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刊抄本 共传四库 ——张元济与张宗祥(连载2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奇人异士,二十世纪更不例外。张宗祥堪称现代文化史上的奇人。在一个印刷术广为流行的时代,却一生抄书、校古书达万卷,古往今来无有出其右者。在手书日趋稀少的今天,也是绝后之举。其寄情古书之深,让人称奇。陈叔通挽张宗祥联:“异书影写堪传世,医学精研为养生。”概论其一生。

他与张元济同属同乡关系,但尊张元济为“宗老”[1],有过很多的交往和合作,共同经历了许多事件,并成就了巨大的文化成果。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叙述他们俩人的关系,以彰显张元济文化世界的重要场景。

张宗祥(1882-1965),字阆声,号冷僧,又署铁如意馆主,浙江海宁人。和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被称为海宁文、武两才子。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体弱多病,几乎成为残疾,后来刻苦力学,1899中秀才。1902年中举人后,在海宁创办开智学堂。翌年,在桐乡县学堂教史地。1905年在嘉兴秀水学堂、嘉兴府中学堂任职。1907年,任教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与鲁迅为同事,并一生友善。1910年,赴北京参加殿试,获得殿试一等的佳绩,任大理院推事、清华学堂教职。辛亥革命后回杭州,任职浙江教育厅, 1914年任教育部视学、佥事。1919年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凡三年。1922年,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期间,倡议和主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筹建浙江大学。1925年,弃学从政,任温州瓯海道道尹。1927年起息居上海,主要为商务印书馆等编书。时逢东方图书馆新创,这对于行动不便的他而言,如鱼得水,东方图书馆所藏之富,不止冠于京师图书馆。期间,他利用这一资源完成了几大古籍校定项目。1931年,他又理政务,任平汉铁路秘书。抗战期间,交通部和中国农民银行任职,兼任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张宗祥出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历任省文史馆副馆长、西泠印社社长。西泠印社在文人结社中是以印为核心的,可张宗祥却是一位与印无关的人,大概是他在当时非凡的学识、资历和社会地位之故而被推主之。

张宗祥精版本,善书画,喜诗词,通医学,戏剧、书画等均很有造诣,又是一位治学勤奋谨严的学者,一生于古籍校雠和辑佚用功至勤,经他精心校勘的古籍有300多种,已出版的有《说郛》、《国榷》、《罪惟录》、《越绝书》等。著有《书学源流沦》、《手抄六千卷楼随笔》、《冷僧书画集》、《清代文学史》、《清续文献通考·地理志》、《读书札记》、《全宋诗话》、《本草要方》、《本草经疏注》等。今人辑有《张宗祥文集》。

解放初,陈毅任命他为浙江图书馆馆长,当时候选人还有张元济,最后确定可与张元济相埒的张宗祥担任,真是得其人选。张宗祥在民初为京师图书馆主任,旧中国大图书馆蕴含深厚传统文化,所以选择图书馆长,必多是大师级学者执掌,如山东图书馆王献唐、江南图书馆柳诒徵、清华大学图书馆潘光旦等。

二张的合作是从1918 年12 月张宗祥被任命为教育部视学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馆长开始的。这段时间,正是商务印书馆飞速发展时期,年出版从二百多种发展为六百多种,还不包括期刊。由于双方主事者都交谊甚深,于是也就有了京师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

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从影印古书开始的,这个时期,也是张元济全力投入《四部丛刊》阶段,书囊无底是必然之叹,前期,由于在京师图书馆缺乏繆荃荪那样的援手,张宗祥的加盟,正好就有了沟通人选。于是顺理成章的开展合作。《中国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云:

“上海商务印书馆拟影印馆存珍本及四库未刊之书,张(宗祥)先生承部旨与订约,允其影播翻印,不纳费,而彼所出新书,无论书之巨细及价之高下,胥应每季汇赠馆中一份,余则并如流布条件所订。以五年为期,嗣又展延一载。于是商务印书馆每季遵约送书若干种。除《四部丛刊》等巨帙及价值甚昂者,仍侍购存外,通常书籍及各校教科书以及另种小品,先后送馆,积久亦颇可观。”[2]

关于影印古书,双方订立《京师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的印书免费契约》十条文。这是一项互利的合约,规定有效期五年,还在附则中禁止他人翻印已印之书。这些规定,当然对商务印书馆十分有利[3]。由于商务既是不受政府约束的商家,又有大套的出版物,为回馈京师图书馆,商务之后把契约规定之外的出版之巨帙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捐赠给图书馆[4]。促成了两大文化机构的合作,当然也有主事者与张元济如张宗祥的私宜有关。

关于缴送出版物,这是张宗祥在任时的一大作为,他上任后,请教育部发文向各地出版机构、书局征取、缴送图书、复通告各省图书馆、学校及公私藏书家征求文献。商务印书馆作为最大的出版机构,除一般出版物缴送外,政府也体谅大套书缴送的豁免,自然得到商家认可。经过这番措施,商务印书馆带头示范,必然带动其他出版机构的缴送。京师图书馆新旧图书都有长足的充实。

张宗祥是文献行家,他掌馆期间,正逢北洋政府委托商务印书馆印行文津阁《四库全书》。为此,张元济曾专程赴京与张宗祥面商此事。张宗祥主张却是木刻择印,与张元济主张全印编印不同,但均与政府原大全印之凭空设想相左,此事最终作罢!而且张元济此时正经历馆中新旧变革之际,没有太多精力顾及京师图书馆的珍稀资料,更主要的是京师图书馆连善本目录也没有,张元济也难以措手。

1922年秋,张宗祥回省担任浙江教育厅长,十分关切文澜阁,在公务倥偬时,花精力策划、募捐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

文澜阁于乾隆四十七年(1882年)在杭州孤山圣因寺动工修建,次年秋天完工。从乾隆五十二年(1887年)开始,给文澜阁颁发藏书,到嘉庆初年结束。1860年和1861年,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文澜阁在战争中毁损殆尽,藏书也大量流失,后来经过杭州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等人寻访搜集,保存了8300余册。光绪六年(1880年),在浙江巡抚谭钟麟提倡,文澜阁得以重建。建成后,保存下来的残本从尊经阁回到文澜阁。接着,丁氏兄弟和当地士绅开始大规模的补抄工作,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共计补抄阙书2174种,阙卷891种,到1898年为止,又补抄了38种。1915年,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因的张宗祥在京师图书馆主事之便,在京、杭两地聘请人员依据文津阁本又补抄250种。史称“乙卯补钞”,过这次补抄,使文澜阁《四库全书》达到3684种。

张宗祥回省后,他就开始着手为家乡办一件大事,据文津阁补抄,最终完善文澜阁。先是将钱恂所编缺书目录作核对,有否错误或脱漏,并代印一批抄书用的纸张,然后才着手去解决经费问题。

当时各省自治为名,浙江省也挂着浙江人治浙江的招牌。省款本来就不足,哪里有余钱付抄书费?张宗祥一开始就没打算向政府要钱,明智地采取了募捐的办法。以每股500元为限,而且募捐坚持—个基本规则,只向浙江省籍人募。非浙江省籍者就是富可敌国,乐于捐助也不要。

事情甫定,张宗祥即赶赴上海募捐,首先找张元济、周庆云、蒋汝藻等浙籍藏书家和好友商议,他们都很赞同补抄的事,并表示尽力相助。张元济深知议事与办事之别,以尊者的身份,要求要张宗祥承诺:“无论你官升到什么地方,这一件事必须要办到结束为止,不能半途看着不管。”张宗祥满口答应:“除了身亡,一定管到底。”文人口中,这样的坚决之言,世所罕闻。有了这样的承诺,以张元济的人望及带头认捐,自然很快就能招徕出资者。在上海就筹集了4000余元,由此开端,张宗祥返回杭州,亲自出马,得9000余元。张宗祥一并将所有募集的资金交到上海管理。筹款事定,1923年5月,浙江省教育厅批准了张元济联合吴士鉴、沈铭昌、周庆云、吴宪奎向浙江省教育厅具呈了关于钞校《四库全书》的报告。这显然是例行公事事,厅长大人即张宗祥,何来自己向自己报告之余?实际上,张宗祥是借张元济之名,以公文形式为故事张本而已。

他于是建立组织机构,请堵福洗担任监理,主要依据浙江图书馆馆藏善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分京、杭两地进行补抄,浙图和文津阁本不全时,又借用民间精刻本进行抄校,动员缮写人员达210 人, 不问寒暑日夕,抄写工作非常细致。这次补抄从1923年(癸亥)开始,到1926年结束,前后历时两年余,共补抄阙书211种,4497卷,2046册。史称“癸亥补钞”。同时重新校正丁氏抄本中的213种,5610卷,2251册;重抄了577页。此事张宗祥总负责。[5]这次补抄后,文澜阁《四库全书》更加趋于完备。[6]

在张宗祥被任命为瓯海道道尹之前,补抄工作全部告竣,而且费用还略有积余。为此,他特撰《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文,详纪其过程,为这两年的辛劳和工作留下了历史性的一笔,完全兑现了当时对张元济作出的承诺。

张宗祥与《四库全书》的书缘还在继续。从1937年7月起,为了躲避抗日战争的烽火,浙图馆长陈训慈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连同浙图其他善本迁至贵州,在贵阳流寓多年。后才搬迁到重庆青木关。1945年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成立,张宗祥为委员之一。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曾想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往南京,以其作为中央图书馆庋藏,遭张宗祥、陈训慈、竺可桢等人竭力反对,坚持应还原阁,不得书阁分离,其中最有理之处,就是当初募捐补抄时,只接受浙江本省籍人的捐款。再加上他早年的学生,时为民国政府秘书长的陈布雷和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两位浙籍官员对此也极为重视,唯老师意见是从。几经周折后,文澜阁《四库全书》在颠簸流离了整整九年之后终于回到杭州,藏于张宗祥当年争取来的红楼内。

张宗祥毕生关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危存亡,甚至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有一次,重庆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张宗祥的寓所被炸坏。当此危险关头,张宗祥舍家不顾,首先赶往青木关查看《四库全书》是否安全。1954年3月,文澜阁《四库全书》搬入孤山别墅青白山居。张宗祥非常高兴,说:“真是一所最合格的书楼,现在就请它住在里面。”并多次希望:“将来有可能在适当的地方修建一屋贮藏,自然是好。否则,就让《四库全书》长久住在此地。”

张元济也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发生过一段书缘。那就是1932年,张元济印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他首先按选目将文渊阁本与文澜阁书相对照,发现文渊阁并不完整,便从文澜阁中补照所缺书叶。不过此时张宗祥不在杭州而是远居北平。因此,张元济曾致浙图馆长陈训慈:“前月末,诣贵馆检阅《四库全书》,辱承介绍并荷徐、毛二君。推爱有加,殷殷指示,所有需阅之书二百数十种,获于四日竣事,仰惟盛意,感不能亡。”[7]1937年4月3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信:“照存宋本《大易粹言》中有缺页,(缺卷不补)须补,已在借到《四库全书》,约可补三十页之谱。”都是在补《四库全书珍本》之缺。这都是难得的重要出版史料。

张元济为传印四库所付出的努力已为世人所知,张宗祥也为《四库全书》的抄传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且期间俩人紧密合作,终于续抄、补校又下一城,堪称一段文坛佳话。在《四库全书》传承的努力上,张宗祥是足可与张元济比肩的人物。不过他们走的路不一样,一个是补抄,一个是印刷。但俩人的努力,共同谱写了《四库》传承史上的悲歌,亦见俩人于传统文献之钟情所在。

海宁、海盐均居嘉兴,二张属于同乡,俩人都有一个爱好,就是搜集乡帮文献。这种共同的追求和努力,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1927年,张宗祥倦怠于宦情后,蛰居海上,收入减少,期间,老友张寿镛介绍其出任上海某税收所所长。这对于并无理财之长的张宗祥来说,无非是解决生存之法。两年后,税局停办,只好重操旧业,校理古书。在这样的困境中,他寻机为商务印书馆编书、校书,正逢东方图书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张宗祥可谓适逢良机,一干就是三年。作为学问大家,在这三年间,他奋力于志业,校抄古籍,成果迭出。同好和同乡,俩人相处燕如,其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就是辑校《说郛》这一巨制,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陶宗仪编纂的《说郛》l00卷,为历代私人编集大型丛书中较重要的一部巨著,记载了魏至宋元若干笔记, 其中每书略存梗概, 不必求全,但遗文堕简, 往往为学者所取资,堪称“考证渊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说郛》编成后未刻,以抄本方式流传,散落民间,被松江文士收藏。明成化十七年(l481年),湖广副使的郁文博罢官回归松江,在友人家借得《说郛》手抄本,于是将《说郛》所采录的诸书原本,逐一进行校勘,讹者正之,缺者补之,重出删之,费时近十年,于弘治九年(1496年)三月,重新编成100卷,书成而卒。其后,陶宗仪的后裔陶珽对《说郛》加以增补,搜集古籍1292种,于清初顺治四年(1647年)编成《说郛》120卷。始刻于杭州,但繁芜杂乱。接着,陶珽又搜集明代名家作品527种,编成《续说郛》46卷,清雍正年间的文士往往叹息说:“《说郛》亡于剞劂。”而陶珽增订的《说郛》,百余年之后很难见到全本,大都残缺不全。

张宗祥在京师图书馆任职时,见馆中藏有明代《说郛》十二卷抄本,校读后,发誓复原书之旧。不期居馆之后,在涵芬楼竟看到所藏万历版九十一卷,仅缺九卷。在张元济支持下,张宗祥首先依照涵芬楼明万历抄本为底本、校合京师图书馆十二卷残抄,并的傅增湘所藏明残本,再广泛搜求,先后共得六种版本 [8]。凡缺者借抄,重复者校阅,经过六年用力,终使《说郛》校勘完毕,基本恢复陶宗仪著作原本面目。张元济得悉后,向张宗祥要去抄校本,以“涵芬楼”之名,于1927年11月出版《说郛》排印本,煌煌巨著,俾复旧观,使这部资料始得面世。当然,没有商务印书馆的实力和专业精神,这么一部巨著也不可能这么快问世。两家精诚合作,初版很快售完[9]。张元济支付了两千元的版税,正是这笔钱,让张宗祥在上海得以维生。

张宗祥《八十书怀》:“先哲遗篇历劫灰,雪抄露纂笑书呆。昔搜群腋成裘日,喜报高轩问学来(自注:《说郛》初集,六明抄本成全书,张菊生即自申趟杭,改付印)。” [10]所咏正是此事。

张宗祥在商务印书馆校书期间,还开展了《罪惟录》的校辑,二张合作,再次联手抢救了这部巨著。《罪惟录》是一部传存了三百年的珍贵的抄本,海宁人查继佐所撰,由于查继佐遭文字狱迫害,“冒死成书,为有明留三百年之信史”,但没有来得及定稿,更未有刊本行世。经过张宗祥抄录整理,得复归观。张元济更为之借得嘉业堂所藏手稿,又命馆内专家何炳松、姜殿扬核定校对,又费半年之久。张元济特意撰写《手稿本罪惟录跋》,“修饰点窜,尤具苦心”,不仅详记其事,“是书可以不传”,又充分肯定了张宗祥的校核工作,更凸现出了张宗祥抄校古书的特征与价值。”[11]此书出版过程中,张元济尤为费心,张宗祥抄校时用双色,并多眉批,考虑到卷帙过巨,成本太高,张元济为之重新设计,移其眉批于书眉,工作甚繁,张宗祥又重为校定,终于得以面世。为之撰诗咏道:“乡邦文献皆传世,自慰辛勤举一杯。”[12]

本来《四部丛刊》不收卷帙过巨之书,但却在《续编》中破例收录了《罪惟录》这部102卷的抄本,只好剔除原本列入计划的《新元史》。《罪惟录》这部湮没了近三百年连书名也没有的清代禁书,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得《四部丛刊续编》而广传。此书与《清嘉庆一统志》(《续编》中)和《天下郡国利痛书》两大手稿,共同构成了《四部丛刊续编》、《三编》中的不传之秘,并突破《初编》不收巨帙的常规,体现了张元济勇传文献的雄心。

随后,他们又合作整理《国榷》这一卷帙更繁的巨著。《国榷》原稿为刘承幹所藏,在张宗祥悉心整理下,抄合了丁氏八千卷楼本、蒋氏衍芬草堂本、卢氏抱经楼本,终于俾复旧观,最终经厘定为一百零八卷。张元济对古籍本来极度钟爱,所撰又是乡贤之作。此书在未整理前,被藏家故意涂抹者有之,被书贾割裂,错乱者有之,终于在张宗祥的用心整理下,得以重见天日,而且校定可读,所以张元济“极思为之刊布”。但《国榷》一稿因未列入出版计划而一直搁置,出版延宕了二十多年,直到1955年,商务印书馆拟印此书,张宗祥才重拾旧业,并补校新得版本,以排印本方式问世,1959年出版,成为商务印书馆解放后最主要的古籍出版物。可惜的是,出版时张元济已经过世。由此可见,《罪惟录》与《国榷》两大文献,非张宗祥抄校不传,非张元济之助难成完本,终得商务印书馆之力而刊布广传。俩人合力作用于文献居功甚巨。

张宗祥晚年投入精力最大的是抄校《续明文海》一书,但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张元济已步入老境,无法施援手。张宗祥所费精力抄校巨帙始终没能出版,一如他其他著作稿本一样,今天也只有在各图书馆、博物馆见到,无法发挥其作用,也就无从全面认识张宗祥的学识与功力。

张宗祥一生先后校勘古籍十余种,《洛阳伽蓝记》全校本出版于1926年。他居上海期间,还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撰写了《清代文学概论》一书,于1928年出版。最早写定《论衡校注》原稿毁于“一·二八”战火,后虽写定,又被遗失,一直没有出版。张宗祥在古籍校勘上还为商务印书馆贡献了不少成果。

尽管张宗祥在上海只住了三年多时间,但因与张元济的合作、互动,所付出巨大努力的工作成果大多得以面世,这也是他人生幸运的一面。但也有失意之事。张宗祥私藏有宋刻本影写《纂图互注扬子法言》, 此书从清廷内阁流出,自元至清未整理, 修编《四库全书》也未收入, 所以成了孤本。1918 年,他影抄了三份, 一份补充馆藏, 一份交商务印书馆准备刊印, 一份自留, 结果商务印书馆那份毁于日寇“一二八”炮火。

抄续古书自来就是古代文人的一个传统,或为续书而抄,或为传世而抄,代不乏人。近代学者张舜微仍然主张抄读之法,而历史上最为人们所乐道的是,清初顾亭林一生手抄图书1000卷,誉为二百年来学人抄校书之最。张宗祥可谓有抄书之癖。他自1904年在浙江桐乡县学堂任史地教师时,就开始抄写。希望达成八千卷之数,以与藏书家丁丙八千卷楼相匹。[13]《八十书怀》:“四十余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忘寝废饮妻孥笑,耐暑撑寒岁月更。窃写真同无赖贼,劫余剩得半边城(自注:胜利后出川,一木船沉,逐亡其半)。天怜手眼今仍健,料是偿书债未清。”[14]终于手抄8000卷,抄书之多,前无古人,今罕来者。

张宗祥抄书,准确地说,乃是以抄写为方法的,从事校勘、考订之学。经他抄录的古籍,随着时光流逝,现在都是图书馆的珍藏了。张宗祥校定古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外,但大多数均以手稿存世。

张宗祥抄书,深获友朋赞赏,绰号“打字机”就是鲁迅送给他的,是因为抄书快而清楚。据称每日可抄15000字,有时通宵达旦竟可达24000字,且都是蝇头正楷。抄书效率极高,能五官通用,所抄无一字失误,被誉为“天下一绝”。经他抄写,即校勘的古籍颇为出版社的欢迎,竞相付梓。解放后他依然抄校不掇,如《合校世说新语》、《越绝书》、《吹剑录全编》和《校正三辅黄图》都是。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宗祥手抄,非照旧而抄,是一门造诣极深的学问。他先要选择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最佳者,从选择中比较,从比较中选择,再在抄录中寻求校勘辑佚。经张宗祥手抄的书,乃是此类古书最为完整、准确的版本。张宗祥之所以以抄校古书而成卓然文献大家,因为他抄校的对象大多是珍贵的稿本抄本。他大多重新加以厘写、分卷、补写校记,一经他手,方称完稿,

张宗祥一生坚持抄校古籍,他在《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序称:“善本之旨,在于正讹说,别异同,以征往事,非专以历年长久而宝之也。”此说正说明他校辑、手抄古籍的理由。对“考文献而爱旧邦”的张元济来讲,自然乐为之友,多为之助!不过俩人的分野在于,一是纯学人书斋的工作兴趣,一是产业化的出版事业,但相辅相成,中华文献在他们手中得以继绝续传。他们的努力、尽心,再次体现了这一代人对文献故籍的贡献!

张宗祥数十年抄书、校书,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可能也是不再世出的人物了。他这种对国学的钟爱,对文献传承的努力,堪称一个时代的奇迹,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尽管他完全出于个人兴趣,又是运用原始手段,没有像张元济一样化作社会的财富,但同样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在一个打印机、印刷已普及的工业时代,张宗祥却选择手抄的方式,不能不让感到匪夷所思,似乎除了他自身对抄书的痴癖之外,难以寻找到合适的解释。其实不然,如果说张元济采用工业化手段将古籍完整地化身百千,而张宗祥则用手抄的手段去校定,编辑散乱珍稀或一时难以刊布的文献,化孤残为别身。更上溯之,自古抄书乃千百年来传读研究学问之途。张宗祥实乃赓续固有传统,以校读的方法来从事学术,作用于文献,只不过他似乎忘记了生活在一个现代技术已经广泛使用的时代。加之,他本身并不从事商业,乃一纯读书之人,所以孜孜不倦读古书,切不可漠视为机械的读书人,不然,今天各图书馆何以对其手抄诸书宝若文物呢?

抄读古书是千百年中国文明长河中的一道幽光,与造纸术、印刷术相伴生。唐宋代以前,是唯一的方式。印刷术发明后,也并未中绝而于藏书家。检点明、清以来藏书家书目,其中影抄、传抄本甚多,尤为文献家所侧目。许多文献数百年来所传者均为抄校本,并没有刊刻之事,只不过藏书家、校书家抄传。当然也有以抄读为学之基的。顾炎武就是典型的代表,乃其好古好学的真诚体现。求刻本易,求抄本难,张宗祥所抄尤重巨帙残卷,当然非为抄工而已。他是千百年来抄写文化的极致代表人物,因此,张元济一生致力于全本刊布《四库全书》,实为最巨制、最浩繁之手抄经典张本,实乃于古书之传承上心有契焉。不明乎此,无法真正洞明一代才人如此拙行,而张元济又如此倾力而交了。

张宗祥作为才子,不怕别人“笑书呆”地抄书,比一般勤勉学者更为努力,最终卓然名世,这种痴名的获得,堪称学林一绝。更为可叹的是,作为天分极高的人,他在传统领域均颇有造诣,是一个难得的全才。在文、史、地、书、画、诗以及瓷、碑帖诸领域均有成就。他童年喜欢吹弄凤凰箫,可见对于音律是自幼的爱好。他到杭州赶考,还带箫前去。每场均早早完卷,就在西湖边吹箫以怡情自乐。他还擅医,因身体多病而养成的专业,著有医书多种,堪称近代儒医。他对京剧、昆剧、南昆都十分喜爱。曾撰《中国戏曲琐谈》一种,也编写过京剧《卓文君》、《荆州记》。对此,我们不得不叹其才学之高与为学之古拙!

当然,张宗祥在抄续古书上的所作所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新的历史进程中重现,但他为历史、为学术所付出辛劳的万卷抄本必将在珍藏的图书馆、博物馆之中永远散发出悠久的文化之光!作为今人和后人,这种文化的会通还是必要和必需的!

参考文献

张宗祥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嘉兴藏书史    陈心蓉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年

文澜阁与四库全书     顾志兴


[1]《张宗祥文集》(三)《不满砚斋稿》:“菊生兄被劫盗窿后得出诗以之句之”:“问讯吾宗老,还家梦已安”79页,《寿张菊生九十》:“艰难吾宗老”,23页。

[2]《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下册,121页。

[3]条文详文见《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199-200页。

[4]《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228页

[5]张宗祥《文澜四库全书史稿》载《文澜学报》第一集,1933 年, 杭州

[6]其后仍有补钞,1927年3月至1928年8月,由钱恂主持,又称“乙卯补钞”,文渊阁经丁抄,癸亥、乙卯三补。方称完书,并有溢卷、册。

[7]《张元济全集》,1934年1月5日

[8]六种包括:京师残卷、傅增湘藏《洪武抄》《弘农杨氏抄》《丛书堂抄》,涵芬楼抄本,玉海楼藏明抄本,台州图书馆藏明抄本(六十卷)。

[9] 1986年7月,上海据涵芬楼版影印出版张宗祥校勘本。

[10]《张宗祥文集》(三)。

[11]《张元济全集》第9卷,景印手稿本《惟录跋》,269页

[12]《张元济全集》第 册。

[13]   《铁如意馆手钞书目》序。《张宗祥文集》第三册,138页

[14]   《张宗祥文集》第三册,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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