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盛灭理智,志荒逞才辩 ——张元济与郑孝胥(连载4)

1938年3月,郑孝胥在长春去世,年七十九,传言是被毒杀。

张元济撰有挽联:

“患难昔相依,把臂偕行,难忘震撼共舟日。

归休终未得,抚膺欲绝,想见淋漓掷笔时。”[1]

原注:故人夏瑞芳在河南路商务印书馆门首被暗杀,余在其后,相距不数武,人咸怜之,苏盦紧挟余臂,穿福州路北行。时方戒严,余亦颇有戒心。苏盦后至长春,不得行其志,欲返居(下缺)

上联所叙及俩人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1914年,夏瑞芳暗杀时,郑孝胥保护张元济从办公楼后门避走的场面,实以生死之交相论。可见张元济不舍情感而略其事功,既体现了他的君子之风,又表现了他的民族情怀。

对照前一年,同是朋友、同乡的文人陈宝琛因忧国事,拒绝就医,逝世于北平,年八十五。张元济、夏敬观、李宣龚、冒广生这一批文化人在上海专门召开追悼会,郑孝胥去世,未闻张元济等组织有何纪念活动。显然,他们并没把郑孝胥列入戊戌党人之列,这也是必然之事。“殷顽犹可恕,托命外足不可恕[2]

郑孝胥与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关系之深,由于其汉奸身份而未受人重视,或不便表述,实在是一件不应该的事。

郑孝胥以诗名书艺著,他蛰居上海,鬻字尤多,而且价格不菲,所以商务曾出版过他的字帖,并由他题写,馆名及大量书名,既是他的份内事,也是为商务注入了文名与底蕴,这些都是不应该遗忘的史实。他是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的最早的董事之一, 并在19 12 年一度出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他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均是挚友。

                       

张元济一生从晚清到新中国,交往的中外人物之多,堪称一部名人录,而这个特殊时期,许多人物的经历复杂,主张变化又诡奇,张元济于进退取舍之间,显现了他作为一代文化伟人的品格,他与郑孝胥的数十年交往,就充分反映了这点,也见证了大变化时代的多样性。

郑孝胥的一生,以1931年为界,前期是一位文满天下的名人,经历“戊戌变法”,又南下上海,投资文化教育事业,还从事过许多重大事件。

辛亥革命之后,他以开始主要以上海为据点,以海藏楼为平台,以遗老身份作诗写字,诗艺大进,并在文化上有所作为。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清廷并终为伪满州国总理而为人所不齿。他书名极盛,素号“北于南郑”[3],与于右任齐名。支持创办中国公学,“商务印书馆”馆名一直沿用到解放前,海外商务印书馆袭用至今。今天,我们翻开商务印书馆的一些早期出版物,从图书到杂志,众多的书名、刊名均出自郑孝胥的手笔,可能是题名最多的一个人。数十年来,其史事隐而不彰,但历史的存在,尤其是文化上的史迹是客观的,对此,我们不仅可以窥见郑孝胥的另一面——文人,也可以看到一个文人的坠落后历史给予的无情处置。

一、良才兼宰相器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出生于寻常官宦人家,自幼却天姿卓绝。1882年,中乡试解元,陈衍、高凤岐(高梦旦兄)、李宗言(李宣龚伯父)都是他的同年与同乡。中举之后,郑孝胥离开科场即踏入政治。1885年,郑孝胥入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幕僚,办理洋务。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1891年,跟随李鸿章之子、驻日公使李经方出使日本,先后任公使馆秘书、驻东京领事、神户兼大阪领事。在日本近三年,得以亲身体验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甲午战争爆发,郑孝胥回国。因不满李鸿章观念,转入张之洞幕府,办理洋务文案,后任洋务局提调。

张之洞慕府及周围,集中了晚清最多的名士、学人及青年才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社交圈,包括辜鸿铭、黄遵宪、陈衍等近代文化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张之洞“爱文”的性格及兼济天下的风格,让这批文人学士,互相砥砺切磋,在客观上造成了后来的人才之盛,其成就与影响比他办洋务与实业要成功得多,真所谓有心插柳,无意栽花!张之洞乃郑孝胥之伯乐,被称为当代范曾。

郑孝胥以“平心留心时务”而识见迈出时流,被当下目之为“名士之冠冕也”,非但名士之冠冕,也是办事之能匠。因此,戊戌新政,郑孝胥与汤寿潜,也曾一同被列在奉旨引见之列,也是新政中期待的人才。

郑孝胥曾在日本居住三年,熟知日本维新的真实内幕,这对变法人士力主仿效学习日本是最具实际意义的。维新派也对郑孝胥有好感。他虽主张改革,但对全盘改制心存顾虑。身份的限制使他产生了对变法采取踌躇不进的态度,也并没有太多地卷入“戊戌政变”的暴风雨中。戊戌期间,他也一心襄助新政,与朝士议政事,萃奏章,会名流,游走于巨宦显官之中。“郑、张、汤三君今日能做事者”,其名重若此。

1898年,郑孝胥得到张之洞的保荐,又返回北京,以候补道员的身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与张元济同居总理衙门。

郑孝胥与张元济同朝为官,他们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戊戌政变”中,为了维新事业相遇而相知了。俩人同样是“戊戌变法”中的主要人物。在“戊戌变法”中,他因张之洞保荐而受光绪接见,并授总理衙门章京,和张元济同处一个机构,又同是青年才俊,硕学干才,追求变革。在“戊戌变法”中,他俩都是活跃分子,时常讨论变革事宜。

戊戌六君子被杀,张元济首先来到郑孝胥家,涕读三诗而去。共同的命运和经历让他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俩人都前后来到上海盛宣怀门下。郑孝胥奔走实业,张元济去了南洋公学。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改革人物的支持下,俩人开始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戊戌变法”失败,郑孝胥与张元济等一道被参,离京南下,张之洞再次接纳并派任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再派其委办湖北全省营务处。义和团事件爆发后,郑孝胥辅佐张之洞弹压当地的会党,他拼尽全力,成功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并订立《东南互保章程》。让他脱颖而出,张之洞也十分倚重,果然不负所托。辅佐张之洞完成与英商订立通商章程之后,出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1903年,广西发生匪乱,岑春煊上奏保举他到广西戌边,开始他的军政生涯。仅两年时间,他在广西的业绩,由孟森记录整理成书,对郑孝胥赞许有加,名为《广西边事旁记》十四卷,并请严复题写书名,1905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篇首附有郑孝胥从戎的照片, 1905年10月,郑孝胥自请解职,在上海静安路筑“海藏楼”为居所。

郑孝胥在张之洞幕府先后十年。他虽身处清末民初波云诡谲之际,却颇有所作为,十分关心民生疾苦,对学问也多有钻研,以干练著称。由于郑孝胥使过日本,办洋务,且善谋划,当时各省的督抚也争相聘请郑孝胥前往任职,是政坛中的知名人物。他隐居上海后,先后有两江总督端方、岑春煊邀以要职,都被郑孝胥婉言谢绝,后任中国公学监督(校长)。1909年,应东三省总督锡良之请,主持锦瑷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辟事宜。第二年出任锦瑷铁路督办,锡良准备着手经营辽东一带,郑孝胥替其出谋策划颇多,但都不被清政府所采纳。失望之余,郑孝胥只好离开铁路督办一职,再次转往北京。

短短十年间,军政、边务、外交、洋务、军事他都无不遍历,俨然为政坛后起之秀,这一方面说明他的才干,一方面为他积累了经验。郑孝胥经历了从洋务、军事到政务的历练过程,成为一位具有丰富阅历的年轻才干。

他一生参与维新、立宪、靖边、平匪、筑路、洋务,乃至亲自投资实业。先后辅佐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岑春煊、端方、程德全、锡良等诸多晚清重臣,长期游幕。由京官而入中枢,郑孝胥最大的梦想为挤身宰辅,而不惜走四方。孟森曾叹:“将之良才,恒兼宰相器”,严复也完全认同孟森之言,实乃“潜跤”也。郑孝胥是一个亦官亦商人物,和当时许多官绅一样,利用其名流地位与丰富的洋务经历参预各种新兴事业。在上海期间,他除了日常的政治活动外,主要投资路矿、金融、工商、新闻、出版、教育等新兴工商业实体,也包括入股商务印书馆,投资大生有限公司、华商银行、先施公司天津中原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和《世界诚报》。期间,郑孝胥还是中国公学的董事。中国公学董事的地位很高,后来担任董事的还有蔡元培、王云五、马君武、朱经农、胡适等十五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领袖。显然,郑孝胥是当时上海文人领袖之一。

清朝灭亡并没有阻挡他的仕进之路,北洋内阁曾圈定其为教育部长,尽管他早已息影上海,过起了名士的隐居生活,但他庞大的资源,复杂的经历和赫赫的才名与文名必然为时局所急需。

二、携手宪政

立宪思潮兴起于1903年。1904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的惨痛教训让立宪思潮发酵为立宪运动。1905年,清朝政府着手宪政,并指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标志着清廷对立宪的认同。这是甲午以来达成的重大社会变革,也是对“戊戌政变”的反动。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谕旨。维新派和知识精英在上海这个最为开放发达而又远离政治的中心掀起了一场宪政运动,集会、办报、讲学、出书等成为上海宪政运动的重要手段。12月,郑孝胥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亲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到1910年,他做了三年的预备立宪会会长,正是全国立宪运动如火如荼的三年,他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其中,领导了全国最大规模预备立宪公会,组织推动了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郑孝胥充分发挥了他领袖群伦,作为中流砥柱的作用,把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是清末立宪运动中声势最为浩大的团体,上海因而成为立宪运动的中心地。

预备立宪会的宗旨是“研治实业,主持清议”,实际上是希望通过预备立宪而有利于发展工商实业,以政治的革新来保障和促进新兴民族的商业的发展。立宪运动之所以能在上海开展得如此波澜壮阔,因主要骨干均是工商背景的文化精英,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张元济不仅亲身参与立宪会,并在自己的阵地上支持鼓吹宪政,普及思想学说。《东方杂志》在立宪运动前后近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宣传宪政思想的主要阵地。郑孝胥拉来了孟森主编《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文化精英都是立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包括高梦旦、李宣龚、夏敬观、夏瑞卿、杜亚泉、陆炜士、孟森等,共有十四人之多。张元济开始排名在委员之首,1911年任副会长。实际上与郑孝胥桴鼓扬应。

宣传立宪,推动宪政是他们的追求,但张元济的出版事业也借助这场运动而大有所获。为配合宪政。张元济又将自己在南洋公学已着手译介的巨著《日本法规大全》重新启动,这部书仅用两年时间便得以面世,因时机适当,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的出版大获成功。此书在如火如荼的宪政运动推动下,行销全国,是一部对时政发挥作用最大的一部书。

但现实的条件不可能让其达到理想的目的,“钦定”与“宪政”就是一对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张元济和这帮朋友最终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宪政”等观念的引进和扩大,真正的“宪政”政治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在中华大地上。这种不落实而执行的“新政”,也让张元济从此坚定不移地绝缘于现实政治了。他要着力于更广、更有效、更实际的有利于民族发展的真正领域来挥洒他的人生,以寄托他的理想,实现他的抱负——那就是文化教育事业。他以务实的风格进一步下潜,成为真正为教育文化出版开新的格局,也正是通过出版与立宪的结合及一系列出版项目而成功积累。立宪运动之后,他思想观念经过政治的再一次洗练,达到真正完全避开时局,进入商业化领域。

立宪运动和浙江铁路事件是张元济在政治舞台上最后的背影,尤其是立宪运动中,他为立宪思想的传播及社会深刻变革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他虽不是政治的主角,但他始终是社会变革进步的中坚力量。

1911年,清政府指派郑孝胥为湖南布政使,接任后的隔日清亡。郑孝胥只好回到上海。郑孝胥自视甚高,抱负极大,志在封疆,他既有主见办法,也能具体办事,是清季为数不多的能员干吏,屡屡出现在枢臣疆吏的保举名单之中。可是,王朝体制下,选官意在保境安民,太过能干,容易不循常规,甚至为所欲为,令当朝执政多几分担心。像郑孝胥这样的能吏,虽然不断到处派差,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时事,却迟迟不得实官。好不容易于辛亥年实授湖南布政使,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不料为突如其来的革命所葬送。

清亡后,他郑孝胥忠于清王朝, 不食民国钱粮, 甘为遗老,蛰居上海,以海藏楼为平台,以遗老身份作诗写字,韬光养晦,他曾一度闭门谢客,似乎是想隔离于世局之外。

三、失踪的董事长

190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向社会招股,这次招股主要面向的是社会名流和有经济实力的人士,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创业元老及家族成员,这也是商务印书馆从资本扩张到资源扩张的有效手段。郑孝胥就在此时入股商务印书馆,与他同时入股的还有严复、罗振玉、王国维、伍光建等人。中国现代工商业发展初时,由于本身是洋务运动的扩展和延伸,大部分工商业都有官绅的入股并非纯粹的资本投资,而且一些关乎民生和社会需求,尤其是现代工商业核心的企业都是由官绅们发起设立,张謇办实业就是一个代表。商务印书馆在除了引进日资外,主要利用的资本就来源于官绅阶层和有名望和实力的名人。当然,这个资源扩张的核心和出发点还是以张元济为中心,郑孝胥除了作为张元济的朋友外,也是当时社会认可的“文化前辈”。

1909年,商务印书馆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共有七名人员,张元济、郑孝胥以最高票当选,创始人鲍威昌、夏瑞芳、高梦旦亦在其中。郑孝胥入股并担任董事,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也是十分有利。应该说,商务早期的董事会成员中没有哪一位有郑孝胥在工商实业方面的丰富经历,当是张元济、夏瑞芳属意援引的对象也未可知,更何况当时商务是中日合资,各占一半的股份。郑孝胥有三年居日的背景,自然也为日方所乐于接纳,因有夏瑞芳投机失败,张元济深感公司危机来自制度,于是和娴熟洋务的郑孝胥商议,并请其与日方协调,最终由郑孝胥出任董事长之职,不期这一当就是十几年。1920年,张元济辞职任监理后,郑孝胥担任董事会议长。张元济退休后,郑孝胥始终担任此职。他俩是商务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两位董事长。

郑孝胥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几度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4]。郑孝胥直接参与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工作,在一些重大的事务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入商务印书馆,不仅意味着郑孝胥可以拥有丰厚的收益,亦是其融入上海文人交际圈的绝佳途径。

1916年,北洋政府熊希龄组建内阁,郑孝胥和张元济是同列教育部长的人选,但俩人均未接受。因郑孝胥强烈主张:“余与民国乃敌国也”[5]1922年,因其与日本熟稔的关系,发起利用日本退还庚款组织东方学会,成立时郑孝胥为发起人之一。在郑孝胥内心深处却一直对覆灭的清王朝存有期许,盼望有朝一日能够继续为满清政权服务。商务印书馆又像是郑孝胥短暂栖居的蛰伏之所,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跳出经营了十几年的生意场和朋友圈,重回满清残余势力一边,继续追求自己未竟的政治事业。

1923年,郑孝胥为陈宝琛与庄士敦所推荐,出任溥仪小朝廷的懋勤殿行走,郑孝胥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上海,受任总理内务府大臣一职。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溥仪赶出宫廷,溥仪取消帝号,迁出故宫。郑孝胥与日本人密谋,帮助其辗转入日本使馆,再入天津日租界。从此,郑孝胥追随溥仪。1925年后,任张园总务处总管及对外事宜,又兼溥仪的老师,对溥仪阐述其王道主张,长达数年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取得东三省的控制权,诱使溥仪前往满洲,准备出任傀儡政权的元首。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9月15日,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州国大使武藤信义签署了《日满议定书》,伪满州国实际上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从此郑孝胥完全走上了不顾民族大义的道路,被世人目为汉奸,故交世友均纷纷与之断交。由于伪满州帝国完全在日本的掌控之下,郑孝胥无作为可言,曾向溥仪递出辞呈。1935年5月由张景惠接任,从此失势。

四、文化履痕

郑孝胥对馆事亦不无贡献,大至重大项目,小至日常管理,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诸多记载,这里可述其两事:

郑孝胥曾两次协助商务印书馆印行《四库全书》,虽然事皆未果,他所尽的不仅是一个股东的责任,而是为了文化所作出的一种努力,这点也是不可否认的。张元济说:“至于扶助教育,更有一种办法,即高等学术之书。他家力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至去年可以影印《四库全书》亦是此意,惜事败垂成。以上计划与苏戡先生之意不甚相近,然宗旨实属相同。”[6]

张元济从1918年开始,曾想印行《四库全书》,多次的努力均告失败,郑孝胥早就知道此事。郑孝胥虽然在上海做寓公,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之一, 他不可能不关注商务这么重大的选题举措。

郑孝胥于1923年底进入小朝廷。1月7日,他被溥仪命为首席总管内务府大臣后,受命整顿宫中财政。郑孝胥建议把文渊阁所藏的《四库全书》运往上海, 由商务印书馆影印, 向国内外销售, 这样可以获得一笔厚利, 作为小朝廷经费的补充。正是基于这一层,因有郑孝胥可以依托,张元济、高梦旦提议印行庋藏在宫中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他们内外合计,事情才得以启动了。

1923年底,郑孝胥一到任,就率先参与筹划谋印《四库全书》。1923年12月12日《郑孝胥日记》有:“郑幼坡、何公敢来,公敢提议将印《四库全书》之议,改为排印,梦旦为之筹算,如以商务馆任此,必尽罢营业,十五年乃毕,且无纸可用。幼坡说:日本以中国赔款所办文化事业中加入此事,以东方学艺社发起。唯社中皆少年,疏于旧学者,欲得老辈为领袖,日本或可动听。余允其议。预算案成后,为之介绍于狩野、内藤、牧野诸子。[7]”郑幼坡即郑贞文,何公敢也是商务员工兼福建同乡。孙伯恒是商务印书馆分馆在北平的经理,他们向郑孝胥报告,催促高梦旦立即来京办理印行《四库全书》之事。

1924 年1月7 日, 郑孝胥接受溥仪的任命后, 到达北京。1月27 日, 溥仪召见了他,郑孝胥就提出两项建议: 一项是保举金梁、佟济煦、袁金凯三人入内务府任职办事, 另一项便是影印《四库全书》。可见对影印四库一事, 郑孝胥北上前就有自己的打算, 否则不可能在与溥仪初次见面时就提及此事。

1924年春,他在上海过春节时,即着手办理此事。新年一过,即见张元济、陈叔通、王显华、鲍咸昌等商务印书馆高层。《郑孝胥日记》中,记有当年元宵节的经过:“孙伯恒来,云已电催梦旦来京。[8]”这期间,他又是找皇上,又是催批件,还和高梦旦一道与小朝廷商议条约。这次的主要收获是,一是同意将全书运沪;二是按商务印书馆方案出版,双方共订了十二条合作办法。最后,张、郑据高梦旦拟定的计划,印行四百部,付给朝廷一笔费用,第四百一套起付版税一成。这是一个双方有利的方案。张元济、高梦旦还计划,如果销售成功,所得赢余将用编辑续修《四库全书》。

事情开始时十分顺利。他立即向溥仪汇报起运事宜,但就在此时,北洋政府对他们的动作已有所察觉,总统府秘书处立刻发文,外又有十六位国会议员致函内务府要求制止运沪。曹锟下手谕,不准付运。实际是向商务索贿,高梦旦跟张元济说明原由,但张元济不肯以贿求解。4月14日,他致函内阁总理孙宝琦,但未获支持,事遂告寢。《郑孝胥日记》曾有记录这段:“4月23日,访胡新三鄂公,谈四库全书事,余详语之。且曰:国会如能提议通过,可谓有光于国。胡鄂公乃北洋的教育次长,此书由教育掌管。[9]”他还一直在周旋,以求其成,《郑孝胥日记》中所记虽简,但道出他人所未道。

但外间对此事也有不同的看法,如郑孝胥的政敌——罗振玉之孙罗继祖曾撰文写到:“郑孝胥把《四库全书》交给商务印书馆影印。”“郑因《四库全书》事措置无方,未免内疚,急欲立功以自满。[10]”由于功败垂成,郑孝胥在旧臣中受到攻击,也是可以理解的。

商务印书馆谋印《四库全书》,毕竟投入巨大,张元济虽想独立承担,主张全印,郑孝胥积极为之谋划,想方设法利用日本退还庚款支持此事,并为之张罗之,可见其用心用力。这件事中,郑孝胥一方面是以股东身份为商务印书馆办一件大事,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内务府大臣想为小朝廷生财。当然也有亟助张元济刊成此书之夙愿存矣。

同年6月25日,郑孝胥因整顿内务府失败,而离京返沪。虽然暂时离开小朝廷, 但郑孝胥对影印《四库全书》一事一直挂怀在心。1925年8 月17 日, 郑孝胥在日记里载: “(李) 拔可来, 言今夜入京, 为京华书局及《四库》书事。叶恭绰、章士钊皆主张重印《四库》书。[11]”郑孝胥虽然退居沪上, 可仍然关注着影印之事。

谋印失败后,郑孝胥仍然鼓励张元济努力为之。今检1927年《郑孝胥日记》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与菊生谈商务印书馆馆事,余曰:能印《四库全书》,则商务印书馆印书馆,诸君皆不朽矣。菊生曰:一息尚存,必达此愿,梦旦、拔可皆有此志。”[12]这场谈话也可能是郑孝胥去大连之前与老朋友间的一次重要谈话。可见,郑孝胥对印四库之事仍挂心中,且一直期待大功告成。所表现出俩人的文化意识高度,堪为史迹,也完全是朋友之间对事业的表述,这也是郑作为文化大家的自觉选择和追求,与其后失节落水无关。

正好郑孝胥的女出生于此时,取名郑文渊,适桐城名学者叶葱奇,其取名或为纪念其事乎。

1927年4 月21 日, 他与张元济谈及影印《四库全书》一事时, 曾发出“ 能印《四库全书》, 则商务印书馆诸君皆不朽矣”的感慨。张元济也不无感慨地回应说: “ 一息尚存, 必达此愿! (高)梦旦、(李) 拔可皆有此志。”

作为清朝遗老,与商务印书馆股东, 他主张影印《四库全书),有为逊清皇室开财源, 为商务谋利润的动机, 除此而外,也不排除他有保护传统典籍并将之公布于众, 让更多人能够读到它的动机。也许, 在这位“ 遗老” 的心底, 刊布大清盛世的煌煌巨著, 更能体现他对大清的一片忠心吧.

在《四部丛书》这一大型工程中,郑孝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名列为发起人之一,曾共同讨论书目。他本是旧学精湛之人,身份和兴趣决定了他不可能置身事外。

1916年1月6日记道:“夜,慎侯、梦旦、伯训来,谈商务馆议印《四库举要》事,余语梦旦,请小缓,余当于书目所酌定以告。”第二天,他即行动。“诣唐元素,商定《四库举要》书目,至印书馆董事会,与梦旦菊生商《举要》书目。”1月31日记道:“拨可来,以《四库举要》拟添书目稿与之。[13]”可见其具体参与《四部丛刊》的筹备事宜,其时尚未定名,这项筹备工作周期很长。他一直在册,故1918年12月17日日记中写道:“梦旦语予,将印《四库举要》,每部作约三百两,二十四史可除去,则仅一百九十余两。[14]”这是涉及到内部经营的讨论。要之,以他参与的具体事务以及身份,他列名为发起人,也是实至名归的,《四部丛刊》的推出,当记上他的一笔。

五、闽派内外

郑孝胥、林纾、高氏兄弟(梦旦、尔谦)、李宣龚都是早年友善的朋友。商务印书馆内聚集的众多知识分子,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人与郑孝胥关系甚好,众人时常聚会行乐、谈天说地,气氛十分融洽。

曾有言:“李家最有名望,郑孝胥最有才情”,他们在一起读书,作诗,还曾一起成立诗社。郑孝胥不但以诗书名天下,早年刊行的《海藏楼诗集》,被世人所传诵,人称同光体,诗名很盛。李宣龚自称袭其衣钵,与陈衍同为闽派诗坛领袖。居上海期间,诗界朋友、商务同仁、福建同乡是他活动的三个主体圈子,而这三者往往又不互为重叠。

1904年郑孝胥从广西戍边后回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好和日本合资。有人说中日合资和郑孝胥有关,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当时郑孝胥一直在广西忙于军务。

高梦旦于1903年底进入商务印书馆,当与其有关,因为郑孝胥和高氏兄弟关系甚好,尤其是高梦旦大哥高嘯桐(凤歧)和他一起在张之洞幕府共事,又为同乡,在福建文人帮中,郑孝胥隐然是领袖,高氏兄弟、李宣龚兄弟均是其党。因此,商务印书馆的福建帮中的主要人士都是郑孝胥当年的文友,不期在大变化时代,他们又一起相聚在上海,并作用于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时期的福建文化精英,如严复、辜鸿铭、郑孝胥、陈宝箴都走上了皇权保守主义,郑孝胥则走得更远,先是在天津张园首图复辟,后又企图东走日本,最后成了伪满州的总理,参与复辟王朝,追求所谓强国共管。显然是他不识时务的体现。成为中枢是他一生的梦想,最终在小朝廷那里得到了,然而仅半年时间就离职,而正是这个位置,让他一生不耻于后世。今张元济书信集中,没有收录致郑孝胥的信件,不知是没有保存,亦或不便收录。郑孝胥失节时,年届六十五,当然不能归之为老糊涂,因为他早已追随旧朝廷。从此以后,终归落得一生骂名。

1931年,商务印书馆为发起林纾遗族教育基金,还把郑孝胥列为发起人之一。第二年他即落水,从此没有再打交道。同年,商务印书馆被日机轰炸,损失殆尽,郑孝胥所持股份也荡然无存,董事会亦名存实亡。7月份的股东大会,郑孝胥未再列入。当然也不可能再列席之,那时的他正在天津、大连乃至日本为小朝廷奔走。

不仅郑孝胥本人和商务印书馆渊源甚深,他一家人也颇有关涉。郑孝胥的弟弟郑孝柽就是与张元济合编《中西编年、地名、人名、物义诸表》一书的人。郑孝胥次子郑禹,字炎佐,1917年在馆任营业员,后任北京分馆协理、经理。1926年离开,跟随其父参与伪满洲国建立,任国务院秘书官。商务重要的骨干朱经农还是他的内侄。

六、 “民国乃敌国也”

郑孝胥早年与清末诸多政治人物来往甚多,如张謇、岺春煊、汤寿潜,但主体还是和一批文化人在一起,来到上海后,他们大多都生活在上海,大多参与变法,支持维新,参与新政,但辛亥革命后,大多又选择了反对革命的道路。由于当时的环境,康有为、严复、林纾、陈宝琛、刘承幹、罗振玉、王国维、沈曾植、缪荃孙等保守派,也有人接受当时最顶尖的教育,西学上造诣极高,却在清末民初的变革浪潮中,站在守旧的一方。这些人物与外界并不是完全没有接触,是经过深层的接触后,保守者选择了坚守过去的阵营。民国以后,他们转向主要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他们虽然从情感上归前朝,但文化的传承并不以因朝代的变革而加以限隔。他们凭借自己学术上的功力,在传承文化上用功用力,并获得巨大建树。

郑孝胥奔走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效命于小朝廷,最终失足于伪满州国,民族气节丧失殆尽。他富有书生的素养而终成落水,比他同时期保皇派沈曾植、严复、王国维、刘承幹、林纾走得更远,最终导致失败,为大家所不耻。”[15]自称“民国乃敌国也。”与清室关系其实关系不深的郑孝胥,为何对民主共和如此深仇大恨?与其说郑孝胥对清室忠贞不二,检查坚决与民国为敌,将自己牢牢绑在清朝的沉舟之上,不如说与个人的抱负野心不无关系。尽管他对清廷诸多埋怨,却仍然宁愿以之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凭借,这种是一种私心盘算。与清初的明遗民不同,民初真正算得上清遗老的为数不多。不少人至多只是文化遗民,因为和包括遗老在内的老辈交往较多,而被他人指称为遗老。

在清亡之后一些士大夫或旧官僚。他们将自己定格为新时期的静止者,大抵保留着对清王朝的眷怀。现代作品都把他们被冠以遗民、遗老的称号,但本质上大相径庭,更确切地说,他们可分为“文化遗民”、“清室遗民”和“清朝遗民”。像王国维、严复、林纾、刘承幹就是典型“文化遗民”。他们确实反对革命,但真正的对象是固有文化。康有为一类则是“清朝遗民”,他们的目标始终是存续清王朝。罗振玉、郑孝胥最终定格在清室遗民上,他们则是顽固地为小朝廷残喘而活着的人。

清末民初的文化遗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格的健全和素养的淳厚,只是思想观念、道路选择有所不同,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之处。文化的选择和差异与政治的分野要少得多,尽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斗争前所未有地激烈,但终归是关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式,与风起云涌的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变革大不相同。

与郑孝胥相比,张元济虽然也是从政治圈中成长起来,但他除宪政运动期间外,其后基本上绝缘于政治,立足于文化与实业,为新时代培元固本,终臻大成。

张元济“永不叙用”后,并非没有从政机会。1904年,他的坐师瞿鸿曾通过汪康年征询其复出仕途,以赞新政,但他已立志出版而加以婉拒,并对汪康年为官不赞一词。1906年,谕旨开复原职,岑春煊等人又将其调入学部,他仅应付了三个月还是决定返回上海。其后,1907年、1908年朝廷相继任命为邮传部、度支部官员,他都没有接受,从此自己来个“永不叙用”。只是1911年,学部设立中央教育会事关教育,他才名列副会长之职,清亡前夕,仍被授于学部副大臣之职,以“宗旨不合,不敢身受”相拒。清亡后,北洋政府也对他念念不忘,熊希龄内组阁时,把他列为教育部长人选,但他坚持绝迹仕途。

张元济矢志于教育事业后,对社会政治活动着力不多,但间或也有卓绝表现,这不仅与他本身和社会时代乃至各界人物交往不绝有关,更离不开他关心民族时事的书生本色。相对于他的朋友而言,他在社会、政治领域基本上算得上是“冷眼”或“绝缘”。这也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更与他身负事业有着极大的牵制有关。

当然,张元济绝迹仕途并非无意于政治,他不可能屏绝政治,从立宪运动、保路运动,他都投身其中,同情辛亥革命,支持蔡锷、梁启超护法讨袁,跟随新文化运动变革,自我革新商务印书馆,都是他在时代洪流中与时俱进的具体作为。抗战期间的爱国举措及胜利后反对内战的呼吁,乃至解放后对西藏台湾统一的建议,都表明他作为一个有责任、有道义的中国文人的品格和追求!

郑孝胥作为历史的“小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却是极有影响力和有名声的人物,除能力非凡外,他还是当时公认的诗人、书家和文化界前辈,当然汉奸是他最后告局。其实近代史上敢于逆生长的人,皆为非凡之士,其能力与际遇也是迥出时人上,他们之所以成为民族或时代的“另类”,有被裹协者,有价值判断者,更有自认为服务“信仰”者。

真正的投机取巧的而定格历史耻辱柱者均非霄小之辈,历史的“敌人”从来就不是等闲之辈,也非一无是处,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触目皆是。他们虽然最终占据了历史的阴暗面的一角,但并非一生都是阴暗的,尤其是他们太抵曾深耕文化,以才具博得文名或盛名,更曾优游于社会各界之中,友于甚众,郑孝胥就是典型的一例,与张元济的来往及他曾为之努力的文化也是极为离奇的文化篇章。

如果继续走入历史的现场与深处,郑孝胥与商务文化的关系会更进一步呈现。《郑孝胥日记》和《海藏楼诗集》的刊布与整理,只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如果沿波讨流,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尤其值得近代文化史研究所期待。

在近代社会出现的诡异现象就是,从满洲政府到汪伪政权,其中的核心成员多数是以文或学著称于世的人,至于号称清遗民的人,如无才学只有财富,就无法获得遗民资格的称号,或公众外在形象。这恐怕与当时的合法的政权如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本身的实力乃至合法的道统有关,而这些异类,从骨子里本身绝大多数并非卖国求荣之辈。当然,历史的评价不能以他个人的主观为结论,郑孝胥最后九年的历史早已盖棺论定,但我们今天不能象魏晋时代的人一样,把王莽纂汉就认定其一生反动,而不认识他前期的功业,那岂不是我们的见识与价值观与两千年前没有进步一样。

参考资料

海藏楼诗集   黄坤 杨晓波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郑孝胥的前半生评传   徐临江    学林出版社   2003 年

郑孝胥日记   劳祖德整理   中华书局   1993年

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   林志宏   中华书局 2013年

1931年以前的郑孝胥   李君   中华书局   2018年

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 章玉政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1]《张元济全集》第四卷,75页。

[2]汪国垣《光宣以来诗谈旁记▪谈海藏楼》

[3]徐志摩、林语堂、曹聚仁,都曾拜郑孝胥为师学艺。

[4]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从成立到解放后共有九届,郑孝胥担任三届董事长:1912年6月—1913年5月第二届董事会主席,1916年5月—1924年2月第四届,1925年4月—1925年6月第六届董事会议长,(1924年,郑孝胥入了小朝廷,仍保存其董事之职,只不过由陈叔通代行。)

[5]《郑孝胥日记》,1918年1月18日(农历丁巳年十二月初六)。第三册,第1705页。

[6] 1925年4月28日董事会发言。《张元济全集》,第4册,380页。

[7]《郑孝胥日记》(四),1974页。

[8]《郑孝胥日记》(四),1984页。

[9]《郑孝胥日记》,1975页。

[10]罗继祖《》

[11]《郑孝胥日记》(四)2060页.

[12]《郑孝胥日记》(四),2141页 4月21日条

[13]《郑孝胥日记》

[14]《郑孝胥日记》

[15]《海藏楼诗集》孟森序:“前数年,海藏有刊落风华之意,谓将不作近体诗。今读近年诗,虽危苦有甚而风致流美,无老手颓唐之态。然则才分有定,爱好之结习与负气并生。所行皆负气之事,所作亦皆负气之诗。负气之事之果为是非,将付难齐之物论,而诗则当世固已无异辞矣。龚鹏程曰:”夫此正海藏以伪满洲国事为世所不齿时也。即海藏本人亦自知:“七十残年世共轻”(《廿三年重九》)、“新局微闻国论哗”、“尸位三年我自评”(《夏至》)、“蹉跎一老世方轻”(《入都车中和病山韵》),而有“千秋酸寒徒,岂易觅吾耦?……知我者天乎!问讯堂下柳”(《四月十九辞国务总理得允》)之叹。孟森撰序,遂亦仅云负气之事将付难齐之物论而已,此乃微词。若行事果无可议,又何恃乎物论之难齐?不深论其是非,固所以见其是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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