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铅石墨,相期千秋 ——张元济与傅增湘(连载16)

1949年9、10月间,张元济由沪抵京参加政协会议,有繁忙的事务与故交来往,尽管如此,但他不顾年老,刚到北京,就在儿子张树年的陪同下,前去探访老友傅增湘。张树年曾记道:

“父亲与沅丈在宣统三年清政府的中央教育会议上结识,由于在古籍校勘、整理、收集、研究方面,有着共同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志趣,故近四十年间,京沪两地书信频频,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两位老人在生活和事业上均受了巨大的打击。此时的沅丈贫因交加,见到父亲,若喜若悲,但卧不能兴,舌本艰涩,欲语不成,有一二语尚能达意。就床头取所作游记已刊成红本给父亲看,又检叶玉虎亲笔诗扇一柄,又嘱其如夫人开橱取衲本《史记》卷首为沈寐叟题辞。父见他体弱,即握手言别。父亲访问沅丈两次,临别时,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不胜唏嘘。”此次见面,俩人可谓心意相通,不言自明。临走时,张元济和他紧紧相握,后“嘱其珍重而出”。[1]

9月16日晚上,陈毅到饭店看望张元济,问及他在北京的故友“存有几人”,张元济借机陈述傅增湘窘况,陈毅表示要去查明,设法解决。10月13日,张元济又写信给陈毅,再昭郑重。15日,张元济即将南下,临别之前,他还是抽时间专门去看望了傅增湘。

由于张元济的嘱托,远在上海的陈毅专函周恩来,建议对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给予关注和照顾。当周恩来的代表敲开了傅增湘寓所的大门之时,这位可敬的藏书家、教育家和知名学者,已在10月20日静静地永别人寰而去了!不久,张元济也偏瘫在床了。

1959年8月20日,张元济弥留之际,口中喃喃自语:“册、册。”其实,他是一心挂念他和傅增湘投入最多、他们合作《册府元龟》的影印工作。由此可知,张元济与傅增湘是事业与感情的生死之交。

因事而生情,因情而成业,因志趣而成大事,朋友之道于此升华为共同的文化人生,岂不快哉!厚厚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成为他们事业与友谊,历程与成就之见证。

民国时代,尤其是北洋时期,在军阀纷争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在走马灯似的政府中,一大批饱学之士曾相继出任政府官员。仅以内阁总理为例,徐世昌、熊希龄、颜惠庆都是文人;教育部长则是蔡元培。范源濂、傅增湘、张国淦等一干人主导着;还有梁启超,也曾短暂担任财政总长。文化在这个时期未曾终结,这是今天不能忽视的一个史实。本文的主角,就是北洋时期一个政府高官而嗜好文化,尤以收藏名家者——傅增湘。

张元济在他的一生出版活动中,倾注精力最多、文化学术成就最大的,当数古籍整理。他在收藏、校勘、刻印鉴别珍本善本过程中,曾得到当时国内许多藏书家、版本校勘家的全力帮助。自缪荃孙以下的南北藏家,张元济无不倾盖而交。上海的三大藏书家,嘉业堂、适园、密韵楼自不用说,就连远在广东的五十万卷楼莫伯骥、宝礼堂潘明训,都互通声气,函札往返不绝,与他失之交臂的大家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尤其是新兴的工商业藏书群体更是视张元济为领袖群伦,其中与张元济交情最深、合作最多、帮助最大的当数傅增湘了,俩人的交情可谓“君自丹铅我石墨,相期事业共千秋[2]”。由于傅增湘与张元济有着共同的爱好、志趣和修养,使他们成为事业上的伙伴。在藏书上,俩人互通有无,未有间碍;在编书上,傅增湘尽力而为,大力协助张元济;在购书上,俩人都为对方设想所需之本。往往为了成本,俩人反复讨论、鉴别古籍的价值,则为常事。张元济自民国初开始刊印古书,从事校勘史、辑印《四部丛刊》、影印《四库全书》几大工程,傅增湘为之提供的善本及热心支持、无不倾尽所能。他们在收藏、校勘、保存、影印古籍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被赞誉于“珠联璧合”。

傅增湘几乎参与了张元济每一项古籍传承的项目或工程,并将他的资源和信息网络为之贡献,张元济在刊刻古籍上取得的成就,傅增湘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张元济十分仰仗和依靠他的热心、学识和资源,正是由于他们的志同道合及心心相通,最终为文化传承起到创世之功。

一、藏书巨擘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189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光绪三十一年任直隶提学使兼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1901年,提学天津,在1911年清廷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时,傅增湘与张元济相识,两人同时被推举为副会长。从此,开始他们相识相交并合作的过程。

民国初年,傅增湘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担任肃政厅肃政史。1917年冬,傅增湘任内阁教育总长。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事件发生后,内阁举行紧急会议,有人提议立即解散北大,傅增湘则坚决表示反对,以拒绝到部办公相抗议。之后便自行辞职,拂袖南行,与张元济一起在苏州、扬州访书去了。

1922年,徐世昌上任,傅增湘再度出山,任总统特派,督办财政清算。南京政府成立后,出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后兼图书馆馆长,1928年辞职,效法张元济,到日本访书去了。1930年开始讲目录版本之学于清华大学,寄情整理藏书、撰写题跋,再也没有到政府任职。抗战期间,居北平以校书遣日。曾任北京辅仁大学董事长等诸多文化、学校、商业、慈善、公益等各社会团体的会长、董事、委员。

王森然在《近代名家评传》所记中言,傅增湘藏书,“先生家藏,肇自其先祖,辛亥避地上海,时方军兴,故家庋藏,一时星散,偶以百金买宋刊《古文集成》、为四库馆进呈本,出手得庐,私用自喜。更遍交沈乙庵、杨邻苏、莫楚生、徐积余、张菊生诸公,文宴馆容,备闻清论,商略校勘,迨壬子(1912)三月,裒聚千有余册,连筐北归,是为先生收书之始。[3]

傅增湘到上海代表唐绍议内阁参加南北议和,闲来无事达半年之久,在上海、南京等地以购书遣日,让他有机会与名流交往,畅谈藏书之道。偶然的际遇和兴趣的转变,不期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年的藏书生涯。从此,政界少了一个官僚,藏书界多了一位巨擘。1913年,他为购书方便,从天津移居北京后,经常留连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各书肆,搜奇探秘。有时又南下江浙、安徽等地访书。遇有善本,必欲得之而后快。民国初年正值新旧鼎革之际,不少满族权贵、藏书故家的藏书纷纷散出,如端方“陶斋”、盛昱“郁华阁”、景廉“半亩园”、杨氏“海源阁”以及徐坊、吴重熹、杨守敬、缪荃孙、费念慈等藏书家的书不时散出,均先后流入他的手中。藏书之劫,易代再现,傅增湘着手于此时,又可谓得其之幸。接着,南方的藏书家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丁氏持静斋、莫氏郘亭、长沙叶德辉等家藏书都先后流散于市,也陆续归于其手。

1916年,他重金购得端方所藏百衲本《资治通鉴》宋刻后,与祖父傅诚传下来的元刊《通鉴》合为双璧,将藏书楼冠名为“双鉴楼”。1918年,购得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屋,旁拓小园,有山石花木之胜,命名“藏园”,取自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用以藏书。“双鉴楼”即移至其中。1928年,傅增湘收得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这是仅存的孤本和传世惟一完整的宋人写本。自此,他改《洪范政鉴》与百衲本《通鉴》相配,合成“双鉴”,更为名重一时。1929年,傅增湘编印《双鉴楼善本书目》,所藏宋本众多,达一百八十余种,七千多卷,明本三万余卷,通行之本逾十万卷,雄峙海内,成为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铁琴铜剑楼之后的第五大收藏家。余嘉锡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所说,“藏园先生之于书,如贪夫之陇百货,奇珍异宝,竹头木屑,细大不捐,手权轻重,目辨真赝,人不能为毫发欺。”

傅增湘收书有一个特点,不仅勤于在各书肆访求善本古籍,好与其他藏书家置换各自所需之本,互通有无,“书不能皆为我有,已不啻为我有矣”。或郑重嘱咐,或代为搜求,经过数十年孜孜不倦的苦心经营和辛勤积累,双鉴楼的藏书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堪称一时冠冕,罕见其匹。他自己感到“规模大具”,实非谦词。

傅增湘藏书非为藏而藏,是为了加以利用所藏,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每见异书,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讐,当世流传珍本,几无不过目,亲自撰述题跋,叙版本之异同,辨字句之谬误,记述作者传略、著书意旨,累积撰成题跋七百多篇,辑集为《藏园群书题记》之《初集》、《续集》和《三集》,其孙傅熹年整理,《藏园群书题记》,以《双鉴楼藏书杂咏》和著述22篇附后,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历年所经眼之古籍善本,撮其大意,随见随记,积成四十余册,名为《藏园瞥录》,其孙傅熹年整理后,1983年出版《藏园群书经眼录》。   

傅增湘与一些秘藏善本不肯示人的藏书家不同,他颇具开明风范,乐于刊布古书,使之化身千万,流布人间。他个人集资影印、覆刻大量的古籍善本:如《双鉴楼丛书》、《榕村语录续编》、宋本《周易正义》、《资治通鉴》、《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等,多为他个人所藏的善本。尤其是他花一万三千元购下来的宋本《周易正义》,他把它传刻出来,不能不让人为之敬佩。

傅增湘除了校书、刻书之外,也从事编著工作,他曾花了十六年多的时间,从1928年着手,直到十三年后,辑成《宋代蜀文辑存》一百卷,收录四百五十多位四川乡贤的文章二千六百余篇。“发两宋沉晦之文章,以存千百辈蜀贤之志事。”1943年才开印。[4]张元济闻之,即赋诗致贺:“蜀中山水多石胜,宋氏文章己作家,最美数恭桑梓意,尽移瀛海彼披沙。”张元济同样喜欢乡邦文献,这又是知音之遇。在恶劣的时代能做成一件大事,张元济为之盛赞:“此书观成,定当有古今衣冠数千人拜于床下也。”[5]

二、结缘藏书

张、傅俩人自1911年7月在京师召开的中央教育会上相识,一直到傅增湘逝世前,交往近四十多年,现存讨论藏书、刻书之函札收集并编为《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就有622件,共30多万字,平均每年20多封,成了他们文字之交、合作的永远见证。俩人文字来往自当更多,1917年也只存一信,尺牍中所缺1920年、1921年、1948年、1949年等四年的书札即是明证。1920年正是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和影印《四库全书》之年,这期间俩人来往函札十分频繁。可见所缺尚多。如此多的书札,大多为讨论书事,无非藏书、借书、校书、刻书事,由于他们所经眼都是善本、孤本,所以这些书札,今天已成为版本学上珍贵史料。张元济日记中也有大量的有关俩人来往的记录。

傅增湘购得的第一本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即与张元济有关。据张元济为此书所作跋云:“辛亥冬,傅沅叔同年来沪上,至涵芬楼观余所搜得旧籍,因相与讨论版本,聚首数月,几无日不相过从,甚可乐也。沅叔嗜书过于余,且为余购善本不少。一日语余,有书估自苏州来,携有《古文集成》一部,书系宋本,曾藏江建霞前辈许。余亟趋观,精采夺目。急劝沅叔购之,毋令失之交臂。今沅叔将携以北行,余既幸有此眼福,及亡友之书得所依托,又深喜吾良友之得此秘籍以归也。壬子(1912年)新历五月一日。”之前,他也零星购置过清刊本。[6]是年底,傅增湘投桃报李,将收得的原杨守敬的藏宋本《披沙集》转让与张元济。

此时,傅增湘正由教育家转变为一个藏书家,专事收藏和校勘,张元济则继续在教育上作为,并进而努力于传承文化。他们俩人越走越近,成为终生合作的同道。

傅增湘藏书以双鉴楼而得名,但因缘巧合的是,张元济、傅增湘俩人联手后,又为傅增湘再添双鉴佳话。1930年,傅增湘至苏州,知有宋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希冀与双鉴鼎峙而三,为张元济老友宗子戴旧藏,但宗氏并无出让之意,傅增湘对此本已留心十几年,请张元济从中疏通,以千金代价另加两部抄本为礼,终于如愿以偿。[7]为此张元济特以诗贺之:“双鉴楼广收宋、元名,为瞿、杨后劲,更得此书,则双鉴可易为百鉴,为书林增一佳话。[8]”这是傅增湘收购宋版书之昉。

张元济一生购买了二十一册《永乐大典》,这其中有不少是出于傅增湘的心血。据明确的史料记载,就有数册之多。如果没有傅增湘的努力,张元济无法得到这么多册书。

1918年,张元济知悉京城有《永乐大典》数册现世,张即托傅增湘代购,但还是动手晚了,其中三册已被日人购去。张元济发电报愿出两倍价格意购,“俾不绝迹于中土”。经多方努力,张元济几十年间先后共聚得二十一册《永乐大典》,其中大多与傅的努力有关。其中“水”字《水经注》二十卷有四册,是《水经注》四十卷的前半部,民国初年为傅增湘所得,后售予蒋汝藻密韵楼收藏。1926年随密韵楼珍本一起为涵芬楼所收,成为商务印书馆所收中的珍品。

1926年,“家富万签,声名煊赫”,又秘不示人的北方大藏书家徐桐(梧生)归朴堂书散,傅、张俩人为此奔波,合力而为,但面对大宗精品,以己之力无法得手,于是俩人共同设立合创保存古籍会,邀集志同道合者参加,均未成功,由此可见其护书之急切,爱书之情结。

傅增湘和张元济还曾一起为抢救海源阁藏书而努力过,并多次设想集若干同志,筹集专项资金来收藏珍本,既不使名贵之本流失外人之手,又为藏家得其所宝,更为刊传获一资源,但毕竟藏书家各有选择,卖家以求厚利重币,所以并未能顺利实施,但其爱护并用心于故籍之心则可知!

三、《四部丛刊》功臣

张元济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9]

早在1913年,傅、张俩人大事收购之时,傅增湘曾提议:“将商务印书馆罕见宋之书各影照一二页,仿留真谱,或用珂罗版印成,约共百篇,印五百部,拟人集股为之,”这是他参与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之始。

1912年,张元济刊《痛史》,其中所收《甲申朝事小记》旧抄本,即为傅增湘为涵芬楼代购,可见也很早就参与协助张元济收罗古书。涵芬楼秘笈丛刊之《忠传》、《太僕行略》《西湖老人繁胜录》、《查新白诗集》皆为傅增湘代购之稿本,他自藏提供的有《邵氏闻见录》等。

他自1916年冠双鉴楼后,即将校定七种宋版,名为百衲本《资治通鉴》交张元济印行,张元济也提供所得宋刊本,最终与1919年上半年印成,这是他们合作印书之始,此后,他们又通力合作,购买宋本,并交商务印行《学海类编》这一巨著。

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时,傅增湘始终是一个参与者、支持者及帮助者。1915年5月,他致信傅增湘:“本馆拟印旧书,以应世用,拟定名《四部举要》。”[10]这就是后来改名为《四部丛刊》的最早记载了。

张元济拟定《四部丛刊》选目后,首先寄给傅增湘过目。傅不仅认真研究,还索要多分目录,分头请朋友审定并提供藏本。最终提供使用达七种。1922年底《四部丛刊初编》告竣,张元济随后寄上《续编》拟目,并希望傅增湘“痛加减削”,应加者亦代为酌定。1928年,《续编》确定目录时,张元济重申前言。傅增湘不负所望,于1934年,《四部丛刊三编》确定目录时两次专门开列了双鉴楼藏书,供《四部丛刊续编》选印目录达74种。张元济拟定采用者近20种。经张元济采择供《四部丛刊》刊用的有8种。即《颜氏家训》、《西京杂志》、《幽忧子集》、《皎然集》、《后山诗集》、《范德机诗集》、《李义山诗集》、《林和靖先生诗集》。另用《山海经》、《西域记》、《元次山集》、《浣花集》4种为对校之用。在瞿启甲之外,为数最多。

《四部丛刊》傅增湘提供的底本共计三十一种。同时,傅增湘不仅慷慨解囊,且利用便利身份,联络北方学者的收藏,将善本秘籍收入《四部丛刊》,如李盛铎所藏宋本《攻媿集》,周叔弢所藏元本《玉篇》。

《四部丛刊》的辑印虽以涵芬楼为基础,但襄助者甚多,几乎当时所有的名家都贡献秘本。出版后,又出古本。这些都不是涵芬楼已有藏书和张元济个人所藏所能及的。

《四部丛刊》初版后,因巨大的反响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珍本呈现。张元济在选择刊印时力求精益求精,决计更换重校,部分改版发行。这种为追求学术而费工费钱的举措,引发了藏界的关注和学界的共鸣。而在更换底本的过程中,傅增湘以他专业的水平和丰富的收藏,为《四部丛刊初编》更换底本又献出八种作为配补,使《四部丛刊》得以不朽,1929年重印时,已重换19种之多。据傅熹年介绍:傅增湘还提供了《史记集解》《欧阳文忠公大全集》《洪范政鉴》等为商务拍照,当是为“四编”提供,而“四编”最终未能印行。

1931年张元济赠诗道:“经籍销亡千载后,艺林饥渴甚今时,穷披四部新梨枣,发籄频频借一希互”。张元济延请傅增湘为《四部丛刊续编》《三编》撰写了6种题跋,这大概也是张元济对老友提供底本的一种回报方式,可谓一举两得,也让藏家有机会了解自己的藏品所在。

1913年,傅增湘提出让张元济集股影印《京师图书馆宋元版图书》,张元济欣然同意。1919年又旧事重提,张全力配合支持。傅增湘由于所藏珍本很多,有些收入《续古逸丛书》中,如北宋版本的《文中子中说》(钱谦益跋)、《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龙龛手鉴》(沈曾植跋本)。这些既传播版本,也光大了傅增湘的藏书。

傅增湘对张元济在出版等事也尽心尽力,如《四库全书》珍本发印,傅增湘投书报社,为商务印书馆招来十部之数。傅增湘一度曾请张元济印《四库》珍本时搭印《蜀贤丛书》,限于合约,张元济命馆中搭印各两本,供傅增湘个人使用,未用其名。

张元济几十年借用傅增湘之所藏,无一损失,连“一·二八”事变,傅增湘所借之书无一损耗。他用过之后,全部妥善保管,珍藏于金城银行保管库中,足见于对友人及珍本的爱护。如傅增湘当年在苏州买宋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并没有携归,而是留在了涵芬楼。“一·二八”之变,由于张元济早已安置于保险柜而未遭火灾,一年后,安然无恙地回到傅增湘之手。

四、共事百衲本《二十四史》

清代重经学而弱史学,作为文献大国、历史大国,把最完备正统的《二十四史》整理好自然是文献学家的责任。于是,张元济就把目光投掷在校勘《二十四史》的伟业上来。但他的目的与同代纯学者不同,是为出版而校勘。

张元济为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筹备了十几年,正式出版于1930年。那时,《四部丛刊》已完成初编,《续编》也准备妥当。百衲本《二十四史》原本收入《四部丛刊》,后来因卷帙太巨,校勘无期而另行。此书中经“一·二八”之变,打扰了原有四年出齐之计划,直到1936年才全部印成。为此,张元济为此倾注了七年精力,终于完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所谓“百衲本”,即指采用的各种版本,残缺不全,彼此补缀而成,有如僧服的“百衲衣”一样,特名曰“百衲本”。清初宋荦曾经把宋版二种、元版三种配成了百衲本《史记》,傅增湘也用不同的宋本拼凑了百衲本《资治通鉴》。张元济辑印之目的,就是要恢复正史旧本的原貌,纠正殿本的缺失,保持史料的真实性。

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应该记上傅增湘一笔。傅增湘不仅全程规划,而且全力推动,他提供了多种善本,自始至终,不予余力地推动,或为之借书,或为之配本,并呈送校记,供张元济采撷。他们早在1912年通信中就有讨论收罗全史的计划,是年,张元济购得残宋本《史记》。1919年,向傅增湘询及所藏北宋本《史记》和《五代史记》(庆元本),当是“百衲本”发轫或准备工作。1920年初,开始向刘承幹借书。刘承幹显然插架不俗,一下子奉上了七史中四史:《宋书》、《梁书》、《陈书》及《北齐书》,其后又提供了残宋本《旧唐书》(六十九卷)、《新唐书》。1927年底,张元济基本编写了目录,并亲自校勘了《南齐书》、《宋书》、《陈书》及新旧《唐书》。后听从胡适建议,增设人手,成立校史处。这时他辑订的《容斋随笔》终经十年已藏事,可以全力以赴校史,计划于1928年发售。首种为《汉书》,真正发售预约是1930年初。

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操心用力除张元济之外,傅增湘用力最多,他完全当作自己的事情。傅增湘曾致信张元济曰:“若需协助,亦可分劳,此等大业,吾辈年老而世乱,但愿早成。”1927年,张元济第一次开列《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目录,首先寄给的就是傅增湘,当时百衲本的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则和傅增湘已进行了十年,他曾言经营二十年,则其事始于辛亥革命前后。如果从1927年计,张元济费了十年。如果从1912年计,张、傅俩人为此事牵挂经营了二十五年。

据傅增湘《校史随笔序》:曾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提供过宋刻《史记》、《魏书》、《南齐书》、《唐书》、《五代史》,元刻则有《辽》、《金》、《北史》,虽未完全采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最后采用的只有《南齐书》(宋大字本)和《新五代史》(宋庆元刊本),用来配补的则有《史记》、《魏书》、《南史》、《新唐书》。举例而言,《史记》用黄善夫本,所缺的六卷即用傅增湘所藏北宋本《史记》(配有南宋和元本),《魏书》用北平图书馆、傅增湘、嘉业堂及涵芬楼三家藏本互配,《新唐书》用静堂文库藏本,以傅增湘藏宋本补配,无不增重其值。

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他知道李盛铎所藏宋本《晋书》是海内孤本,但李盛铎是一位保守的藏书家。开始,李并不打算提供底本,为了达到用此海内孤本的目的,傅增湘与其反复协调,费尽心机,几次亲自往天津与李相商。李盛铎看到傅增湘已将珍本《南齐书》、《五代史记》慷慨相借,也同意刊用了,最后李盛铎以赠送三套新印本衲史的条件提供底本,这样不仅为衲史得一善本,也为商务印书馆省去不少费用。还有一例,最早,张元济知道定兴归朴堂藏有宋本《魏书》,委托傅增湘借影,不期数月后,徐夫人鹿氏也去世,傅增湘得机购得此书,自然为张元济借影更方便了。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傅增湘特别看重。见预约时只用明本配补,傅增湘特意提出最好得到秘本。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从日本获得宋庆元建安黄善夫本,原缺六十七卷,又以涵芬楼、傅增湘、潘明训三家藏本的拼合,还从日本借到上松侯爵家藏补上缺卷,全部为宋本,这些散卷中许多都是傅增湘千方百计联络得来的。1936年《史记》得以最后面世。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印,广泛搜罗汇集了珍贵的宋刻善本15种、元刻善本6种、明清初刻3种,只有五代史辑自《永乐大典》,其余非宋即元,至于参校配补的珍本就更多了。由于所取旧本并非完帙,或年久漫漶垢污,订谬补脱,精心校勘,整旧如新。《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年预约发售,但到1933年底,一至三期的书才印成,历时十八载,方告功成,该书至1937年才告完成,全套共820册、3301卷。这是史学界一致公认的“中国最佳全本正史”,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遗憾的是,此书预订后正遇各地战事频发,商务印书馆将之发往订户,各地分馆库存及运输途中被毁不少,商务印书馆在艰难时期仍坚持清偿,因而导致存货无多。因此,《百衲本二十四史》流传不多,并没有象《四部丛刊》那样广为流传并带来巨大效益。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学术文化价值无与伦比。张元济不仅实现了校定全史的夙愿,也为当代学人及后来者留下了经典之作。时至今日,虽有点校本问世,但仍不可偏废,点校本工程是在毛泽东主席的关心、周恩来总理的具体布置下,集中全国史学界几十位名流大家,前后努力近二十多年才告成。而张元济几乎以个人的力量,虽有助手为其襄理,发千古之秘,且分文报酬不取,这种献身学术文化的精神与责任不仅以胸怀和学识来概括,实乃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和不惜一切的精神。正因为如此,藏书界才给予大力支持,加之傅增湘倾力相助,学术乃天下公器,这是一般文人的共识和理论。因此,当求《旧五代史》旧本而不可得时,整个学术界、收藏界都行动起来,尽管最后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只有殿版可资取用,但学界、藏界的努力还是不能遗忘且值得称颂之事!

张元济极为重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特地组织十多位人员在住宅附近成立一个校书机构,并描润补笔,使文字清清楚楚。校勘工作在他亲自领导下进行,最后写成校勘记百数十册。由于文字繁冗,有待整理。最终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全部完成后,才在傅增湘、李宣龚等人的催促下,清理校史笔记。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几乎在上海停业的情况下,归纳条领写成《校史随笔》。此书不仅代表了张元济的学术水平,也是史学名著。

《校史随笔自序》:“余始终其事,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文字繁冗,亟待整理,际兹世变,异日能续印否,殊未敢言,友人傅沅叔贻书,曾先以诸史后跋别行,余重违其意。”[11]张元济紧张从事校史之间,傅增湘还特从京来沪,在张家居住,商议其事半个月之久。“半月倾禁,读书谈艺,甚以为乐。”[12]《校史随笔》成书后,张元济请傅增湘作序冠之于首。傅增湘为始终参与者,当然乐为之,更濡笔高度评价了张元济校史的成就与贡献。记下了这段老友的辛劳:

“当创议之初,或疑古本传世日稀,诸史颇难求备,且卷帙繁重,沿袭滋纷,造端既闳,杀青匪易。君独奋厉图维,引为己责。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览阅。耳目闻见,籍记于册。海内故家,闻风景附,咸出箧藏,助成盛举。于是广罗众本,拔取殊尤。远者写做以归,近者投甁见假,而编排待定,端绪至纷。宋刻旧少完编,则别征残卷,秘籍世不再出,则取资覆刊。一史而同备数刻,必录其古者,无刻而兼用传抄,必选其精者。或合并异刻,乃完一书,或续获新镌,而弃前帙。凡此甄择之功,皆再三矜审而始定。”“君乃殷勤商讨,笺札时通。每撰一文,辄千里邮示。遇有疑滞,时获新解,亦举相质证。余惟拾遗补缺,抒一得而已。”“籍以附名简末,其为幸不既多乎!”[13]

                                   五、合刊《道藏》

张元济一生最成功的事业是辑刊了几套大型书籍,这项伟业的发轫不能不说缘于傅增湘。虽然早在1916年,张元济曾刊刻《涵芬楼秘笈汇刊》,但并没有超越前人之举,不过是将涵芬楼所藏秘本小册以影印和排印方式加以出版,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动作是《四部丛刊》。实际上,他在议印《四部丛刊》之前,就已着手印行《道藏》,而这项工作的真正筹划者正是傅增湘。

1918年3月,时任教育总长傅增湘动议印行北京白云观所藏《正统道藏》。这是一项很有文化眼光的提议。《道藏》历来传见甚少,北京白云观所藏很完整,也很罕见,傅增湘此举可谓显示了一个文献学大家的水平,自然得到了张元济的赞同。于是,他们联手发起印行《正统道藏》。

为印《道藏》事张元济专程到京,在傅增湘亲自陪同下,访北京白云观第二十一代方丈陈毓坤(明霦),谈商借《道藏》之事。张元济返沪前,特草拟与北京白云观合作契约交给傅增湘,但白云观方面久无回复,不得已,张元济另行与上海白云观联系,拟借其所藏,对方以捐款护法为由,索要费用,遭到张元济拒绝。上海所藏谈不下来,张又只好让傅出面再谈北京白云观所藏。

傅增湘继续斡旋于北京白云观,时在傅增湘手下任佥事、也精熟文献的徐森玉正赶上此时在观内修练,经他反复与白云观沟通,白云观方丈终于答应可用藏本,才使得事情转圜。为此,张元济准备了纸张。后因傅增湘已辞职,此事暂停。1921年,傅增湘又有了答复,要商务派人去京照排。但张元济因忙于《四部丛刊》出版,没有时间排印出版日程,此事只好搁置下来。

1922年,傅增湘又启动印行《道藏》,后经徐森玉的协调,《道藏》残本运送来沪。1923年5月,《道藏》终于正式开印第一期,中间又发生各种延拖,至1928年4月得以刊印,前后经历了八年。全书用北京白云观藏明本,缩印为六开,易梵夹为线装,成书1120册,首印100套,后加50部[14]。为了确保项目的成功,傅增湘奋力而代为预订,还为之推广了许多部。当然,此事还有已经罢野的徐世昌的功劳,慨出俸钱二万五千元,支持订购十部。傅增湘原拟有一后跋,由于事烦时久,《道藏》印成时竟来收入,张元济为此十分不安,今傅增湘后跋一文已不可见。今存有他们俩人为此事往返函札达,数量高达五十余封。

1931年,张元济大发诗兴,撰有十八首诗赠傅增湘,专言买书校书事,其中一首专咏印《道藏》事:“道家灵宇白云深,宝录玄文尚可寻。喜见异书维纵读,孙洪遗响未销沉。”由于《道藏》存书部分毁于“一·二八”战火,1935年,傅增湘希望重印,因商务赶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没有允诺此事,后傅增湘又提出以排印本的方式重印,以减少篇幅诸种设想,也因种种未如愿。

历经坎坷的《道藏》在其沉睡了数百年之后,终于从宫观走向历史,为人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研究。历经六十年后,已所存无几,人们据此翻刻才使之大行于天下。

六、温暖故情

1930年,傅增湘就清醒地认识到:“文字典籍,天下公器,此殊尤绝异之品,宁终必为吾有?”(《双鉴楼藏书续记序》)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崛起,“信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晚年身逢国难,目睹数十年来诸前辈藏书大多不能世守,在动乱中相继散失,为此,他对自己身后藏书的归宿深感忧虑。抗战事起,傅增湘已无力收书,但他这份苦闷只能与张元济言之,“闻有善本秘籍,亦怦然心动,以得见为幸”,可见其积习之深。

傅增湘一度陷入经济困顿之时,他想关闭他在北京经营的书业。此时,东方图书馆已毁,处于欲求恢复之中,因此傅增湘首先想到的是将所经营的书业出让给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在此困难条件下,亦倾力相购,普通本只要不重复的他全数购下,终得以向傅增湘输款两万多,使傅增湘之困大为缓解。

1940年底,傅增湘告诉张元济,计划一两年之内将生平未了之事尽力作一结束,凡六桩:一、刊行所宋代蜀文,二、初撰所刻丛书两部序跋,三、续编善本书目,四、编刻刻校书目录,五、自订年谱,六、古书经眼录。留此余光自行料理文字撰述之事,年届七十五的张元济因劳累过度再次患病住院,张比傅长五岁,只有售书疗贫,他开始安排自己的藏书出路——捐献合众图书馆。

1944年,傅增湘患风瘫之疾,从此隐居不出。1947年,他决定先将生平手校群书,除家留三数种传示子孙外,其余全部捐赠北平图书馆,计337种,3581册。随后部分售与北平图书馆,半生所积累得以善终。1948年,傅增湘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叮嘱将最钟爱之物——“双鉴”捐赠北京图书馆,并表明身后所遗善本精粹不能分散。

傅增湘去世后不久,其长子傅忠谟遵照父亲遗命,分几次将双鉴楼遗存的宋、元钞校善本精粹悉数让归北京图书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捐赠的孤本。同时,又应四川刘文辉等多次要求,将藏园外库普通书三万四千余卷赠予家乡的图书馆。其中仍有相当数量佳本,现藏于重庆图书馆与四川大学图书馆。

傅增湘以得书、校书为目标,往往随收随弃,或因时局条件所限,散出转手次数甚多,不知内情者亦目之为书贾,其实他是不为书所驭之人。早在1913年即卖出大宗明人文集三百余种,三十年代又卖出次数甚多,但还是收书速度较散书为快,所以积聚甚富。俩人的收藏大多得以善终,并分庋南北,成为国内居一居二藏书与校勘大家,他们的业绩和贡献将永远福泽后世。

傅增湘一生用力最勤的是《文苑英华》的校勘。早在民国建立前,他便着意收罗各种版本,达十余种,为校此书作准备。此书多达一千卷,且传世宋本仅一百四十卷。1930年,傅增湘购得宋刊《文苑英华》,张元济闻讯即为之致贺。1936年,他摒弃一切,专心于此,“日以两卷为率”,“日晷不足,则继之以深宵,人事相缠,则避之别馆”。时逢抗战,作为老人,为此大业,当属不易,“连宵彻旦,习以为常”。这样的大事,在张元济心中,“非弟手不能成,非商馆不能印”。从此,傅负责排日校勘,三年之后,终告大成,于1939年7月校毕,积稿达数万字,张元济对还有校记未撰完,希望傅增湘继续撰写,以便附于书后,方便影印。傅增湘在校本《文苑英华》跋中称:“前辈张君菊先生久任上海书馆,曾覆印宋刻《太平御览》行世。近又续议募印《文苑英华》,以成宋代三大书之举,其本以宋刻为主,取明刻补之。闻余有手校此书之事,属余书录其异同,写成校记,又附诸每卷之后,其意固甚盛也。然以余观之,则其功正非易,非颓老所能堪。”[15]“校本固扃笺笥”这篇跋文的撰写于1939年完成。但由于此项工作十分巨大,傅增湘显然力不从心,加上时局国势处于纷繁混乱之困境,以致未能如张所愿。

傅增湘校书万卷中,对《册府元龟》尤其用心。他很早就得到宋本,积几十年之力,亲自校勘,与张元济讨论尤多。张元济也十分重视此书,1928年曾从日本摄回残宋本四百七十四卷,国内各残本六十九卷,一直谋求刊布傅增湘校本,但事与愿违,《册府元龟》一书最终出版时,后转由中华书局影印。

傅增湘是藏书家,也是鉴赏家,他对古籍鉴定因其天然条件和勤奋钻研而称雄于当代,一生校书达七百九十七种,一万六千三百零一卷,世皆以傅增湘校书万卷,为民国第一,傅增湘亦以此自许。张元济的校书业绩,实亦不多让,其总数卷帙,可能不分伯仲。仅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达几千卷。并称双雄,当不为虚。张元济亦在版本方面十分自负,以民国以来第二人自居。王云五曾记张元济对他说:“余平生对版本学不愿以当俩人自居,兹以远离善本图书荟萃之故都,或不免稍逊傅沅叔。”他所推的第一人即傅增湘,正是因为如此,张元济与傅增湘倾心而交,将其资源影印出版,以利学术。因此,他们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事业的互动使他们的生命关联无比密切。

清代藏书以“南瞿北杨”为盛,民国以来,校书则以“南张北傅”并称。南瞿北杨,皆有沦亡散失,且以收藏为重。张元济、傅增湘俩人则以校书刊布为主,尽管迭经变故、动乱,俩人交谊愈深厚,理解愈多,支持更多,也只有他们俩人,为收藏、校刻古书而竭尽全力。

参考文献

《藏园群书题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藏园群书经眼录》   中华书局,1983年。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商务印书馆,1983年。

《汪康年师友书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   苏精   中华书局,2009年。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初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文献家通考》郑伟章   中华书局,1999年。

《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中华书局,2009年版


[1]张树年:《张元济往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

[2]   《张元济全集》

[3]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初集)》,2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4]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38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5]《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388页

[6]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4页 中华书局2009年

[7]《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266页,273-277页。

[8]《张元济全集》

[9]致傅增湘信。

[10] 1915年5月19日致傅增湘信。《张元济全集》第3卷,284页。

[11]1938年

[12]《》

[13]1938年

[14]《藏书群书题记》,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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