梁启超之盛名,其所著往往风行全国。不久,袁世凯死,张元济赶紧印行《国民浅训》两万册。随着商务印书馆无远弗届的销售网络而行销天下。

此后,梁启超由于与袁世凯的合作失败,在观念上处于困苦和矛盾之中。以后,他正式脱离康有为,从政治而走向立志文化救国之路,而这在发展方向上则更加接近于张元济了。

三、共图新学出版

“五四”以后,张、梁真正成为了更加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二人在“共学社”与讲学社的互动与合作,翻开了他们友谊与事业的新篇章。

“共学社”的创办萌芽于1916年,正在日本的梁启超同他的追随者张君劢一起发起成立了政闻社。1917年,又与张东荪、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人发起组织了新学会。这些政治学术团体,为共学社和讲学社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18年,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12月26日,即在前往欧洲考察前夕,他在上海与张东荪做过彻夜长谈,打算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正如他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9]

梁启超这次欧游长达一年,以中国在野名人的身份和欧洲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及其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返国后,梁启超立刻向张元济讲述了他在欧州游思之后的决定:今后专心于文化事业和讲学两大重点,并切实规划了三件事:一是办一所大学,亲自讲授;二是组建学会,出版杂志;三是办一实业机构,以保障以上事业的实施,从而形成一个新文化运动。他坚信,“以此为终身事业,必将大有造于中国”[10]。对此,张元济额首相庆,因为无论作为作者还是朋友、同道,他都乐于看到梁启超的转变,离开污浊的政治,联手共谋文化大业。

因为梁启超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需要联络更多的人士和社团,于是他决定发起成立共学社。共学社的宗旨在于“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主要业务在编译新书[11]”,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选送留学生。共学社确立的这个宗旨,不仅说明他认同了张元济所走的路,也证明他效仿了张元济在商务的作法。

梁启超同时多次与张元济、高梦旦、陈叔通等人商量,希望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介绍新学说、中学教科书、新知识丛书和一系列历史著作。时值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初,商务印书馆开始大量翻译出版西方思想学术著作,梁启超的想法正与张元济“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至要之举[12]”一曲同鸣,自然得到了张元济的大力支持。

梁启超刚刚离沪北上,张元济就赶紧去信:“蔽处拟岁拔两万元先行试办,仰蒙采纳。梦旦又言在津与公晤谈,尊意欲更为久大之计划,属加拔两万,为两年之布置,鄙意当属可行。[13]”梁启超有了这样雄厚的支持,随即行动起来。

1920年4月,共学社正式成立。凭梁启超的号召力,共学社的发起人和评议会一时名流云集,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胡汝麟、张嘉璈、梁善济等都列名发起,进入董事会;徐新六、舒新城、梁维新、吴统续、叶景葵等为评议会。核心人物则是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和张东荪。穆藕初、聂云台等这些大实业家也在捐款名单上。共学社所得捐助的经费十分充足,诸多名流与硕学之士积极参与共学社拟定的丛书翻译事业,定名为《共学社丛书》,计十个方面。丛书限定于科学、历史、哲学、经济、社会等方面,皆以浅近、简明为主,以应时代的需要,1921年,这套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梁启超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成为其中的开山之作。此年共出版了四十种书,其中包括蓝公武的《现代思想史》、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与《法国近代文艺思想史》、易家钺的《家庭问题》、杨志伊的《社会运动史》等书,均与思想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有关。

这部丛书立意高远,普及性强,正发挥了梁启超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特点,所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诞生的一套大型新知丛书,更是商务印书馆从输入学理、译介文学之后,传播新知的重要作为,它极大地改变了“五四”前后人们对商务印书馆保守落后的观感。

在张元济不断地推动和支持下,《共学社丛书》坚持了十几年,一直持续到1935年,前后出版了83种,包括17种小丛书,大部分都为译作,著作仅八种。这是梁启超学术成果上的一次重大收获。

与梁启超及共学社的合作,张元济最大的收获是引入了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新书,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不同的思潮的作品。在共学社的编译工作中,商务印书馆有不少馆员参与了译述,年轻的郑振铎就是主力译者之一。商务印书馆编译力量本身就很强,和梁启超等人合作后,更是推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业务的快速发展。

张元济曾经属意于梁启超在北京组建一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所,但因梁启超事情太多无暇顾及,没有做起来。如果梁启超按照张元济的规划真正地去做此事,以他的才学、资源,一定会做好做大。历史如若这般走向,或可以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带来又一轮新的辉煌,也会改写梁启超的人生。可惜的是,梁启超仍然留恋于政治,总是在社会政治领域奔波忙碌,因而与商务合作之事业自然没有取得更大的业绩。这显然是梁启超人生的一种遗憾。

梁启超曾经通过比利时政府在国内投资办实业公司。他向国内外招股时,首先想到的是张元济,入股附和者有张謇大生纱厂、中国银行及缅甸华侨,但此事终因张元济的退出而未能成其事。

四、共享讲学之果

在欧洲的游历使梁启超开阔了视野,在建立共学会译介新学的同时,他同时产生了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增强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的想法,于是打算成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讲学社,宗旨是“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演讲”。在共学社创立半年后的1920年9月,一个国内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化组织讲学社成立了。董事会包括研究系的政治社会名流,如梁启超、汪大燮、严修、张謇、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范源濂、王敬芳、张伯苓、张元济、黄炎培、郭秉文、胡汝麟、林长民、金邦正、沈恩孚、陈小庄、张一麔、蒋梦麟等共20余人”[14]

讲学社一成立,梁启超便着手发起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首位受邀的是生命哲学大家柏格森。对于邀请外国专家讲学之事,张元济积极参与,并主张扩大规模,分批邀请,承诺每年捐出五千元。张与梁很快达成了共识。此前,与张元济声气相通的蔡元培已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但苦于经费所限,邀请更多外国名家讲学的计划无法常规化,闻此,张便提出以北京大学发出邀请,三方合作推进,因此,讲学活动很快开展起来。

商务作为出版机构,延请西方学术大家来华讲学,可谓是开了国内一个先例。此类工作,即使在今天也大多由高校和研究机关来做。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本身就设有有专门从事研究学术机构。所以说,商务不单纯是一个出版机构,更是一个积极推进改革的具有实力的文化机构。讲学社邀请外国专家讲学之事,经张元济等人深耕,更将来华讲学的名家名作及讲述翻译出版,大大提升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资源和文化品位。

杜威来华讲学一年后,讲学社即延聘增加一年,随后一个接着一个西方学者被邀请来到中国做巡回演讲: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都被邀请来华。开始,杜威的演讲由多个机构结集出版,从罗素来华开始,讲学社所聘来华讲学的学者把重要演讲内容全部交由商务出版。如继杜威之后的罗素,共学社迅速安排人译出了罗素的著作八种,编为《罗素丛书》,全部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最后一位应邀来华讲学的人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1924年,他来华期间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落成典礼,见证了商务印书馆的一项盛事。在这次轰动中国的访问中,泰戈尔努力宣讲他对东方文化的看法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他的演讲,上海方面十分认同,但到北平时却备受批评。这些虽是题外,但也可以窥见上海文化发展阶段之一斑。

梁启超是一个情趣转移极快的人,但与商务印书馆共同发起、参与的《共学社丛书》出版及外国名家讲学两件大事,在张元济的全力配合下做到了有始有终。

五、“我们的作者”

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的文章时说:“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政治上的参与,失败多于成功,但其影响之广泛及有力,无人能出其右[15]。”梁启超一生文章风靡天下,不仅边写边刊,还多次结集出版。他的单行本作品从著作和译述就有近十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作为一个文化巨子,我们看到了他背后总有张元济的身影。

梁启超的经典传世之作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历史研究法》都是由商务印书馆首刊。他先后六次结集自己的作品,最早一次是《饮冰室文集》(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二次是1905年《饮冰室集》,署名为京都金堂港刊行,其实金堂港正是商务印书馆合资的日方。广智书局1910年版《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1916年《饮冰室丛著》四十八册,是商务印书馆早期继《严译名著丛刊》之后推出的个人丛书,还分三种版本,另有二十册常制和四册本特制版,可见对首刊文集的重视,那时的梁启超也不过四十六岁。

梁启超作为文化名人,不仅作品有市场价值,其学术的社会影响更为张元济所认同。对梁启超的作品,张元济总是快速出版,有许多文章和书稿几乎是随时送来立即发印,从来不积压耽搁。而且付给他的稿费也十分优厚。

欧游归国后,梁启超便致力于学术,大作迭出,每次总是与张元济相商。继1920年下半年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墨经校释》后,梁启超几乎每个月都有撰述,书稿全部交由张元济出版。张元济甚至与他订下合约,以后梁启超所有的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合约一直延续到梁启超到清华任职前后。1921年草成的《墨子学案》,1922年初写出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曾经风靡一时。随后,他又写出了多种稿件,如《大乘起信论考证》、《先秦政治思想史》、《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以及近作诗文等。梁启超还应张元济、高梦旦之约,撰写了《读书法》。高产的梁启超除专著外,另有大批零散文字,如在《东方杂志》发表的大量文章,也都结集在商务出版。

在与梁启超的合作中,张元济十分重视梁启超的大部著作。举一例可以说明。1922年10月7日,梁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脱稿,第二天送到商务印书馆,梁启超提出先登杂志后出书的要求。张元济不仅完全满足梁启超的要求,还付给超乎寻常的稿费,达千字二十元。按商务印书馆的稿酬标准,在1930年以前,一般为千字四元,林琴南、胡适之的稿酬不过千字六元。有人说,梁启超当时名气大,要优待;文章质量好,要优质优价;同行竞争抢稿子,要出高价,等等。这些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尽然。

从出版文化上说,作者是出版社最主要的资源,读者是出版社产品的保障。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机构,出版量庞大,没有最广泛的作者群体是无法运作的。正是因为加强与中国文化界诸名流最广泛的联系,商务印书馆才源源不断有新品问世。今天,商务印书馆大厅的墙壁上挂有两幅照片:一块是“我们的作者”,一块是“我们的员工”,可谓寓意深远。限于展示空间,照片上只列了三十六人,每块十八位。但这三十六位,个个赫赫有名,而梁启超居“我们的作者”之首。一个出版社把作者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让人十分欣慰,也让人敬重。

出版社的竞争一直就相当激烈。历史上发生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争相出版梁启超作品集的纠纷,曾着实让张元济不快。1916年6月,中华书局借梁启超为其新创刊的《大中华》主笔之机,而推出梁任公手定《饮冰室全集》(四十册),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同时商务也刊发预订“梁编定的《饮冰室丛著》”(四十八册)广告。并集录《庸言》、《大中华》等商务印书馆已经刊发过的文字。,中华书局以《大中华》杂志上刊登梁启超的文章自然应归中华书局所有,加之梁启超又以给《庸言》撰文为由向中华书局借款,中华书局更是当仁不让,便以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并且控告商务印书馆侵权。当时梁启超的著作风靡市场,谁也不想轻言放弃?虽然这后几年梁启超与中华书局关系不浅,但怎抵得上与多年兄弟的交情,梁遂亲手签约将著作权交给张元济,只是劝其勿春以商业利益为考虑,因与袁世凯有瓜葛的《庸言》一事,张元济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松口让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合集》,而自留单行本出版的权利。后经张元济与陆费逵商议,并经梁认可,两家同时在当年九月推出,以商务推出的《饮冰室丛著》四十八册,中华书局推出四十册,在市场同时行销。第二年,中华书局也改为缩本四十八册。梁同时配合市场,精选其中作品为《常识文苑》交中华出版,以弥补煌煌巨著及双方竞争带来的销售不佳的缺陷。

不过事后,张元济虽然几乎得到梁启超新作专刊之利,但一直没有再结集梁启超群书出版。相反,1926年,中华书局又搜集网罗其散布的文字及诗作出版了《饮冰室文集》达八十册,由梁廷灿编[16]。聚珍版,线装。但之前在商务所出几种没有收入此书。此后梁启超晚年新作迭出,与张元济的合作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弥合了前期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竞争出版梁启超著的尴尬局面。

梁启超的作品分置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之际,张元济自然不能不计较馆方的得失。张元济从运作林译小说出版中已经有了体会,如果梁启超作品由两家出版,必然会带来竞争与矛盾,许多事情必将难以协调。这件事的结局是,梁启超的作品《饮冰室合集》由其家属委托其弟子林志钧编辑,共计四十册,计诗文集16册,专集24册,七百七十万字,囊括了梁一生几乎所有的作品,商务所出书也大都收入专集里。但到1936年又全部交给了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此后又陆续发行单行本三十余种,此后,商务印书馆也很少再印梁启超的作品。

1927年,梁启超在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曾经构划了一个十分庞大的设想——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希望以之取代《四库总目提要》,成为纪晓岚第二,留名学界。为此,北京图书馆特成立了编纂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从庚款中拔出一万元,分两年拨付专款。为此张元济特致信梁启超:“兄编辑《图书大辞典》,大业宏愿,不胜佩卿,成书之日,敝馆可以效力之处,总不敢御责也。[17]”并表示希望承担出版。后因梁启超身体、精力不济,在1928年8月不得不辞去此项职任,并把所积资料及款项退还北图。不久,梁启超因病去世,他们最后的合作终于没能成为现实。

梁启超去世后,上海方面也组织了盛大的公祭典礼,设奠在静安公墓,主持其事的就是张元济和陈三立,并以俩人名义在《申报》上刊登会祭启示。这也是张元济本人以戊戌党人身份最后亮相。此时的张元济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已在文化教育和学术界创下了不朽业绩。值得提出的是,张元济在退休后三十年间,又苦撑商务,为文化、为民族贡献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之作,巩固并壮大了商务的发展,文化出版最终成就了张元济的独尊不二地位。

作为“戊戌变法”的同仁,张元济和梁启超之间由同道变为朋友,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梁启超从“维新”发展为君主立宪思想,并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羁绊,成为新思想的代言人,张元济则向下沉潜,以具体的行动、实践,去实现“新民”、“启智”之举,这是他们最大的分野,也是“戊戌变法”后知识分子的不同取向。

梁启超在民国生活了十八年,前六年主要从事政治,后十二年则转向文化救国道路,正由此,他们从“变法”的因缘始,而后共同走向了文化出版事业,两人在几十年的风雨中携手合作,共襄一个时代文化盛举。

参考资料

饮冰室主人自传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学人丛说   汪荣祖   中华书局2008

梁启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夏晓虹东方出版社

梁启超年谱   林志钧

在历史的另一角落   吴铭能   商务印书馆2011年


[1]张屏翰、朱景张《祝张菊生先生九十寿诞文》,《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张元济年谱长编》页580引。张元济长梁启超五岁,1895年梁启超进京会试,就认识了时任刑部贵州主事张元济,一生尊其为师叔。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129页,中华书局,1989年。

[3]《中外时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1902)、《新小说》(1902)、《新中国报》(1900年. 檀香山)、《政论》(1908)、《国风报》(1910)。

[4]《广智书局告白》、《新民丛报》第25号 1903年2月。

[5]两书都收入商务印书馆新创的《说部丛书》。

[6]《张元集全集》第3卷,217页。

[7]《张元集全集》第3卷,218页。1911年5月12日函

[8]《张元济全集》第6卷,20页。

[9]《欧游心影录》

[10]《张元济年谱长编》,580页

[11]《张元济年谱长编》,570页

[12]《张元济全集》第3卷221页.

[13]《张元济全集》第3卷,页221

[14]讲学社虽以私人名义组织,任董事的均为捐助人,还得到教育部补助每年两万元的金费。

[15]《我生有涯——梁漱溟自述文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共40册148卷,搜罗最广,影响最大。

[17]《张元济全集》,第2册

相关新闻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QR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