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公益的先驱与典范 ——张元济与叶景葵(连载19)

除皇室、官府外,藏书自古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由于时代的变革,晚清以来,出现了一大批实业家进入藏书界,这些实业家多由仕途进入工商界,本身学养精湛,始终难舍对学问的情结,因而不少人对文化与学术的追求与坚持比对实业更甚,他们坚持传统文化,是一批儒商式的人物。中国近现代成长起来的工商业阶层,绝大部分是由士大夫与世袭家族产业演变并发展而来。士大夫和世袭阶层的主体基因是文化,因此,实业家在经营产业的同时,几乎从来没有忘却文化情怀,反而不少人懊恼于事务的繁杂而无法清赏文化的甘甜,甚至最后以文化、学问或文化事业为归宿,或借文化事业的投入而浇心中之块垒。

上海是工商业最早发达的地区,工商阶层群体庞大、成长迅速,且互通声气,藏书成为其中一批工商业巨子的共同雅好。江、浙的私家藏书经战乱而分崩离析、散失飘零之际,工商者的接盘成为文化延续的最好方式。因为庋藏故物不仅可以陶冶情操,也是财富积聚和身份的象征,因此,清末民初,藏书风气为之一变,工商业者迅速崛起成为最耀眼的藏书群体,散聚之间创造出了许多历史奇迹。不少工商业者在实业取得成功后,转向文化事业,摒弃俗务,专心校书、刻书,为典藏而坚守,他们也确确实实对文化的传承大有贡献,是他们,在国家尚不具备收藏典守的时期,始终坚守、护书若命、延续文脉,而他们最终也以文化名世。

二十世纪上半叶,大藏书家中不少人真正的职业或身份却是实业家,如经营盐业的賁园书库——严氏父子(严遨、严谷声),经营房地产的张适园、卢弼、卢靖兄弟。而又以银行业中最多,以周学熙父子、陶湘(涉园,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潘宗周(上海工部局总办\宝礼堂)、叶玉森(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秘书长,五凤研斋)、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凡将堂)、刘体智(小校经阁,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陈清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稽核,荀斋”)为代表。

较之以前士大夫式的努力而言,这些有文化情怀的实业家经济实力强大、社会资源丰富、见识高超,因而在文化领域上的作为更有规模影响和价值,他们对文化艺术地关顾、赞助乃至投入,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观。

叶景葵就是清末民初新兴实业家和藏家兼一身的典范。作为工商业者,在事业有成之后,追随张元济,以藏书为志业,最终策动他当年的西学老师一起,组建私立合众图书馆,完成一桩化私为公的文化伟业。今天很少有人了解,他曾是一个成功的金融家和工商业巨子。这样的转型和归宿,代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工商实业界为文化奋斗的成就和业绩。

张元济作为二十世纪工商业界的巨擘,虽以翰林之身从事文化出版事业,但其核心是现代出版产业,是以经营文化为核心,而不是纯粹的文化事业。较之其他工商业者,他的文化色彩远浓于其他人,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正是工商机构出资经营藏书的巨擘。因其产业实力与文化特征,张元济成为工商业界有文化志趣者的追慕者和支持对象,书香银行家叶景葵就是一位典型代表。

他们都属于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实业集团,一个是文化企业的巨头,一个是银行的掌门人,业务的合作与关联本来十分紧密,商务为浙江兴业银行印刷钞票及债券,这本身就是一桩巨大的商业合同。他们的业务合作从浙江兴业银行初创即开始,浙江兴业银行作为最早的民间发钞行,为叶景葵实业集团地雀起和扩张提供了空前而巨大的机会,而商务在上海无与伦比的印刷技术,为浙江兴业银行的发钞提供了可能与保障。二人因交易、乡情而走在一起,更因文化而结缘。浙江兴业银行开始发钞和商务宝山路印刷厂建成在同一年,更可谓天造良机。   

叶景葵定居上海后,在上海的主要业务就是经营管理浙江兴业银行,参与投资掌握商务地发展,他不仅是股份最多的股东,更是董事会内一个卓越的领导人。张元济对叶景葵的依赖自不必言,甚至可以说是超过陈叔通的;而叶景葵不仅从投资中获得具大的收益,更因此而得以走向文化的高地,成为上海摊上最有书香气质的银行家。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别号存晦居士,浙江杭州人。生于书宦世家,自幼勤奋读书,1894年中举,1898年入京会试。受维新思想影响,入张元济所办通艺学堂学习英语、数学,故他终身以师礼侍张元济。

叶景葵于1903年中进士,受赵尔巽的赏识,入其幕府,出任教务处并矿物局提调,这段经历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巨大作用。1907年,浙江兴业很行创立,34岁的叶景葵担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1911年,他担任大清造币厂监督和大清银行监督。民国建立后去职,转任汉冶萍公司经理。1913年辞职南下,出任浙江商办铁路公司股款清算处主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等职。1915年,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之后长达三十年之久,期间曾几度任总经理。浙江兴业银行是浙江铁路公司的伴生物,叶景葵作为现代银行业的参与者,将浙江兴业银行发展成为上海滩实力甚强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在1922至1927年,浙江兴业银行存款居上海私人银行之首。

叶景葵出生在文化世家,与张元济一样,祖上即有藏书,紫藤花馆、补藤花馆即其祖辈之藏书处,可见家风染习所至,尤尚慕古。但叶景葵真正着手收藏,始于1917年得手吴昌授松邻善本藏书。“是为余搜罗善本之发轫”[1],这时他事业有成,在金融、实业的支撑下,他开始步入收藏和研究,短时间内便积聚了大量的珍本,从此养成搜集与整理古籍善本之“癖”。其所积既富,因挚爱旧学,开始投身版本鉴别和校勘工作。五十以后,即1923年,由于有徐新六、徐寄庼、陈冕几位得力助手接手业务,叶景葵自己不再以实业为主,而是萃力于校书、读书,与当时大家竞求宋、元名刻不同,叶景葵选择收藏的目标与重点投掷在名人稿本、校本和旧抄本。这些先贤们的手泽是重要的资源,但过去一直不为藏界所重视,尤其是稿本文献,于是他独辟蹊径,以名家稿本、抄本及批校书为搜罗对象,每得异书,必梳理考订,经他手校古书数百种,圈内获“手稿收藏家”之誉。他独具慧眼,从求真的角度去开辟收藏新途,经过艰苦卓绝地努力,终成大家。数十年苦心经营,叶景葵倾其积蓄,藏书2800多部,计3万余册,稿本、抄本600余部,其中最珍贵的稿本,当数从杭州抱经堂购得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手稿。其他如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底本、惠栋《周易本义辩证》手稿、钱大昕《演易》手稿、周雪客《南唐书笺注》抄本等,皆为书之瑰宝。

叶景葵从1913年开始参加商务股东会 [2],“商务书馆,股亦最多”,[3]1915年成为新一届董事”[4],一直到1935年,二十余间,他每次都当选为商务印书馆董事或监察人。叶景葵加入商务时期,正是张元济执掌馆务之际,他办事干练,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商务地发展,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追寻张元济的步伐,他醉心于藏书事业,很难说与张元济没有关系。之后他们一直共同走在文化的道路上,一起参与商务印书馆重大事项的决策,叶景葵为《四部丛刊》的编纂贡献数种善本;参与讨论《四库全书》的影印方案;作为东方图书馆重建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参与重建东方图书馆,并以董事身份出席1934年德国赠送图书仪式。正因叶景葵与张元济关系至深,又有着共同的志趣,他们成为了最密切而彼此十分重要的朋友。

浙江兴业银行创立比商务晚十年,但与商务一样,是各自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先者,更为巧合的是,二三十年代,两家股本及董事会人数都相近,叶景葵在经营银行业时,对商务的管理经验不无借鉴之得。

叶景葵不仅持有不少商务股份,且长居董事、监察人之位。他以馆员身份自许,对外发言则称“蔽馆”,1934年他以董事会代表身份参加德国互助会捐东方图书馆典籍仪式,并做谢辞:“蔽馆居出版家之一,向以提供教育和促进文化为我们的根本信念。我们除在十年来出版事业上尽心贯彻这个信念意外。东方图书馆的创设与复兴,亦是同一信念的一种表现。[5]

1935年夏天,他曾与蒋抑卮(1875-1940)、王绶珊(1873~1938,九峰旧庐、中商业储蓄银行)讨论过藏书的归宿,提议一起合办私家图书馆。他在跋友人宗惟恭校《愧炎录》时感叹道:“私家藏守之不易,而创立公共图书馆之不可不努力也。”[6]1939年7月,他在校书题跋之作中再言:“自战事以后,公私收藏,流传散失,惨不忍言,是有发起私家图书馆之宏愿,誓为死友存之。”[7]他们动议之后至馆舍落成期间,在叶景葵的朋友圈中,不断有藏家散去或逝世:宗舜年(咫园)(1933年);章钰(1937年,四当斋),刘世珩之子刘公鲁被杀”[8]。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即辞去一切官职,赋闲上海,寄情书卷,更勤于读校生活。苦难的时代,叶景葵却与好友一起创造了文化的奇迹——那就是发起创建了合众图书馆。

事情的缘由是:1937年抗战爆发,“八·一三”后,上海沦陷,叶景葵事物繁重,又因夫人去世,战事间隙他不得不赴武汉处理业务。张元济担心叶宅的藏书毁于兵火,危难之际,为了使叶景葵的藏品不毁于战乱,年逾七旬的张元济于10月29日冒着危险,赶到邻近战区的沪西兆丰别墅,为叶景葵护书。在隆隆炮火中,张元济不怕牺牲,全力以赴进行鉴别、整理,工作持续了近一月,终使叶景葵的收藏得以躲过兵燹。面对张元济的真诚帮助,叶景葵感叹,“敝藏书籍,承公鉴别,刻已全部保存,将来事定后,拟选择可以保存之价值者,请公再为鉴定,编一清目,想亦大雅所乐闻也。”[9]

时局的动荡和生活的变故,让叶景葵感到生命无常,尤其是亲眼目睹这几十年间与他有亲密交往的藏家,如嘉业堂、传朴堂、九峰旧庐、群碧楼、咫园、海日楼、笺经室等,他们的藏书不是在战争中灰飞烟灭,就是遭到变卖而藏书散尽。对此,他心情无比沉重,也为之伤情、深感物是人非,而他自己仍需在战乱中奔走业务,无暇顾及那些钟情的收藏,最终,他萌发了捐书建馆以传典籍的设想。

当然,他更知道张元济一直怀有恢复东方图书馆的愿望,但时局已不允许,条件也不具备,于是他向张元济表述:“于危险之下为葵理故书,感惶无地。”“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图书馆。”[10]这是叶景葵捐建图书馆最早的萌发。他之所以捐办合众图书馆,一则是自己兴趣所至,二则是张元济的心愿。东方图书馆毁而未建,时势艰难,所藏之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危亡的时代他能尽力的只有为其寻找栖居之所。

1938年8月,叶景葵最得力的帮手,也是张元济最钟爱的子侄徐新六,为日机追袭英年早逝,自此他开始埋首校书。1939年3月,痛定思痛后,叶景葵坚定了捐献的想法,他开始与朋友沟通,并向时在北方的年轻后学顾廷龙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产十万,加募十万,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11]他特意请顾廷龙来主持馆务,组建私立图书馆,以便化私为公,除典藏珍稀之本外,另谋求刊布。而这,与张元济的念想不谋而合。

叶景葵与顾廷龙相识结交于文字书缘,1935年,时在燕京大学掌管采访的顾廷龙向叶景葵索求新刊—张惠言、张成父子原著《谐声谱》, 并希望窥其秘藏。”[12]叶景葵窥顾氏学识之后,相与交流顾氏稿本而学谊暂进。同年十月北上,叶顾相逢。“初次见面,讨论版本目录之学,很投契。先生回沪后,就掌通信就是讲些校本的多种问题。”[13]

张元济一生对办图书馆情有独钟。1897年,他就曾创办北京通艺学堂,学堂内设资料室(即图书馆),张元济亲自制订章程,允许社会读者阅览。1926年,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馆内收藏之富、之精,堪称当时中国乃至远东地区公共图书馆之最。1932年因“一·二八”事变,东方图书馆遭日本浪人纵火烧毁,40多万册古籍珍本、稀见方志、中外图书、报刊、地图化为灰烬。这次空前劫难成为张元济一生中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痛,数十年蒐集搜求、呕心沥血,最终竟成为一片废墟。尽管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但由于种种原因,重建“东方”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此次叶景葵再次提出办图书馆,在沦亡之际搜罗流散典籍,不致使湮灭或流失国外,这一主张立刻点燃了张元济心中的火种,“合众”的诞生,延续了张元济的东方图书馆之梦。

作为实业家的叶景葵有着办大事的能力。在顾廷龙答应于1939年6月来沪后, 5月4日,即将辣斐德路614号租房作为“合众图书馆”筹备处。7月17日,顾廷龙到馆。第二天,顾廷龙起草《合众图书馆创办意见书》,叶景葵交张元济审定之后,8月,叶景葵与张元济、陈陶遗一起正式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

叶景葵随即捐献自己所藏珍本,据顾廷龙、潘景郑所编《杭州叶氏卷盦藏书目录》(1953年),叶景葵所捐共有唐写本二部、宋、元本九部,明本四百四十一部,稿本抄本六百六十六部,清刊本一千七百一十部,合计二千八百七十八部,三万一千五百六十七册。其中令人瞩目的是稿本和抄本,数量多达六百多种,且名人手稿居多,这是叶景葵作为藏书家奋力求真、追求别开生面的藏书特色,也是《合众图书馆丛刊》得以问世的基础。

经过艰苦地努力,合众图书馆自建馆舍于长乐路746号,于1941年8月建造完成。由陈叔通设计建造。9月5日,合众图书馆迁入新舍。馆舍建成时,叶景葵在馆西侧建住一居所,与馆贴邻,通过花园与馆相连。他与馆方签约,二十五年后住宅归图书馆,叶景葵曾对外言:“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于寄生于书,故以后别号为书寄生。”[14]

迁馆前夕,由顾廷龙起草,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连署《合众图书馆创办缘起》:“中国文化之渊邃,传数千年而探索无穷,东西学者近亦竞相研求,矧吾国人,益当奋起,继承先民所遗之洪业。惟图录典籍实文化之源,兵燹以还,公私藏家推毁甚烈,后之学者取资諅(?)难,心窃忧之,爰集同志,各出私人之藏,聚沙集腋,荟萃一所,名曰‘合众图书馆’,取众擎易举之意焉。同人平素所嗜皆为旧学,故以国故为范围,俾志一而心专,庶免汗漫无归之苦,乃得分工合作之效。精钞、名校、旧椠、新刊,与夫金石、石墨皆在搜罗,而古今名贤之原稿尤所注意,专供研究高深国学者之参考。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求近效,暗然日章,世有同情,惠而好我,斯厚幸矣”[15]正式向法租界申请开办许可。

继叶之后是蒋抑卮,不仅捐献书籍三万多册,而且特别设立基金五万,为此,张元济亲自为《杭州蒋氏凡将草堂藏书目录》一册作序,这也是合众藏书目录中张元济亲自撰写的唯一一份前言。

合众图书馆的设立及成功,实际上也是张元济一生心血所系。张元济和叶景葵共同走过了艰难而困苦的过程,合众图书馆藏书最大的捐献人是叶景葵,其次就是张元济。他捐献了自己几十年的积聚收藏,嘉兴先哲遗著四百七十六部,海盐先哲遗著三百五十部以及他们家族所著所藏所刻一百四部,还有不少石墨图卷。这些都是张元济一生搜求所得,不仅耗费了他一生的精力,更是他博访广搜的心血。这份辛劳不仅是希望一邦一邑一族文献得以传承,也承载了张元济抢救文化遗产的宏愿,因此一开始时,出于捐献家乡的目的,有些典籍只是寄存。自图书馆创办后两年,由租屋到自建楼所,规模体制已成,而张元济年龄增老,自感心力不足,开始改变过去的想法,将部分书的寄存改为永久捐献,包括原拟捐献家祠的先哲文献和东方图书馆之旧书。张元济捐书后,顾廷龙特为之编目,叶景葵为之作序,详细记录了张元济的所有捐书[16]

合众新馆落成后,初期捐献大者有李拔可、熊希龄,汪康年、顾燮光,和最大宗的广东大收藏书家叶恭绰,他捐赠了七年来所收山水、寺庙、书院、古迹专志及明清手札,共计九百多种。[17]同时,一大批志同道合而又富于收藏的人士襄助盛举,朋辈同学响应捐书甚多,且多精品。其中以张元济的旧友最多,李宣龚所藏近代诗人集,陈叔通的清人手札和新学书籍,潘景郑的金石拓片和清人传记资料,胡朴安的经学、文字学、佛学典籍,顾颉刚的近代资料,这些都构成了当时合众图书馆的特色。另,高梦旦的藏书价值不高,受家属之托也捐给了合众图书馆,因没有什么精品,也就没有藏于目录。盛宣怀后裔捐献的盛宣怀所遗档案资料,成为一个巨大的资料库。另外还有周志辅、王植善、潘承弼、胡惠中、李玄伯、章仲和冯翰飞以及毛彦文和所捐故物。

上海成为孤岛时,作为私立图书馆,因馆居法租界,经各方疏通,没有像鸿英、明复及东方图书馆一样遭检查乃至被迫停止运行,始终不断发展,但一直未向政府申请注册,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向上海市教育局备案登记,从筹备到设馆,这前后已经历六年。叶景葵与张元济、陈陶遗在《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中详记道:“先后承蒋抑卮、叶恭绰、闽侯李氏,长乐高氏,杭州陈氏等加以赞助,捐书甚夥。赖有清高绩学若秉志、章鸿钊、马叙伦、郑振铎、陈聘臣、徐调孚、王庸、钱钟书等数十次以及社会潜修之士同情匡助,现在积存藏书约十四万册,正事陆续整理,准备供众阅览。采用四部分类法,以史部、集部为多,先儒手稿本,名家抄校本,宋元旧刻本,明清精刊本,皆有所藏。其中嘉兴、海盐两邑著述及全国山水寺庙书院志录网罗甚广,皆成专门。他如清季维新之书、时人诗文集,著名者都备。至近年学术机关所出者亦颇采购,尤注重于工具书参考之作,用便考据。此外,有清乡、会试硃卷三千余本,陈蓝洲,汪穰卿两先生之师友手札约六百余家,皆为难得之品,金石拓片搜集约八千余种,汉唐碑拓一部分尚系马氏存古阁故物,其他以造像为大宗。又以河溯石刻为顾氏鼎梅访拓自藏之本,较为完备。”[18]

合众图书馆成立后,叶景葵和顾廷龙联手,一是编纂捐献书目,二是刊传秘查。张元济地积极地支持他们,甚至参与其中。在传承文献上,堪称三位一体。

顾廷龙所拟《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中特别规划:“本馆从事专门事业之理想,书籍专收旧本,秘笈,力谋刊布,当别设编纂处。即就叶先生藏书而论,名人未刻之稿,当为刊传。批本、校本当为校录,汇而刊之,罕见之本,当与通行本互校,别撰校记,以便学者。编纂目的,专为整理,不为新作,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19]

叶景葵基于典籍价值,究心于刻传,1934年,所刻《谐声谱》稿本(合三种)腾誉于学人之口,他亦广为赠送公私之家,后又助刻《四当斋集》(章钰1938年)。“景葵近与二三同志创办合众图书馆,搜残编于乱后,系遗献于垂亡,已将敝斋旧藏悉数捐赠。此书(《恬养斋文钞》)亦在其例,今由馆出资排印,为馆刊丛书之第一种,其余箧衍稿,本竭绵力,陆续刊行,以传布先哲精神于万一 。”[20]丛刊第二种起,由他浙江兴业银行的下属李英年捐资1万元,共计印行十种(1942年)。[21]

叶景葵所迈出建设公益图书馆事业的一步及其发生的群体效应,为一大批文献永久流传写下了历史性的一笔。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建设和文化发展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更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发挥独特的奉献。

叶景葵始终以师礼待张元济,这不仅出于通艺学堂这短暂的师生情谊,主要在于张元济是他藏书、校书的导师,更是他捐创合众图书馆的支撑者。叶景葵把合众图书馆的创办人地位归之为张元济,尽管资金为其所捐,但他认为这不单是一个捐钱捐书的事,这项事业的主导者,非张元济不可。1942年11月,叶景葵撰《涉园图咏跋》一文:“涉园藏书递衍至于菊翁,于民劳板荡之余,整比丛残,蔚为大国,今更以一府一县一家之世宝公之于众,是给谏(张元济祖名)之精神传之菊翁,菊翁之精神传之于公众,则虽谓合众图书馆之胚胎由给谏孕育而成,谁曰不宜?”[22]这里,叶景葵明确宣示创办合众图书馆是发扬张元济远祖之精神,不以已之付出居其功。当然合众图书馆的事业是一群人的奋斗,是老一辈共同的精神家园。张元济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一如叶景葵所认同的那样,无人能比。

叶景葵在公私场合,一直发自内心地将合众图书馆创办之功归于张元济,,但从出资到捐书都是叶先生主导,尤其是他不再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之后,几乎全力以赴,馆建成后,他接受捐献,整理藏书直至1934年。叶景葵不仅全捐,而且策动其岳父兰笑楼,叔父叶尔恺均捐,而此时张元济已是八旬老人。叶景葵将创办之功功归于张元济,一方面是出于对张元济文化地位的尊崇,实际上也是他化私为公,为传承文献的衷肠。当然,以张元济为号召,更利于资源的聚集和图书馆事业的扩展。如盛档的获得与及朱卷地购入,都与张元济有着莫大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浙江兴业银行遭国民党封压,叶景葵被迫辞去董事长之职,后便更专注于合众及撰述事宜。1949年4月,叶景葵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张元济得知后痛不能己。先后两次撰写挽诗,其中道:

“京洛论交始,今逾五十春。维新百日尽,通艺几人存?变易沧田异,过从沪渎频(鼎革后君与余同居上海,往返较密)。新亭曾洒泪,情谊信相亲。”

“万卷输将尽,豪情亦罕闻。君能城众志,天未丧斯文。差比曹仓富,还防泰火焚。敢忘死后责,努力共艰辛?[23]”诗中不仅表达了他的悲痛,也记录下了他俩的情谊。其后,张元济应叶景葵弟叶景荀之邀,亲自为叶景葵题写了墓碑。

叶景葵在藏书上虽不堪称大家,但也确为名家,由他发起成立的合众图书馆则成为文献史图书馆史上的绝唱。他和顾廷龙一道,费十四年之力共同完成了张元济一生中最记挂、最后一件文化大业——创办并坚守私立合众图书馆,校辑出版了《合众图书馆丛书》十四种,还出资刻印过《咫园丛书》五种,这一切无不承载着他们致力于文化传承的追求与梦想。

1949年,张元济不慎跌倒,卧病在床的第二天,合众图书馆接获浙江兴业银行函件,告知停止透支。在如此艰难的时候,陈叔通出面周旋并作担保,才让“合众”得以维持。病中,张元济想到的是如何救合众,思来想去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好写信向陈毅求助。合众生死存亡之际,张元济的名望发挥了关键作用。

1953年6月,经董事会决定,以张元济、徐森玉名义提出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当时馆中藏书已达二十五万册藏书,一万五千种金石拓片,加上南洋中学校长所捐,共计三十万余。市政府接管后,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并将1953年6月18日定为捐献日。张元济高兴之余给顾廷龙写信:“今日为合众结束之期,若干年来,弟尤得读书之乐,吾兄十余载之辛勤,不敢忘也,苦心孤诣,支持至今,揆翁有知,亦当感铭。[24]”同年,东方图书馆解散,所有存书均捐给上海市政府,张元济一生聚书得以善终。1958年,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又与中国科学社属下的明复图书馆、黄炎培等人创办的鸿英图书馆等数馆合并,成为今天中国第二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其中,以合众图书馆(即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古籍善本书的重镇之一。

合众图书馆虽合并到上海图书馆,其名虽亡其实依存,尤其是合众图书馆独一无二的收藏,如手札、碑帖、珠卷及地方文献,构成了今天上海图书馆的特色和基础。东方图书馆沦亡之后,张元济保存文献、传承文化的宏愿终于变为现实。

叶景葵是近代一位有个性、有才干的工商巨子,因受赵尔巽赏识而走上实业,得金融家蒋抑卮之助而主持金融业,兼营矿业,成就卓著。

叶景葵领导下的浙江兴业银行最壮美的一笔,是1934年动议联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浙实银行四行组成银团,投资200万元,共同建造钱塘江大桥。这一壮举充分显现出了以叶景葵为首的银行家的胆识和爱国之心,抗战中,钱塘江大桥的毁而复建,成为现代史上壮美的悲歌。

他着手藏书虽出于偶然,但藏书却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且他对藏书作精深研究,不象一般工商企业家为收藏而收藏,从其所撰《卷盦题跋》就可看出他对文献所付出的心血以及创获。《卷盦题跋》共收二百零五篇,多为藏书跋语,或提撷英华、或评议体例、或考订版本、或叙述往事,内涵丰富,见解独到,从中可以看出,叶景葵读书精细,对藏品一校再校。他沉迷于此,堪称读书之人。

中国近代工商业者在取得事业和经营上的成功之后,开始回馈社会,他们最主要的方向是办教育和支持文化,尤以办教育者为多,商务印书馆本身是工商业龙头企业,东方图书馆的建设兼具社会公益和自我需求两大功能,而叶景葵捐献的合众图书馆和叶鸿英捐献的鸿英图书馆都是纯公益之举,这也是近代文化事业的重大成果。

近代中国自引进图书馆事业以来,除官方所办以外,最早也出现过化私为公,捐建图书馆之举,如当年陆心源皕宋楼就曾向端方提出无偿捐出藏书,以永斯传,但最终没有实现。合众图书馆创建之前,上海已有民间人士发起设立的图书馆,最早是中国科学社的明复图书馆;后有黄炎培发起,蒋维乔主持专主报刊收藏的鸿英图书馆。当然最具影响力的要数东方图书馆,可惜惨遭焚毁。而合众图书馆,聚集私家藏书,搜罗刊刻名贵稿本,固守国粹,规模上则是后来者居上。

张元济与叶景葵在国家危亡之际,为了不使古籍沦亡,捐献私藏、汇聚众家,从私愿而达成大业,与当时创办东方图书馆相比,虽更为艰难困苦,但最终得以成就,古书命脉得以延续,名家心血得以凝聚,厚福今人,探幽发微,足成文化史上之异彩。张、叶此举,很好地解决了私家藏书的归属与出路。他们知道,大多数藏家真正用意乃是为古书续命,为传承文献,因此得到广泛地响应,终汇聚成罕有可比的历史文献图书馆,这可能也成为了空前而绝后的一桩文化伟业。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那么年迈的老人亲手料理,带头祼捐,今日读之,怎能不让人肃然钦敬!

叶景葵是近代中国金融与实业史上的成功者,但他却走出了一条超越财富的文化之路,不仅对文化的继承作用非凡,而且也铸就了他文化生命的传奇,更以资源得以利用和学术的创获而跨入了历史文化的不朽殿堂,人们将永远感念他!

在清末民国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中国民族的商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和具有理念与国际意识的时代精英,实业家中既有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外交困而勇敢奋斗的,又有将财富用之于开辟了近代公益之路的,或捐学办教育,或集资建设公共文化事业——图书馆,或出版传播先贤典籍,商务印书馆就是将文化与公益完善结合的案例。在上海,还先后产生了多个公益公共的图书馆,鸿英、明复以及合众。这些为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发展添上了一抹亮色,它们最终归流汇聚,成为上海图书馆,使其从规模到特色,在中国的文化圣殿都高居于亚军之位。

叶景葵在文化上的最后努力就是协助咫园丛书的出版,他以他最后的力量出资践行对前辈的承诺、承担,勇挑文化的责任。生命的急逝让他定格在这一项目上。事业从来没有終场,但他的生命光芒穿越古今。让人们几乎看不到他作为一代银行家的身影,这是文化发展之幸,也是他个人之幸!

文化公益的先驱,联手走出一条以文化和公益为人生主轴的新人生道路,体现出他们离开官场同样可以更好地作用于社会,这样的典范,今天依然可敬。

参考文献

叶景葵文集   柳和城

叶景葵年谱长编   柳和城

近代藏书三十家

顾廷龙年谱

古书犀照记续编   袁芳荣 浙江大学出版社


[1]《吴伯宛先生遗墨跋》,《卷盦书跋》,165页。

[2]《叶景葵年谱长编》, 258页。

[3]《现代名人小传》卷下, 188页。

[4]《叶景葵年谱长编》, 304页。

[5] 1934年10月9日《申报》《叶景葵年谱长编》787页。

[6]《书跋》第87页,《叶景葵年谱长编》第931页。

[7]《书跋》第84页,《叶景葵年谱长编》942页。

[8]聚学轩(1937年);赵宽(天放楼传人)(1939年)丰华堂(1939年);邓邦述(群碧楼)(1939年);陶湘(涉园)、蒋抑卮(1940年);徐乃昌(积学斋)(1943年);

[9]《叶景葵年谱长编》, 874页

[10]《张元济年谱长编》,1077页

[11]《叶景葵年谱长编》,1939年4月3日,923页。

[12]“当今藏书家,竞收宋元旧滐,揆初则重老辈稿本及未刊行者,所得以梁溪顾氏《读史方舆纪要》清本,归安严氏辑《全三代至先秦文》底本两种为钜”。章钰《谐声谱序》,《叶景葵年谱长编》786页。

[13]《顾廷龙年谱》,第47页。

[14]《叶景葵杂著》,221页

[15]《顾廷龙年谱》,185页。

[16]《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序》,《叶景葵杂著》,第57页。

[17]叶恭绰(1881-1968),广东番禺人,字誉虎,号遐庵、矩园。清朝末年曾任职邮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在1920年至1924年北洋军阀时期,曾连任靳云鹏、梁士诒、颜惠庆、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系旧交通系的骨干之一,一生从事交通事业。

[18]《叶景葵年谱长编》,1946年1月23日条,1139页。

[19]《叶景葵年谱长编》,936页,文集604-605页。

[20]《恬养斋文钞跋》罗以智著,书跋,153-154页。

[21]《古书犀照记续编》   袁芳荣。

[22]《叶景葵年谱长编》,1942年11月8日条,1087页。

[23]《张元济全集》第4卷,188-189页。

[24]《顾廷龙年谱》,1953年6月18日条,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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