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校四部得丛刊 ——张元济与瞿启甲(连载17)

6月2日,张元济接到叶德辉来信,叶建议《四部丛刊》如需借他处藏书影印,应“尽就近易借者借之较简便,亦较迅速”,“总以借得瞿书为功之半,江南图书馆次之”。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建立起的“涵芬楼”,十几年来收购古籍数目可观,但还无法与晚清四大藏书楼的规模相提并论。这四个藏书楼中,杨氏海源阁在山东聊城,既无旧交,也路远不便;陆氏皕宋楼藏书已在十几年前售至日本;而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收购了丁氏八千卷楼的江南图书馆都在上海周边,这两处收藏的善本可以满足《四部丛刊》的多数需求。

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一条流淌的河,那典籍就如奔腾的水,而传承文化则是对千万水分子亘古不变地守护。自古以来,皇家、寺庙、书院都是文化的重要蓄水池,同样,私家藏书也贡献了其非凡的力量。但朝代变革、时势化幻,往往让有志者难以世守,因为这不是不断地付出巨大财富便可以坚守的,关键在于这种文化的接力,需要信念和努力。

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铜琴铁剑瞿氏,积数世而魁冠一时,实乃文化史与藏书史上的异数。千古未有的变幻时代中,他们经历变故、灾难,仍有着不变的坚守之心,最终,这份信念和努力迎来了新的契机和大致如愿的归宿。

张元济虽出身书香门第,但祖上藏书早已散尽,他之所以走上藏书之路,首先是因出版事业的需要,因编辑同仁编纂检查资源的需要,故筑涵芬楼以聚旧籍。而在倾力为涵芬楼聚书的过程中,他目睹时局的动乱和藏书的散亡,这便激发了他努力收书的愿望,从而彻底热心于藏书。而后,他和一批倾力收书的朋友如傅增湘、刘承幹等人交往,以其身份和地位,他很快成为乐业者的核心和收藏资源中心,因其本人并非职业藏家,因此尽管与旧辈藏书家来往频繁,但他与真正的富藏世家交往却极少。

辛亥革命前后,张元济在一批藏书、刻书家支持下,开始设想利用影印方式传播珍本。他校辑《四部丛刊》,传之有序,世代典守的名楼自然成了他追寻的目标,他渴望与铁琴铜剑瞿家合作,尽管当时“丁陆瞿扬已寂寥”。[1]而这次合作不仅成就了张元济的事业,积聚数世的铜琴铁剑藏书也因张元济地支持、关注而得以传承。

坐落在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与聊城海源阁、湖州皕宋楼、杭州八千卷楼齐名,并称为晚清四大藏书楼。铁琴铜剑楼草创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创办人为瞿绍基。藏书楼初创之时,正处常熟城中陈揆稽瑞楼、张金吾爱日精庐以及苏州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藏书流散之际,瞿绍基为此四处奔走,多方搜罗,购得其中遗籍数万卷,其中多宋、元善本。尤其是汪士钟,其藏书大多来源自黄、周、袁、顾之精品,瞿氏得此精品,藏书始具规模。尔后,凡遇有不易购得之书,瞿氏便设法借阅,手自抄录。经过瞿氏十年之努力,终于成为苏、常一带首屈一指的藏书大家,其藏书与天一阁并峙海内。

瞿绍基将藏书处取名为“恬裕斋”,为子孙后代保持清逸恬淡的书斋生活,长守此书楼之意。瞿绍基谢世后,其子瞿镛继承先志,在恬裕斋的基础上广搜博采,所藏图籍日益增多,达十余万卷,为此而建新楼。瞿镛特别喜欢所藏的一张古铁琴和一柄古铜剑,于是将新建藏书楼命名为“铁琴铜剑楼”。瞿镛于1840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其子瞿秉渊、秉清继承其家业。书之递藏,得历三世矣。期间,瞿家曾将所藏珍本汇刻成丛书,用传统木刻的方式出版了十三种,最早刊于光绪三十年,影响日著。

瞿镛之孙瞿启甲,字启士,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1923年因拒曹锟贿选而归家,醉心于护理故籍,他曾捐献掌理常熟图书馆。瞿启甲在继承先代藏书之后,主持刊辑藏书之著录三种:目录、书影、题跋集录等。《铁琴铜剑楼书目》中著录宋本一百六十一种,金本三种,元本一百零五种。从数代所积之精华中,可见铁琴铜剑楼收藏之富,足与黄丕烈“百宋一廛”、陆心源“皕宋楼”媲美,是为东南藏书之翘楚。

铁琴铜剑楼积聚五世而饮誉海内,却无其他巨宅那样有官宦巨富之资,仅靠田租自营而投掷藏书大业,至二十年代才开始步入上海,堪称典型文化乡贤,耕读传人,《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赞其“儒素相承创守艰”,可谓得言。

从1911年起,商务印书馆开始用石印技术影印古籍,逐渐积累经验,到1915年就有了辑印大部古籍丛书《四部丛刊》的初步打算。拟定《四部丛刊》计划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就决定,除了选用涵芬楼自己收藏的善本书作为底本,更要求助于各地的藏书家,广泛商借他们的收藏。

所谓“书囊无底,善本无穷”。《四部丛刊》启动之初,出于对善本资源的考量,张元济想到了铁琴铜剑楼家传数代的藏书,并将其作为商借珍本秘笈的首要目标之一。但张元济并不认识瞿家传人瞿启甲[2],他想起同年、藏书名家叶德辉与铁琴铜剑楼有交往,于是给时在苏州的叶德辉写信求助,希望他从中为之引荐。

叶德辉收到信后,对张元济的构想十分赞同,于是积极联系瞿家,力求为张元济的文化大业打开这一江南宝藏。作为名流、同好,瞿启甲对印书之事并不排斥,1919年夏,他接到叶德辉信函,得知内情,又经过叶德辉积极联络沟通,瞿家终于赞成印书之事,并通过叶德辉向张元济表达赞助之意,还热情邀约张元济等人来常熟观书。同年10月9日,张元济应瞿家邀请,与宗舜年、叶德辉、孙毓修一行人来到常熟,在铁琴铜剑楼观书两天[3]

中国古代封建式藏书楼往往“秘不示人”,世代藏书家大多久沐文风,深得藏书苦乐。但瞿启甲历来主张“书贵流通,能化身千百,得以家弦户诵,善莫大焉”。当张元济向瞿启甲详细说明出版《四部丛刊》的计划,提出商借影印书目,瞿启甲慨然相允,尽出家藏,毫无保留,并欣然在《四部丛刊》发起人中列名。

1920年春天,商务印书馆的技术人员,前往常熟。当地其时还没有电灯,商务印书馆自备发电机,在瞿家茶厅设立工场,执灯影照,日夜不修。工作人员每天早晨用专册作借书记录,当晚用毕交还。历经一年有余,一直持续到11月方影印完毕。

铁琴铜剑楼将大批珍本借给商务印书馆摄照,每本古籍须逐页拆开摄照,很可能会造成内页损伤。在搬运途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考虑到藏书家护书若宝的心志,商务印书馆明确了借影中的责任,同时给予书主一定的经济补偿。如此,这借影古籍的合作关系也得到了长期保持。

《四部丛刊》从1919年开始,到1922年印成,共集经、史、子、集三百二十三种,8548卷,2112册。1926年重印时,称初编,出于铁琴铜剑楼藏书的善本达23种,占所收书十分之一以上,大部分为宋刻抄本。代表性的如宋刊残本《说文解字系传》(十一卷)、宋刻配吕无党抄本《小畜集》(十二卷)及元刻本《金华黄先生文集》。这是商务印书馆与铁琴铜剑楼合作的第一阶段的成果。

值得补叙的是,晚清民初,主要藏家大多刻传珍藏化身,尽至外扩到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其他珍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徐乃昌、刘承幹、张石铭、叶德辉,只有瞿家没有大规模开展此业,这与其缺乏人才技术有关。因此,张元济、叶德辉的主动登门合作,也正好为铁琴铜剑的藏书事业补上了短版。两大文化重镇,一个是藏书世家,一个是出版巨擘,就这样强强联手,缔造出二十世纪的文化大业,他们在合作的二十多年间,因情成事,完全交融,文化是他们共同志趣,传古化身是他们的乐趣。何其所幸,铁琴铜剑的世代珍宝能这样得以拂尘而出,通过高质量又具有影响力的《四部丛刊》,走入新的时代,厚福于当代乃至今天的学人。

1923年,战争爆发,为了藏书的安全,瞿家在上海租界内租屋藏书,将家乡的部分古籍移庋上海,这下与商务商议印书之事更为方便,两家的合作也更为密切了。当时,瞿启甲在家乡居住的时间较多,在上海的事均由他的三子凤起负责联系。瞿凤起遵照其父嘱咐,“随时请示张元济老,尽吾家所藏,待选所需,俾丛刊更为完备”。更为可贵的是,瞿家视影印之业为已业,不仅全力配合,且几乎未取酬资。1925年以后,摄照铁琴铜剑楼所藏善本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厂内进行,瞿家深感到能贡献善本也是一份荣幸,有如此境界实在可贵且为藏家风范矣。1925年,张元济为瞿家先贤《虹月归来图卷》题诗,其中有句曰:“涵芬覆刊嘉惠多,助我从编辑四部。”[4]即专咏此事。

1927年10月,张元济遭到绑架。时在上海的瞿启甲听闻消息,当即与二子一同前往张府打探问询。苦难巩固了他俩的友谊,更推动了流播善本的事业,两位老人决定不能再等了,在获救后回家的第十天,张元济即与瞿启甲商量借印铜琴铁剑藏书,双方很快签订租印善本书事议合同,由此《四部丛刊续编》得以顺利实施。1934年出版时,《四部丛刊续编》共收书七十五种,其中底本借自铁琴铜剑楼者竟达四十种,占半数以上,几乎成为铁剑铜琴楼的专刊。该本出书时间上较初编为短。《四部丛刊三编》于1935年10月开始出书,直到1936年7月出齐,共收书七十种,其中借自铁琴铜剑楼的底本有十六种。

《四部丛刊》底本借自私家的不仅以铁琴铜剑楼为最多,而且其中尤多大弓美玉,如卷帙浩繁的宋绍熙刊本《温国文正司马公集》80卷、宋刊本《皇朝文鉴》150卷。所以,日本汉学家武内义雄也称赞瞿家为《四部丛刊》之笔头(日语即首位)。(《支那学研究法》)

抗战初期,常熟故居遭日军蹂躏,善本藏书因移藏上海得以幸免。但家乡藏书却遭毁劫,瞿启甲为此郁郁不乐,于1940年初去世,其业则由子瞿凤起继承,瞿氏藏书至此已传至第四代。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全面抗战开始。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往长沙,资产及营业损失很大,大规模辑印古籍已不可能。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因张元济与瞿家父子之间的私人交往,商务印书馆与铁琴铜剑楼的合作进入了第三阶段。张元济原来拟订了《四部丛刊》四编的书目,瞿凤起去信说:“尚有待印目录,备再续者,其中吾家亦有十余种。”双方关于《四部丛刊》四编的合作,终因日寇带来的战祸而未能实现。瞿凤起说:“卒以日寇入侵,闸北机房及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书库遭遇焚,如商务印书馆原有赓续影印古之长远计划遂遽然而止[5]”。

1919年出版《四部丛刊》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部馆史上出版时间耗费最长的古籍丛书——《续古逸丛书》。这部丛书与《四部丛刊》立意不同,旨在为这些古书续命,所以按原书仿制,具有鉴赏价值。这部丛书的编纂持续至1957年,共47种,内将宋版书(其中仅一种为蒙古刊本、一种为《永乐大典》本),按原书大小用照相石印印出,完全保持原书面貌,其印刷、纸张、装帧都十分讲究,版本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都极高。因为《续古逸丛书》启动较早,所以收录品种较少,只有宋本《曹子建文集》底本借自铁琴铜剑楼。因铁剑铜琴楼丰富的资源,张元济于1928年又集中出了一批,九种底本借自铁琴铜剑楼[6],占《续古逸丛书》中三分之一。

张元济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曾得到铜琴铁剑楼藏书地大力支持。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底本中,《旧唐书》、《前汉书》借自铁琴铜剑楼,《辽史》、《金史》曾用铜琴铁剑楼藏本校勘。解放前夕,瞿凤起还和张元济、叶恭绰一道合作,利用其所藏为《广东丛书》的影印出版做出了贡献,提供了所藏明余靖的《武溪集》。

铜琴铁剑楼最后两代人为张元济影印校勘古籍做到了囊底无私,有求必应。珍贵的资源和大量的善本大大支撑了张元济的几大工程,所取版本、校本冠诸家之上,铜琴铁剑楼为文化传播可居之功至巨至大。

瞿家藏书不仅仅是支持张元济,凡当时希望刻行校勘的大家都予以支持,如提供徐乃昌宋元本十种(1916年)以成《隋庵丛书续编》,缪荃孙品此举为:“使人间欲绝之迹,海内未见之本,传之艺苑,摆之寰手。”[7]乐于流传刊布之助,为罕见开明藏书家。早在瞿镛创楼之初,就曾开明地向刻书者出借珍本。宝问书馆所刻巾箱本《白虎通》、《风俗通》即借自其手。蒋凤萍辑《铁华馆丛书》,其中《文子徐灵府府注》、《列子张湛注》则借自其子瞿秉渊手。至瞿启甲之手,瞿家藏书才广开门庭,延友校书。缪荃孙刻书《云自在庵丛书》,有十二种借自瞿启甲,罗振玉刻《吉石庵丛书》初集中,《律音义》一卷北宋圣道本,也来自于此[8]

   “真能爱护在流传”,“书贵流通”是张元济与瞿家父子的共同心愿和文化情怀,商务印书馆与铁琴铜剑楼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合作史。他们的合作,一方面使铁琴铜剑楼所藏珍本,经过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技术,化身千百,成为寻常学者手中的读本,并得以流传、保存,又通过商务印书馆编校人的辛勤工作,以他种版本配补或互校,使其学术价值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商务印书馆由于铁琴铜剑楼无保留地支持,使张元济主持辑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和《续古逸丛书》的版本,获得了最宝贵和批量的底本,这使得这几部大丛书的版本更加完善,学术价值大为增色。

每个私人藏书楼的消亡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瞿家亦然,所幸因得张元济的支持帮助而并没有走上毁劫之路。1930年,瞿家两度遭到乡人诬陷,说运沪藏书将出售日本人,作价72万两,此举引来中央政府极大关注,命令上海市政府查禁。张元济联合蔡元培等发函政府,在蒋梦麟等努力下,查禁令才予以撤销。同年,事息不久,又空穴来风,再生事端,张元济这次出面为之担保,再阻浮言,让世代相守之瞿家清誉得以维护。这不仅出自于张元济对瞿家的了解,也体现了他对铜琴铁剑楼这个藏书名家的尊重和关怀。

早在1937年,张元济在一派沉寂气氛中撰写的《涵芬楼烬馀书录》尚未告竣之时,便先想到请瞿启甲为之撰序,可见张元济对其敬重之深。瞿启甲奉命而作,遗憾的是,生前不及见,此书1951年刊布时,并未登出瞿启甲撰序,后来是由瞿凤起加以公布,才让世人得以知道这一段姻缘。今新刊《张元济古籍序汇编》收有瞿启甲所撰序文,得以附传。

张元济在出版《四部丛刊》的同时,亦帮助瞿启甲刊印了《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铁琴铜剑楼藏扇集锦》、《瞿氏四代忠贤遗像》等书籍。《宋金元本书影》乃商务印书馆为感念瞿家,而将录入《四部丛刊》诸书合编成册,以资景仰。其中,商务印书馆为《瞿氏四代忠贤遗像》所提供的彩色石印技术在当时可谓堪称一流,这也是一种友谊的回报吧!

当然,和同时代所有藏书大家一样,典守勿替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一件事,瞿家也不得不走上散书度日的阶段,但他们始终坚持原则,不走陆心源的老路,将宝藏卖给外国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选择出让有实力的国内收藏家或政府机构。铁琴铜剑楼最早将部分藏书卖给了陈澄中和九峰旧庐王体仁。

1940年1月,瞿启甲郁郁不乐,闻家版书焚毁而辞世,遗命“书若分散,不能守则归公”。张元济为纪念瞿启甲即赋八首七绝诗,题于瞿启甲遗像之侧。“鸡黍共君情似昨,人琴剩我首重回。”[9]“不堪回首卅年前,每望黄炉—怆然。”[10]深深怀念这位为流通古籍携手合作二十余年的老友。“真能爱护在流传,鸿宝珍藏意未安。深幸一瓻频借与,故教四部得丛刊。”[11]

瞿启甲辞世后,瞿家不得不售书过日。迫于生计,前后分四次售80种于文献同志会,也售部分于北平图书馆,郑振铎被邀请参与文献会工作,并继续商议其所藏书出路问题。

3月,张元济所参与的文献保存会曾向瞿凤起采购二十种善本,估价2000元。4月,同价购入十种。6月,又购入二十余种,计3000元。郑振铎力阻其廉价销售,最后双方约定,瞿家绝不它售,以安郑心。由此可见,瞿凤起世守之决心与信心。可惜的是,时世太艰难了。郑振铎为此又购入一批普通书,当是为其纾困之举。后来郑得到指示,希望将瞿氏善本全部购入,瞿家和徐森玉一道交流,最终不知何因,事情不了了之。

新中国成立后,瞿凤起三兄弟恪守瞿启甲遗命,将全部珍本595种,4000册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今载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达242种,1501册,这对于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来说,影响十分巨大,带动了全国尤其是上海地区的藏家捐献。另有部分捐献给常熟图书馆,大部分典籍得以善终。常熟瞿氏藏书延续五世,达一百五十年,清末民初的大家藏书以实物的方式走向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一则让世人得以取资利用,在历史的动荡中发出最后的幽光,在世中流失或消亡。除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曾绵延几百年,存世较长,这与他们世世代代珍寻爱护、奉献有关。所幸他们积聚最终为国家所珍护,其义举为国内藏书家所称道。

瞿启甲为助张元济影印古书将宝藏无私奉献,而张元济则以父挚身份,培养了瞿凤起乃至其孙,瞿凤起在上海读中学就是张元济亲自安排的,瞿凤起少年聪慧,当年张元济到古里访书时,他还是十二三岁的少年,但父亲瞿启甲却带着他一起拜见张元济等人。可见父亲对他的珍视、器重和栽培之心。那次见面,瞿凤起记忆深刻,以致步入老年之后他还时常回忆。

瞿凤起在良好的氛围和具体的事业中成为专家学才,实现了瞿家由藏而学地转变。瞿凤起自双方合作一开始就参与出版事务,他秉承父志,热心古籍流通,不厌其烦地为商务印书馆寻检所用书籍,协助校刊某些章节,撰写后跋,每天过得艰辛而忙碌,以致张元济嘱咐丁英桂不能过于麻烦他,“不宜为无厌之求”。凡是采自铜琴铁剑楼者无不经瞿凤起之手校勘。

经张元济精心培养,瞿凤起在专业实践中,成长为学识精绝的目录版本学家,最终成为清末四大藏书家中唯一一位精通目录版本的后人。瞿凤起晚年在校定藏书目录时,特地将所收入《四部丛刊》与《续古逸丛刊》的本子注明。解放后,瞿凤起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善本工作,最终老于上海图书馆。张元济对待瞿凤起,不仅解其困,且济其学,不枉瞿凤起一生以张元济为父执,他也是顾廷龙之外,张元济在馆外的又一位文化传人。

瞿家虽未大规模印书,但也有一些刻书之举,因循旧例,编印了一部分自藏和钟爱的善本。1923年,瞿启甲将所印书影及《中原音韵》十部,分赠涵芬楼及张元济、孙壮等人,又将十部委托商务印书馆寄售。两家友谊进一步得以密切,瞿家还特应张元济之请,送给张氏祠堂收藏,并加送了其它印书。

瞿家父子虽然没有如刘承幹及其他藏书家一样喜欢刻书,但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机构合作,使铜琴铁剑楼的收藏得到了更好地传承与传播,从而实现了瞿启甲书贵流通的夙愿。馆方与藏书家的这种合作也成了二十世纪的精美绝唱,就如今天要印一本书,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巨大,更遑论无偿印行宋、元珍本了。

近现代藏书巨擘以宋元本为收藏核心,拥有百种以上的宋元版藏书的有傅增湘、铜琴铁剑、涵芬楼及宝礼堂,而以皕宋楼居冠。常熟乃文人奥区,自明末清初钱谦益倡导专收宋本以还,此风甚炽。《书林清话》卷九《吴门书坊之盛衰》,即“国朝藏书尚宋元之风,始于虞山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又卷十《藏书编好宋元刻之癖》:“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隆,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叶,宝若球琳。”

其实在张元济的朋友之中,也不乏视宝秘善本如命者,苏州潘宗周就是其中一例,所得一律藏于租界工部局保险柜内,外人很难见到。傅增湘曾感叹:“一入金室石匮,便有长门永巷之叹,无复再见天日之时,可叹也。”“拜观且不易,何论流传。”因缘际会,张元济为其所藏书撰写了《宝礼堂本书录》,并合为编校过宋本《礼记正义校勘记》,并以传统的方式木刻出版。潘宗周及其子潘世滋对张元济有限开放,因此张元济对潘氏所藏典籍的利用程度,远不及铁琴铜剑楼。《四部丛刊》中只收录了有限的几种,如《翻译名义集》、《集注分类东坡先生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这与潘宗周富藏宋本逾百种,尤其拥有《册府元龟》、《通典》、《通鉴纪事本末》这样的巨帙宋本是很不相称的。因他本是银行家,便可将他归为藏书聚财的代表人物。而另一位喜秘藏的大家李盛铎亦复如此,有宋、元本二百多种,傅增湘、叶昌炽少数人看过后,均“为之人醉”,张元济、傅增湘数求之而所得甚稀,当然也有使用不便之处的缘故,因其所藏大多在天津,商务诸丛刊于北方平津。平津私藏利用不多不广,不无外因,幸喜其书未有散失,后均留存于北大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与铁琴铜剑楼合作,其成功之处,或者说在古籍保存、流传上的意义,远不止是简单地将善本出借和影印。其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张元济、瞿启甲、瞿凤起父子以及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校刊印刷方面的专家们,将这些珍本先行校刊、补配,使《衲史》、《四部丛刊》等书以最早、最佳、最接近原著的面貌呈现在世人及读者面前。他们为这些书撰写的大量跋文、校刊记,亦是民国以来古籍校刊学上的一项重大成果。

参考书目

近代藏书三十家   苏精   中华书局

铜琴铁剑楼书目录瞿镛编   瞿凤起补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顾廷龙年谱沈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马一浮句

[2]张元济辛亥革命前,他得知缪荃孙赴罟里观书一事,即致缪荃孙的信道:“敬悉观书罟里,秘笈有流通之机,甚盛甚盛。”“瞿氏进书百种,尊处择罕见者设局照钞,是否遣人赴罟里就录?敝处拟附钞数种,不知主者能许我否?”足见他对瞿氏珍藏的向往,更是希望能为他构筑的涵芬楼得到珍贵的资源。

[3]《顾廷龙年谱》:《四部丛刊》的发起,据张元济晚年的口述:“此事从最早有影印《四库全书》之议而起,彼(叶德辉)亦热心从事之人,陪往常熟访铁琴铜剑楼,其力也。叙例,孙毓修撰,惟尝采其意,是可证《书林情话》云云”。

[4]

[5]《铁琴铜剑楼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6]

[7]

[8]“良士虽保守先世旧藏,兢兢惟恐失坠,而于友朋之借钞乞校者,从未吝惜。其宋元善本,影钞精刊,流布四方,如蒋香生、徐积余、缪筱珊、刘聚卿所刊丛书,一时为之纸贵,张菊生辑《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命工就其家摄影数十种,而长编巨制,亦不胫而走。”

[9]其五

[10]其六

[11]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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