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共舞 辞书肇祖 ——张元济与颜惠庆(连载9)

张人凤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张元济与颜惠庆两人的故事,其中提到:“张元济与颜惠庆相识于1905年,而且相识地点就在商务门市的柜台。[1]”两人的相识作为一段掌故被收入《张元济年谱长编》之中。其实不然,他们认识的时间应更早。

颜惠庆的父亲颜永京(1839-1898)是本土第一批受过西方训练的基督教人士。1848年受洗入教,1854年留美,1862年回国,被委任为牧师,1879年在上海创办并主持圣约翰书院,1881年任该校校长,后来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906年改名),这是一所在中国教育史上极具威名的教会学校。颜永京还曾协助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容闳去美。[2]颜永京曾将英赫伯特▪斯宾塞(英文名?)著《教育论》译为《肄业便览》(1882年,美华书馆)、1889年又译美海文(英文名?)著《心灵学》,乃国内第一个心理学引进者,早于严复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译有《练才》,收入《皇朝蓄艾文编》第69卷(光绪27年)。[3]

颜惠庆(1877-1950)是颜永京的第四子。少年时代开始入私塾习旧学,后接受新式教育。1895年10月,他赴美留学,五年后,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是该校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也是第一位外国学生。1900年8月,颜惠庆回到上海,受聘于他父亲创办的圣约翰书院大学,其父亲于1898年他归国前两年去世,校长就是他父亲最欣赏的接班人——卜济舫。(建议:放于脚注中)1905年,出任《南方报》英文版编辑。1906年10月2日,颜惠庆参加当年举行的第一次“考验游学毕业生”考试,名列文科第二,受赐进士出身。期间一直执教圣约翰书院。(此两处校名与前文似有出入,欠准确)

颜惠庆回忆当时:“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六年中,我最终还是将精力集中于英语教学。就连我的美国同事,都认为在英语语法和语言结构方面,我比他们还要精通。[4]”同时,颜氏又记有:他曾参加严复在上海举办的系列名学讲座,而且均有很高的评价(指代不明),严复在1900年离开北洋水师学堂,赁居上海后,自创名学会,一直到1901年5月才离开北上。颜惠庆参与讲座当在此时,那时正是张元济、严两人为《原富》的出版而频繁来往交流之时,在那样一个通西学的小圈子,两人相交相识也是必然的。加之当时的张元济已放下南洋公学总办之职,回到译书院。

他们因均谙西学而相识,因编撰《华英字典》而合作,其间正帮助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英语辞典,即《商务印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这事发生在张元济进入商务之前。有了这些做前提,最终双方走到一起并开始合作。因此可以推定,求学归来的颜惠庆,首遇张元济当在1902年前。通晓英文的老翰林就近在咫尺,颜惠庆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表述欠合逻辑),从此俩人开始交往与合作。尽管张元济比颜惠庆大近十岁,张元济对结识如此精熟西学的年青人自然感到欣喜不已,张元济与颜惠庆第一步实质性的合作是由颜惠庆编的《华英翻译捷经》(1904)教科书。

半生情缘

1906年,清廷颁布预备立宪后,张元济也得以恢复官职,担任学部参事,在几次三番地催促下,他于3月到任,任职二十天后,他被调到外务部员外部。期间,张元济曾拟《议管理留学欧美学生办法致学部堂官书》,其中,他开列的九人中,便有“颜惠庆,江苏人,年二十有余,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生,自费赴美游学四年,学科未详,已归国,现为圣约翰书院特班教习。[5]

张、颜两人事后一直珍怀此事。1920年,张元济北上时,曾访时任北京外交官的颜惠庆,两人交谈甚欢之余,张元济还为他即兴题诗一首:“庚申重阳前一日,往访骏人兄于外交公署,追思往事,留题一绝,即祈哂政。”诗曰:“十五年前境已非,空庭杨柳尚依依。储才漫说当时事,泥雪孤鸿到处飞。”1949年,当张元济重题此诗时,他识语道:“当时诗成,未携纸墨,故用铅笔写残纸上。骏兄留存近三十年,比复检得出眎,因重书一纸送还,亦可作再留鸿爪观也。己丑清明日。[6]

当然,颜惠庆没有辜负张元济对他的厚望与赏识,很快,他答应张元济编纂英文辞书,期间,应张元济之邀加盟组建英文部。进士出身的邝富灼(1869-1938)在《六十年之回顾》中写道:“1907年秋(光绪三十三年),余晋京应留学生试获文学进士衔,清廷旋以邮传部某职见委,余接事未几即弃去,会商务印书馆颜骏人博士辞职,聘余继其位为英文部主任,近投余之所好。良以余夙主张实事求是,不尚浮华虚誉,文墨生涯,正合余之志。[7]”邝富灼,人称“邝博士”,1908年4月入馆。据邝博士所叙,则颜惠庆于1907年前曾任商务英文部主任。1908年联手推出《英华大字典》这一宏大工程,没有长久的相知相识和长期的合作,是不可能承担如此浩大的工程的。他为商务肇启辞书王国,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颜惠庆1906年与圣约翰大学合同期满。1908年2月,颜惠庆随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使美,任驻华盛顿中国公使二等参赞,由此开始职业外交官生涯。他赴美后,曾受张元济之托,即为商务与美国吉恩出版公司联系,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他们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有颜惠庆当时的记载为证:“与出版中学、高校教材的主要出版社联系,以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它们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吉恩出版公司(Ginn& Company)是我访问的出版社中的一家,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这个出版社的重要合伙乔治·普林顿(Geayge   Plimpton)先生,与他建立了多年的友谊。[8]

1909年11月,受外务部征召回国,任主事,任职新闻处,主编英文版《北京日报》,同时襄助筹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并出任清华学堂总办。不久,又被擢升为外务部参议,开始进入外务部的“领导核心”。19l0年夏,清政府为留学生举行殿试,颜惠庆在殿试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9]

二、编纂国人第一部英文辞典

商务印书馆创建之前,流传于世的英汉双语词典大部分是由来华传教士所编写的第一部在中国出版的是英国伦敦传道会马礼逊(英文名?)的《华英字典》(1815-1823年)、美国汉学家卫三畏(英文名?)的《英华韵府历阶》(1844年)和《汉英韵府》,英国伦敦传道会麦都思(的(英文名?))《英汉字典》(1847-1848年),德国礼贤会传教士罗存德(英文名?)编纂的《英华字典》(1866-1869年)等。

由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英汉字典是1868年邝其照《字典集成》,由香港的中华印务总局出版,1887年改为《华英字典集成》。商务印书馆请人对邝其照的字典予以增订,收词从2万增至4万,书名《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898年出版。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辞书之滥觞。

南洋公学译书院时期,张元济十分关注辞书的编纂,他曾建议严复从事英汉辞书的编纂。真正参与商务英华辞典的编纂工作始于《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这本根据罗存德编《英华字典》编成,为广宣传,夏瑞芳通过张元济请严复作序、辜鸿铭写绪论,张元济的好朋友李提摩太(英文名?)《概述》,还向盛宣怀索要书名题签。(表述不清)商务首次出版了一本高、大、上的书。

如严复序:“商务印书馆知时用之所缺,乃延中西淹通之士,即彼中善本如纳韬耳、罗存德、韦柏士特诸家之著,荟萃镯缀译,以为是编。虽未谓即臻于精极,要亦不封于故,而知进于时之所宜者矣。”

张元济主持编译所后,组织策划英文辞书编纂的选题,不拘一格地选拔编译人才,他在编译所进行的一系列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策划《英华大辞典》和《英文成语辞典》之前,张元济配合夏瑞芳前期的规划,落实1903年,推出了《袖珍英语辞林》,这是《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的简本,1904年出版《袖珍英华字典》,由谢洪赉、徐铣、甘作霖编。两书都由严复序。

对此,颜惠庆曾有文字记载:“我在上海的熟人中,有几位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他们出版教材及其他书籍。由于当时英语实际上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国语’”,学生们和社会各界人士迫切需要一部英华词典。商务印书馆约请我编撰一部综合性的词典。在十几位助手(他们大部分都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的协助下,这项历时两年的艰巨工作开始了。我们采用纳托尔的《英语大词典》(Complete Dictionary)做范本,同时经常参考韦氏大词典和其他大型英语工具书,最后编撰成《英华大辞典》,分为两卷,共计3000余页。现在它问世已有30多年了。尽管由于汉语新词汇的大量涌现,这部辞典多少显得有些过时,但是,它依然是同类辞典中部头最大、词汇最丰富的一部。我时常想,如果有机会,我愿意重新修订这部辞典。以我30余年的社会阅历和读书所得,一定会使它更臻完美。当年,在英汉辞典的编撰上,我们毕竟是拓荒者。尽管在术语和词意的翻译上,呕心沥血,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10]

关于这部辞典的编纂,不无曲折,颜惠庆与张元济都意识到,“当时英语实际上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国语’,”学生们和社会各界人士迫切需要一部自己的《英华词典》。颜惠庆记载道:“商务印书馆约请我编纂一部综合性的词典。”“自问舛谬虽鲜,挂漏殊多,则以局于时日,且意在取便就学,未能取法乎上,致有因陋就简之疏,心窃憾之”。显然,颜惠庆对那次编纂并不感到满意。1905年初夏,张元济亲自登门造访,约请邀请颜惠庆主持翻译《韦氏大字典》(Webster’sDictionary)。颜惠庆当即组织了上海圣约翰书院和香港皇仁书院十多名教员协助翻译,结果刚开始翻译不久,颜就觉得做这件事为时过早,条件尚不成熟。而且“盖韦书卷帙浩繁,若再增入华文,非数巨册数万页,不能蒇事,且译印诸费,既需数十万金,而欲得其书者,非出百余金,亦难购阅。”于是他改变原来计划,以英国纳韬尔(英文名?)词典(Nuttll’s Dictionary)为母本,再从《韦氏大学词典》中选词补充,同时还从商务以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选择材料,并延聘国学耆宿袁定一主持汉文勘定,由他的妹妹颜庆莲负责英文订正。[11]

从1905年夏,他着手编纂翻译,于1908年2月出版,定名为《英华大辞典》,厚达2700多页,收词68000个,并附有采自韦氏词典的插图近千幅。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内容上,这部辞典都名副其实地实现了从“字典”到“辞典”的跨越。

严复亲自为《英华大辞典》作序:“商务印书馆营业将近十年矣,前者有《英文辞典》之编,尝属不佞序之矣。此在当日,固已首出冠时。乃近者以吾国西学之日进,旧有不足以餍学者之求,以与时偕进也,则益展闳规,广延名硕,而译科颜进士惠庆实总其成,凡再易寒暑,而《英华大辞典》出焉。蒐辑侈富,无美不收,持较旧作,犹海视河,至其图画精详,迻译审慎,则用是书者,将自得之,而无烦不佞之赘言也[12]。”

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济舫(F.L.Hawks Potte)更不吝其辞:“中国所有有志于新学的学人都将感谢商务印书馆,因为它开创了一项崭新的事业,也将感谢颜博士,因为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事业。”(出处?)

颜惠庆等人编纂的《英华大辞典》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英华大辞典》的问世,改变了英汉词典一书难求的紧张状态,在中国市场行销数十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

《英华大辞典》问世后,它的名声很快上达天听,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908年2月29日),光绪皇帝交给内务府一份书单,要求订购各类新书,其中有几本英语工具书,《英华大辞典》赫然在列。虽然最终光绪皇帝并未看到《英华大辞典》,但从中可见商务印书馆及《英华大辞典》的声誉。

《英华大辞典》的流行和影响,在知识阶层和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历经几十年畅销不衰。燕京大学教授、史学家洪业在读书时代曾接触过大辞典,使他在中学的学业上有优良的表现,“第二年在学校毕业典礼上,突然听到台上宣布他全校成绩最高,颁给他一本商务印书馆新出版颜惠庆编的《英华大辞典》,使他非常得意。”[13]时在1912年。由此可见《英华大辞典》的声誉,它对优秀学生是有表彰意义的。

辞书的编纂与个人著述不同,往往需要学界的通力合作。在双语辞书的编纂上,张元济善于起用馆内馆外的不同人才。他知人善任,当时中国通晓外语的第一流人才,如严复、伍光建、颜惠庆、李维格、郭秉文、张士一都被张元济邀请并发挥专长,有的为商务英汉辞书写序言,有的担任《英华大辞典》《韦氏字典》的主编,还有的编译《成语辞典》、校订《汉英新辞典》等等。继《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出版后,还有胡文甫、吴慎之编译《中德字典》(1906),宾步程编《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1907),卓定谋等编《英华习语辞典》(1907),郁德基《增订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1919年)等相继问世。张铁民《汉英辞典》序(1912年):“吾国由英译汉之字典,自旷容阶开幕后,近十年来商务印书馆复增译若干种,固已蔚为壮观,极嘉惠学人之盛”。

三、文化教育履迹

颜惠庆在执教圣约翰大学时,教授包括预科和大学本科的课程。预科的课程包括翻译课,使用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课堂教学也用英语。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近六年中,他将全部精力集中于英语教学。由于其出色的英语水平和多年在英语第一线的教学实践经验,《英华大辞典》在1908年出版之前,另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华英翻译捷诀》,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

由于当时条件有限,颜惠庆在上翻译课时,没有英文教科书,他回忆那段日子时,写道:“在上翻译课时,由于找不到适当的教科书,惟有从各种书报中选取长短合适的文章或段落,以供学生在一小时的课上用作英汉互译的素材。这些文章段落须依难易程度适当分级,题材要广泛,能涵盖各个学科。经过两年多的教学,我积累了足够的原始材料汇集成册,提名为《华英翻译捷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乎意料,这本教科书颇受欢迎,售出了数千册,使我挣得一笔可观的稿费。30余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依然畅销。”[14]1909年,他又与圣约翰大学同事陈荫明合编了《英汉成语辞林》,主要担任审定工作。“另一项有趣乃至带有娱乐性的工作是翻译《英语成语辞典》。英语成语不但困扰着我们的学生,还使外籍教师在教学中苦于无法使学生理解。而我的助手中,却有一位优秀的学者,工作非常出色,他常常能够找到与英语成语相对应的汉语成语。”(出处?)

他的英文造诣很高,连他的美国大学同事,都认为在英语语法和语言结构方面,比他们还要精通。“颜的英文功底极深,在译学方面那时可称首屈一指。[15]”这是1897年入校的徐善祥的回忆。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也上过颜惠庆的翻译课[16]。《华英翻译捷诀》在20世纪30年代依旧十分畅销。

由于他在意气风发之年开始与张元济有一段共同编纂图书之缘,所以他心中一样有一份难于割舍的商务情结,他晚年在回忆录的后记中专门写了一段有关商务对现代教育的贡献。

“著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最能证明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发展,40多年前,投资仅几千元的商务印书馆在河南洛阳桥附近的一所普通民房里诞生了,现在,它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而它的发展主要就是通过出版和印制教科书。如今的商务印书馆资产已达几百万元,编辑人员和印厂工人共有几千人。早些时候,数量有限的中学和大学里,讲授现代课程不得不使用英语,这种情况现在完全改变了,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是由于高质量的中文教科书的出版,使这些课程都可以使用汉语来进行教学,事情本该如此,因为使用外语进行教学,它不可能快速地经济地落实大规模的国家教育计划,中文教科书的出版,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必要的。”[17]

如果我们把1901年张元济发表的“答友人问学堂书”进行对视:“一、勿沿用洋人课本,无论洋文读本宜自编等,即华文教科书教会学堂所刊者,大都以阅读施教为宗旨,否亦取经迥别,与中学包天关心寓意均不可用,”“勿以洋文为常课,语言文字者,生民之大用,立国之精神也,未有语言文字亡而其国尚存者,今设学堂,惟有今及通商各埠可别立洋文一科,余悉用华文教授,庶于教育之道不至背道而驰,可以保持国民自立之性。[18]

颜惠庆作为传教士的后代而留学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双面人,他最终又涉入政坛,并在外交上成就非凡,所幸,其文化教育上的成功主要因张元济的筹划促成而学以致用,并福泽后人,这便是他的大幸。也正是他熟谙英语,并有极强的组织能力,而最终为中国人编纂和奉献出第一部大型英汉辞书,并实现了他从字典到辞典的文化跨越,较之商务筹划《辞源》更早。而且,与《辞源》编纂不同的是,《英华大辞典》是颜惠庆组织社会精英合力而成,《辞源》则是编译所成员的共同产品,也正是这一浩大的工程,让一批留学归来或浸淫于英语世界甚久的年青人得以一展所长,以旺盛的生命力和敏锐的眼光,不畏艰难,奋力编纂,终成大器。《英华大辞典》的编辑团队中,之后又走出了数位知名的教育家:严鹤龄(学者,教育家,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两度出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之职),赵国材(清华副校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哈佛MBA,清华大学校长)。一部大辞典的编撰团队中,竟然产生了四位未来的清华大学校长,而颜惠庆本人在1911年初代理过清华学堂监督。这也不能不说是各互为激荡的文化硕果!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

当然,英语辞书的出版,也不是商务一枝独秀,也有市场竞争者,由湖南人陈氏兄弟创办的群益社,在清末就推出了《英汉辞典》《英汉双解辞典》(陈家瑞译),花巨资在日本制版印刷。这也是我们不能不知的史实。

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延续、巩固并提升了商务辞书的版块。但遗憾的是,由于颜惠庆的离开,《英华大辞典》并没有象商务其他辞书一样不断修订,只是出版了便携和价廉的缩印本,因此为后来新撰新译的辞书所取代,不复行世也有八十年了,但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蔑也。

《英华大辞典》《英汉成语辞林》(1909年陈荫译,颜惠庆校订)和《华英翻译捷诀》,共同构成了颜惠庆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史上的成就(不搭配),可以与马礼逊媲美。如果说马礼逊是近代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奠基者,颜惠庆则是中国人从事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的先行者,也是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史上的中流砥柱。他也为后来的林语堂、梁实秋等人做出了榜样。

四、书生从政外交

据《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说:“颜惠庆博士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他是中国政坛上的显赫人物,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中国驻其他国家公使和北京政府首脑。他是个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人,并且拥有超凡的政治才能。[19]”颜惠庆不仅是外交上与伍廷芳、顾维钧、王正廷可以比肩的人物,更是政坛上数度执柄中枢的要人,在民国极为罕覯。

民国政府成立后,1912年5月,颜惠庆出任外交部次长。1913年1月,出任驻德国全权公使,随后兼驻丹麦公使、瑞典公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以顾问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1920年春末,颜惠庆辞去三国公使职务,携全家返回上海。不期数年间发生多次出任、代理国务总理以及他自己都无法左右之职,堪称政坛奇闻:8月11日,署理外交总长。12月18日,靳云鹏辞去总理之职,由他暂代阁揆六天,不久则被梁士诒取代。次年1月,再次担任署理国务总理。4月2日,请辞,暂代阁揆,8日被照准。6月12日,他被任命为黎元洪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于7月29日全体辞职,出任财政管理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元月,又被任命为农商总长,9月,接替孙宝琦出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9月18日,当选为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10月23口,内阁倒台。1925年6月,当选为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政府又大使衔出使英国,亲眼目睹内政局变化,并未赴任。1926年5月,再度组内阁,6月20日,又被迫下台。从此,他离京后安家于天津,专门投资实业,多有斩获。

数年后的1931年,颜惠庆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公使,1933年1月31日,被任命为中国驻苏大使,1936年3月,辞驻苏大使职返抵上海,从此结束了职业外交官生涯,寓居天津,拒不与汪伪政府合作。1941年9月10日,当选为中苏文化协会会长。

上海孤岛时期,闲居的老者心中并不闲,他们定期举办周茶话会,一般十人左右,张元济、颜惠庆等均是核心成员。他们互诉苦闷,在黑暗中评论时局,尤其对国民党专政不满。1947年10月,颜惠庆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仍不愿与政府合作。

1949年2月,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代表李宗仁赴北平商谈南北通邮通航事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返沪后,两次拒绝蒋介石赴台之邀请,毅然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上海解放前夕,张元济、颜惠庆共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成为新政权的重要力量和和平柱石,会后均出任要职,颜惠庆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央政府政务院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张元济也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共同走向新生。

不幸的是,比张元济年青十一岁的颜惠庆还来不及在新中国发挥作用,1950年5月在上海病逝,时年74岁。张元济闻此十分悲痛,病中撰挽诗两首,叙说他们两人半个世纪的友谊:

屡接清谈病榻前,谁知同病竟相怜。勿闻跨鹤乘风去,往事寻思倍惘然。

行路艰难况病躯,只缘国事勉驰驱。和平我亦曾呼吁,跋涉关山愧不如。

又自注:“君自北方归来,因劳致疾,亦旋患偏中,缠绵至今。近始闻知君已仙逝,至为感怆。三年前南京政府请求共军罢兵。君任和平使者,奔走崎岖,至感劳顿。李君宗仁邀余与君偕行,余未之允。视君之力疾从公,甚自惭也。[20]

参考文献: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民国人物列传吴相湘

东成西就——七个基督教华人家庭与中西交流百年    三联书店


[1]张人凤《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张元济研究论文集》,160页

[2]容闳撰有《颜惠庆先生事略》。

[3]颜永京曾是夏瑞芳创馆时期的作者,他所编的《华美初学》曾交商务出版。为商务编出《华英初学》的谢洪赉就是颜永京的学生。据说,当年光绪想学英文,第一个被选中的就是颜永京,却被他婉拒了,因为他不想每天上课时,一个老师总要给学生行跪拜之礼。

[4](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48页

[5]《张元济全集》第5册,48页

[6]《张元济全集》第4册,11页。

[7]《最后的名士——六十年之回顾》,165页。

[8]《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69页。下引同出此书。

[9]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举办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的第一次留学生归国考试。颜惠庆等三十二人通过试和廷试授予进士翰林院编修

[10]《自传》54-55页。

[11]《自传》54页。

[12]《严复年谱》1908年2月引。316页。(与前文脚注格式不统一)

[13]《洪业传》,(美)陈毓贤著,57页。

[14]《自传》,55页。

[15]徐善祥:《约大的回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科教文卫卷》,第 4 页。

[16]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1983 年,第 64 页。

[17]《自传》,?页。

[18]《张元济全集》第5册,24-25页

[19]《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

[20]《张元济全集》第4卷,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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