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业四老 相交一生 ——张元济与李宣龚(连载23)

张元济虽一生执掌商务印书馆之舵,但却从没有担任过总经理一职。他的诸多计划和巨大工程之所以能有效运行,得益于他拥有一支梦幻般的团队和众多一生相随的朋友。这个梦幻团队最主要的成员包括夏瑞芳、高梦旦、李宣龚、陈叔通、王云五。除夏瑞芳与王云五外,最为重要的两位是高梦旦和李宣龚。他们是商务印书馆运营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协助管理者”,也是张元济一生事业的参与者、支持者。尤其是李宣龚, 他投身商务印书馆四十年,和张元济一道为商务之事奔走毫无怨言。跟随张元济,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在商务遇到艰险时,又陪同张元济经历一次又一次磨难。高梦旦1936年故去后,他是真正帮助张元济实现计划的中坚力量。

李宣龚是近代中极富特色的人物,身兼诗人、收藏家、经理等多重身份。与张元济、高梦旦、鲍咸昌合称商务四老。遗憾的是,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位在近代诗坛赫赫有名的人物,其实就是商务印书馆的经理李拔可。然而,无论是史迹还是馆史却很少谈及他,遑论其作品了。

一、文化世家

李宣龚(1876-1952),字拔可,以字行,出身福建近代显族。外祖父是林则徐的女婿、两江总督沈葆桢。父李宗祎,其所作的诗词曾令胡适致信赞誉。伯父李宗言与林纾、郑孝胥、高凤歧、方家澍、陈衍同为光绪二十年(1894)壬午科举人,官至江西广信府知府,安徽候补道等。李家在闽南乃至全国也堪称名门望族。

李宣龚少慧能诗,由于家道中落,经过艰苦努力,1894年中举人。1896年,袭父荫而入张之洞、刘坤一幕府。1899年,郑孝胥总办芦汉铁路,聘掌书记。之后他往南通佐张謇,任南洋劝业会。这些实业经历为他后来经营商务积累了经验与资本。

1907年,江宁布政史,同是诗人的樊增祥十分赏识李宣龚,任他为上元县(今江苏泗阳)县令。但他文人的个性使他感到“是非吾所堪也”[1],于是挂鞋而去。不久,他又复佐张謇兄张詧,宣统二年(1910)捐得湖北知府,第二年8月,与郑孝胥入京议官制。事未竣,武昌起义爆发,宣统退位,李宣龚仕途之路就此终结,避于上海。1913年,李拔可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文教事业。此后三十余年,李宣龚全力投身于出版业,历任商务印书馆经理、代总经理及董事等职。

李宣龚生长在诗书富贵之家,由于父辈们频繁的文酒之会,让李宣龚结交了众多前辈。如林纾、陈衍、郑孝胥、高氏兄弟等,并在日后相交甚笃。加上富藏图籍这得天独厚的家族优势,使李宣龚自幼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可以说,幼年的家学氛围熏陶为李宣龚的文化素养与诗文创作打下了基础。

文化世家子弟与官宦后代不同,天性喜欢文化,而环境与条件造就出他们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视角,作用于他们身上的是对经典的呵护与名家的敬畏。坚守是他们的必然选择,中国文化代代不已、生生不息,其实与文化世家传承关系巨大。张元济曾赠语:“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其实积德、读书当做互为理解,而在商务文化阵营中,真正的世家子弟,可与张元济比肩者可能只有李宣龚。若以家族文化之生机,则张元济略输李宣龚一筹。

李宣龚因父辈的关系,早年多优游于各界人士,与郑孝胥、林纾关系很近,又由于他喜欢收藏、作诗,曾从郑孝胥和陈衍学诗,尤与郑孝胥亲近,被称为“同光体”闽派的殿军。光宣诗坛领袖陈衍称其诗“工于嗟叹,凄婉得江山之助”,沈曾植谓其诗“驰突韩门,直入广陵之室”[2],故周退密在《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中咏李宣袭诗道:“缩幽凿险语惊人,出入临川与二陈。珍秘夥颐曾未悉,覃溪乐府喜初闻。”[3]早年与高凤歧、高而谦、高凤谦、陈衍、林纾、周长庚、王又点等十九人组成福州诗社,每月活动数次,专赋七律,互相唱和。与同光体诸诗人相交甚欢,还和林纾诸人曾结诗社,编有《支社诗拾》。

林纾《赠李拔可舍人序》:“舍人诗沉远方重,悲慨时事,风旨多见诸言外。吾不敢谓其继武于杜甫、元结之徒,即亦可谓心乎国家矣。”“诗史之望,属之舍人矣。[4]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将李宣龚比作火眼狻猊邓飞,以为“拔可诗深婉处似荆公,孤往处似后山,高秀处似嘉州。少与暾谷齐名,所谓文字骨肉交也。暾谷遇难,拔可一再为刻遗集。”[5]1945年,李宣龚在上海办七十寿典,钱钟书作《拔丈七十》祝寿诗二首,其中有句云:“老去松心见后雕,危时出处故超超。”“推排耆硕巍然在,名德无须畏画描。[6]”可见敬重之至。李宣龚与钱钟书唱和往来甚多,主要集中在四十年代钱钟书身陷孤岛时。钱钟书1942年首版《说艺录》前言中,首先提到的人就有李宣龚,更曾简称其为“墨巢老子”。

李宣龚以诗人之姿现身文坛,有集《硕果亭诗》、《续集》、《墨巢词续》、《硕果亭文剩》、《硕果亭诗看花酬唱集》,收入《墨巢丛刊》。诗词唱和之友后期有夏敬观、郑孝胥、钱钟书。钱钟书作于1941年的《重九日李拔可丈招饮犹太巨商别业》诗,可为佐证。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中评价李宣龚,说他“主持海上坛坫四十年,爱惜朋友,奖掖后进,不树宗派,无择细流,故能成其大。”[7]

二、几砚相交四十年

1913年,李宣龚由高梦旦引进馆,时年三十八岁。之前,又与郑孝胥有过政学关系,所以他入馆自然与一般人不同。1915年兼协理,开始进入领导层,历任经理、代总经理、董事,终其一生。他在商务印书馆虽长驻总管理处,但除印刷业务外,从库房、发行到用人、进人,以及协调各方面的矛盾,他几乎什么都干过。可以说既像是张元济的随身打杂,也像是诸事可以商议的朋友,还像是商务印书馆的救火队队长,事无巨细。在商务发展阶段,他曾周旋应对商务的诸多重要事件。在张元济早期的日记中,频繁可见李宣龚的身影,自入馆短短四五年间,李宣龚就确立了他在商务印书馆不可或缺的砥柱地位,逐渐成为商务最重要的管理者之一。

1917年,商务的创业元老高凤池打算辞去总经理职务,他修书给张元济和李宣龚。不久,张元济也想辞经理之职,也致信高凤池和李宣龚,可见李宣龚的中枢地位。在商务印书馆高层矛盾斗争中,李宣龚属于书生,但他沟通能力极强。在这场高、张之争后,两方达成协议,张元济辞职任监理,直接推荐李宣龚出任经理。1919年4月,李宣龚当选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真正成为决策层核心成员。李宣龚任副总经理,掌握人事大权后,李宣龚为商务的发展引荐了不少闽人进馆。如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郑贞文、何公敢等,他们逐渐成为业务骨干,对拓展编译出版事业贡献很大。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早期所取得的成绩和大批闽籍杰出人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夏瑞芳去世后,王云五进馆之前,商务印书馆的核心班子基本上就是张元济、陈叔通、高梦旦、李宣龚、鲍咸昌。李宣龚实际上全面主持工作,但公司矛盾仍然突出。1927年5月,第25次董事会上,李宣龚以病为由提出辞职,在张元济劝导下李宣龚留下来,要其勉为之,但给予他休假,以便真正服务于公司。1929年11月,总经理鲍咸昌去世,张元济希望李宣龚继任,但他坚辞之且推荐夏鹏来担任。而夏鹏坚持不受,最终由李宣龚来维持,直到物色出合适人选。不久,由张、高俩人再次出面邀请王云五回商务主持馆务,虽王云五碍于面子答应回馆,但同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不料张元济允诺下来,最终按照王云五的构想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李宣龚作为经理便没有了实权,但他对此并不介意。王云五出国考察期间,他以经理身份主持馆务,直到王云五全盘接手商务事务,李宣龚方才轻松下来。为馆事,他可谓是竭尽全力,牺牲自我。

“一·二八”国难后,商务印书馆遭重创。在善后董事会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就有李宣龚的名字。此时张菊老等已经退休,李宣龚和王云五、张元济、鲍庆林等组织善后办事处,李宣龚任经理,其职仅居王云五之下,在企业安全和财务运筹上费了不少心力。重任在肩,为抚平商务的满目疮痍,他将个人的利害置之度外。王云五个人的性格及办事方式,其想法往往难以实现,作为书生派领袖和张元济至交的李宣龚,却每每能为员工着想,起到稳定协调员工的作用。

高梦旦去世前,李宣龚尚有余暇去吟诗、交友、收藏、品鉴。高梦旦去世后,为环境所迫,一个曾出身名望优遊于社会、诗界和朋友间的文人,为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他不得不挑起出版、发行诸多琐碎事务,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商务印书馆老一辈视馆务为生命的价值取向。

李宣龚是商务印书馆管理层中纯粹的旧式文人之一,他和张元济一样,虽曾出国却没有留过学,更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早年乃至中年更醉心于文人雅集和诗酒书会。

在商务全盛时期,李宣龚默默奉献自己的才智精力。在商务印书馆困顿的年月里,他也能不屈不挠勉力支撑,为商务的复兴做出巨大贡献。上海成为孤岛后,李宣龚依然勉力支撑危局,采取应变措施,安排厂地继续生产,并保存了大量的印版和物资。

1913年,李宣龚进商务印书馆供职,辅佐张元济经营商务印书馆达30余年,历任经理、发行所所长、董事等职。李宣龚与张元济等共同经营商务印书馆,即“积四十年营度钧稽,细故必躬,刊布珍世秘笈无数”,凡“林译小说”“严译名著” 之出版,《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万有文库》之编印,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及尚公小学之创立,李宣龚都曾参与。不仅专业学术上是行家里手,实际的运作成功,也是贡献巨大。这当然与张元济高瞻远瞩的出版眼光是分不开的,而他始终站在张元济身后,一个有力支持者、参与者。

张元济《挽李拔可诗》四首之二自注:“新国肇兴,教育为急,余等从事编译。此何等事业,岂区区数人,所能胜任,宏愿难偿,徒惭蚊负,想君亦同此意也。”[8]他这段与亡友的对话,直抒胸臆,以志同道合,相许于李宣龚。

三、出版大家

1919年后,张元济的兴趣开始转向对旧书的搜罗和古籍刊印。李宣龚遂得以大显身手,他对古籍刊印不仅是行家,且乐于此事。在随后的几十年,张元济像依靠高梦旦一样倚重李宣龚,尤其是在高梦旦去世后。

郑孝胥曾言:“张(元济)、高(梦旦)、李(宣龚)诸君在,四库事业一生也不会放弃”[9]。今李集中有《四库全书海运作罢新铭舟中寄遐庵,孤桐天畏一诗》,[10]为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1925 年夏,李宣龚开始往返奔走于京沪之间,大约一月的时间为《四库》奔走,可谓竭尽全力,不辞辛劳。与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叶恭绰联系接洽,最终方才议成此事。后来由于战事被延搁,致使功败垂成,但李宣龚为古籍出版所付出的辛劳,是永远值得铭记的。

李宣龚进商务后主持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宋诗钞》的影印。《宋诗钞》的刊刻曾使有清一代转变崇唐抑宋诗风,开启了宋诗运动的大潮。作为宋诗派同光体诗人,李宣龚对于《宋诗钞》的出版格外精心。因文字狱和刊行仓促,吴氏所刻之本多残损,阙文断句,错综互出。为出版一部“俾成善本” 的《宋诗钞》,李宣龚亲自参与了耗时耗力的校补工作。所撰《校补宋诗钞记》:“今岁涵芬楼影印是书,予董其役,乃尽发楼中所藏宋人集部,据以是正,不足则从江阴缪艺凤、嘉兴沈乙庵、南陵徐随庵、乌程刘翰怡诸君辗转借勘,最后更就武林文澜阁、金陵图书馆抄补,计补五十八家,凡七百二十有八字,较诸原缺字数十得八九……”[11]。次年,涵芬楼又觅得别下斋藏海宁管氏及山阴诸氏所辑的《宋诗钞补》,李宣龚将其校订编附于前书之后。故《宋诗钞补序》中说,“吴、吕手定之书历二百年而始重印,而管氏此编亦适于此时出于存亡绝续之交,使嗜宋诗者得以资其研讨,是亦文字之灵不终没于天壤也。”他在《宋诗钞补序》中还说:“夫我国秘籍孤本往往以收藏家不即校刊,半委蠹烬,涵芬楼今以此本襮于天下者,盖欲使孤本秘籍不终闭也。”[12]使秘籍孤本表襮于天下,这是一件有利于文化传承的大事,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出版文化上的远见卓识和社会责任感。

李宣龚主持校补出版《宋诗钞》并非无因,他希望推动宋诗运动的发展和文化的赓续。1935年,他校补的《宋诗钞》共四册,作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国学基本丛书” 之一种,并再次出版。1986年,中华书局所排印的《宋诗钞》,就是依据李宣龚校补的版本。足以说明,李宣龚所做的出版工作十分稳固扎实,其“为谋国故之保存,用维民族之精神”,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李宣龚除了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为张元济事业上的左右手,平时还喜好收藏,收入很较高,其藏品也渐渐丰富,所藏古籍、书画冠绝一时。《四部丛刊》中,即有三种珍本出自其收藏,凡署李氏观槿斋藏本即是。李宣龚还有过人之处,就是对鉴识书画眼力过人、独到。他尤其喜欢伊墨卿的隶书,所藏精品达数百件。更精于书画鉴定,所藏宋画及时人书法、绘画精品颇丰富,尤其以伊秉绶(墨卿)手迹最富,专辟“墨巢”汇藏,“墨巢先生”的雅称即来源于此。

在他的主导下,商务印书馆还出版过不少种类的画册,其印制精美犹如艺术品,共同参与其事的自然少不了张元济,还有黄霭农。李宣龚喜爱伊秉绶的隶书,所蓄精品达数百件,因伊秉绶字墨卿,他自己把他的书斋题为“墨巢”。1933与1936年之间,分别将所藏伊秉绶法书编为《墨庵集锦》,精印出版,后又刊有《墨巢秘笈藏影》,为艺林所珍赏。除伊秉绶以外,李宣龚收藏林纾和溥心畲的作品很多,大都是俩人送给他的。因为他对此二人颇多照顾,他们无以为报,即拿精品字画来回馈这位急公好义的朋友。

世间的瑰宝何其多,但更为稀罕且更有价值的要属《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了。所谓“天籁阁”,是明代项子京的斋名,后来归太仓王奉常家藏,乃是世间的瑰宝该册辗转入李宣龚之手。1929年冬,他将旧藏宋画二十叶,借给商务印书馆作为四色版影印,以宋锦装帧,此画非常之名贵,而宋人画册原迹差一点毁于“一·二八”之役,因将之封锁在保险箱中而得遗存留世,但因火势逼灼,原迹的四缘留下焦痕,惜乎“毁去其五”,实为“硕果仅存”,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商务印书馆影印书画藏品很多,李宣龚是积极推动者之一。庄俞回忆:“尚有艺术类名贵作品,同样精印发行。如《石渠宝笈》、《西清续鉴》、《愙斋集古录》、《宋拓淳化阁帖》、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朱子论语注释墨迹》、《燕京胜迹》等,用最新方法和机械影印,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历代名人书画之碑帖卷册屏联堂幅,尤不胜屈数,皆由张元济、李宣龚、黄葆戊诸君审校出版者。”[13]作为商务出版人,他始终看重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性,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大力推出善本、精品,努力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这样的出版之路,历久而弥深,李宣龚无疑是其中的最大功臣。《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名人墨迹”如珂罗版《伊墨卿先生真迹》《伊墨卿先生自书诗册》,“中国书画册”如珂罗版双层宣纸印《宋人画册》(墨巢秘玩)《墨巢秘笈藏影》《墨盦集锦》《墨盦集锦续集》等,都是李宣龚贡献给广大读者的艺术珍馔。

有人说,李宣龚生性阔达,他的那些稀世珍品毁于一旦,亦不以为意,这其实是对他的一种误解。他不但一再倾其所藏,还将其珍贵的书画付予商务印书馆精印传世,这种肚量与尺度,不能不让人佩服他过人的文化见解和人文情怀。

四、固守文统

用旧的文学方式来创作作品并没有被“五四”运动扫荡干净,也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同光体学宋诗、桐城古文派都是旧文学的继承者,无论是“五四”前受过旧学熏陶的文人,还是后来渡海而归的学者,仍有不少擅长操弄固有的文学形式,迄今仍不乏其人。商务印书馆也有不少能作诗、舞弄词章之士,虽然张元济本人不善艺文,但他的朋辈同事却不乏其人,如郑孝胥、李宣龚的诗,徐可、夏敬观的词。因此,在这个文化机构中,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景象,尤其是治旧诗者优游其中,是一个难得的风景。

商务印书馆旗下杂志前后有数十种,其中《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曾影响一时。在反映、传承旧有的文学创作上,在当时独树一帜,堪称“五四”前后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而这一切都与李宣龚有关。李宣龚自进馆之后,实际上参与了这两份刊物《文苑》栏目的改革,介入杂志的组稿与编务活动。作为同光体诗人的后进,在古典诗歌濒临存亡绝续之时,李宣龚为旧诗的存续和发展,特别倾注了一份心力。1909年,由商务出版的《散原精舍诗》及《续集》(1922)就是宋诗派的鼎力之作。茅盾曾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不满于守旧派把持馆内杂志。但客观地看,《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连续六年多的宗宋诗风,纠正了诗坛浮滑空虚的弊病,是有其文学史意义的。近代诗歌既非国故,亦非新学,然而它们同是文化基石。借着与商务印书馆、宋诗派诗人的密切关系,李宣龚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二者间的桥梁作用。李宣龚介入后,《小说月报》最早显出改革的面目。初期《小说月报》由王蕴章主编,王和鸳鸯蝴蝶派作家联系较多,因此《小说月报》便成了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文苑》栏目的诗词作品大多诗质柔糜,格调不高。1913年《文苑》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第11、12 期登载了夏敬观的《吷庵诗存》。因夏敬观与李宣龚交厚,亦是同光体的后进,《文苑》连续刊登夏之诗文也就不足为奇了。到1914年初,夏、李二人的诗完全占据了《文苑》的版面,《文苑》诗风也随着他们的介入而发生改观,渐至于形成一派宋风。

当时的报刊,除小说外,均是没有稿费的。写稿,亦动于兴趣,并不索要稿酬,他们只是为文化情结而写[14]

1915年7月,在《东方杂志》上,刊出了陈衍的诗话续编,引人瞩目。而李宣龚特别邀请陈衍为《东方杂志》续写诗话。对此,陈衍曾为此交代细节:“乙卯二月,李君拔可至都,谋为《东方杂志》增‘文苑’一门,复以诗话见属,乃续为编纂,亦月成一卷”[15]。同期上还推出了《海内诗录》(后改为《文苑》),作者包括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陈衍等众多宋诗派知名诗人。通过商务印书馆这两大杂志媒体,宋诗派诗人还加强了与读者的联系,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李宣龚无疑在这方面为最大功臣。

李宣龚内行纯懿,笃于师友风义。在商务印书馆期间,闽人著作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除了高梦旦推介以外,还与李宣龚有很大的关系。经过他的引介,福州近代颇有影响的诗人文集,如林纾《畏庐诗存》、严复《瘉壄堂诗》。同光体诗人的作品,可能与李宣龚的喜好有关,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如陈宝琛的《沧趣楼诗集》,郑孝胥《海藏楼诗》,沈瑜庆《涛园集》,陈衍《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吴曾祺《漪香山馆文集》一、二集,林旭《晚翠轩诗》,林亮奇《寒碧诗》,杨钟羲《历代五言古诗评选》《圣遗先生诗》,王允晳《碧棲楼词》,冒广生《后山诗笺注》 [16]。这些出版工作都是他利用闲暇时间完成,并主动以校勘自任。他在杨钟羲《硕果亭诗集序》中说:“近十余年,老不相见,存问无虚月,征入劝讲之篇,亟谋刊行,复为订拙诗入《丛刻》”[17]

林旭,李宣龚与之有骨肉之交[18],他的诗文集早在他进商务之前的1906年就印刷过一次。1917年,李宣龚再次将《晚翠轩诗集》在商务印书馆排印发行,并为之作序:“岁乙巳,居崇川,事简多暇,为之排比,付印一千部,分贻知好,转瞬辄罄,厥后为涵芬楼收入《戊戌六君子集》中,寖以风行。”[19]即张元济所编辑的《戊戌六君子遗集》,李宣龚一手编订完备传世。

他为了保存旧文化遗脉,出版了大量近代人的旧体诗词集。主观上或许是情谊所致,客观上却保存和发扬了国故文化。他所做的出版活动,主动为诗友搜集、刊刻诗集,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诗歌遗作,而他自己的诗集则没有在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这和商务印书馆以民间立场肩负文化传承大任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他的好友福建林石庐嗜金石,藏金甚多,著有《石庐金石志书》二十二卷,收录宏富。李宣龚与之交情甚深,俩人时常交流收藏心得,切磋金石之书及精辟所在。1937年秋,李宣龚鼓励林石庐将收藏的十六种各家未刊稿本,金石之书,一百零六卷,汇编成丛书,定名为《宝岱阁金石丛刊甲集》。打算仿《邓氏风雨楼秘笈》依照原稿套色影印,保留书中丹黄删改批校之处以及各家印记等,使所印之书真实可信。经过长时间的商议,正准备定立协议,不料发生“九一八”事变,涵芬楼也一夜之间毁于炮火之中,影印林石庐出书传古的宿愿成为泡影。此书虽未刊行,但各家稿本并未劫灭,林石庐稿本得以幸免,也算是大幸了。

四、苦撑危局

如果说,高梦旦、张元济在共同支撑商务的奋斗中曾经享受到成功的喜悦,那么,时局的变化和馆务的调整,李宣龚所经历的大多是苦难与困顿,他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屈从,令人难以想象。这一切或缘于他对文化事业的热爱和张元济的理解与需求。不然,怎能甘居人后而又苦撑危局,这岂是一般人所能承受或坚持的。

一个人舍弃自己的爱好,去做繁琐的俗世,不能不说是一种折磨与痛苦。然而李宣龚勇于面对且乐于献身的精神,对张元济是莫大的支持,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李宣龚的这种精神确实令人敬重推崇。

高梦旦于1936年去世,1937年,王云五也离开商务,在张元济身边真正能跟他一起并肩工作的仅剩下李宣龚了,这样的状况一直到李宣龚去世。俩人一起经历了商务印书馆最艰难的时期,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女儿也因病去世了,这种打击对他可想而知。

1937年后,商务印书馆转移,上海的业务和产业全由李宣龚和夏鹏主持。张元济仍侧身其中,努力维持,所有工作都依托李宣龚的来坚守支撑。如今,商务印书馆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来维持固守,张元济、李宣龚均困于孤岛之中。再加上留守上海的人士也时不时闹工潮,虽然他们针对的人是王云五,但因王云五本人不在上海,只好由李宣龚出面进行调解。有人对他办事不力甚有啧言,他夹在其中有口难言,可谓艰辛劳心不为人所谅。直到1939年底,李宣龚不愿再受人指责,坚持辞去经理之职。张元济一再挽留他,连远在重庆的王云五知道后也写信挽留他,最终被张、王说服,他才肯继任其劳。

李宣龚曾投资创建上海水泥厂龙华分厂,因日军于1937年11月占领上海,而陷入绝境。他顿失经济来源,只好鬻宅度日,在馆事之外,为文献同志会诸事操劳。

文人的天性是自负和好面子。据同时代人回忆,李宣龚在担任经理和发行所长时,因工作方面的问题经常受到张元济的遣责,他也会因颜面而形于色,但最后还是服从张元济的安排。这一方面体现了张元济在馆内的威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自的可贵之处。张元济正因其对工作要求的尽善尽美,才使大家体会到一个企业家的责任与价值。而李宣龚也从未存荐芥蒂于心,仍然全心全意努力工作。

1941年的夏天,体弱多病的李宣龚再也支撑不住了,上海的业务也一落千丈。他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李宣龚每次提及退休之事,张元济还是只同意“给于长假,俾资休养”,可见张元济对他的依赖。1946年3月,王云五从重庆回到上海,张元济反复劝说他复职之事无果,只好保留王云五总经理一职,由李宣龚代行具体事务,张元济作为董事长再次复出。万难之际,只有两位老人固守维持。张元济看到年老多病的李宣龚与他苦撑危局,已不是理想之举,他也于心不忍,于是想到让杨端六来替代李宣龚,但杨端六此时身患高血压,无法起任。延宕之中,正逢胡适从美返国来沪,张元济似乎看到了希望,再次诚请胡适来当此任。此时的胡适知道自己无法脱身,就举荐了他的朋友朱经农出掌商务总经理。9月,朱经农终于上任,李宣龚才得以卸下这副重担,历经数年之久的多次辞职方得以通过,此时他已是七旬老翁了。

然而在1948年,朱经农觉得自己有心无力,加之他在外还其他兼职,即向张元济提出辞呈。张元济无奈只好又去找李宣龚商议,连董事会也在李宅召开。1948年5月张元济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公司事,弟既负其责,不能不尽人力之所能力。公与叔翁即邪许相将,或能胜此魔力。[20]”鼓舞之辞寄托厚望。商务印书馆历史上任用如此高龄任职主事的,唯有李宣龚这对张元济来说实属无奈之举。

李宣龚对张元济的作品十分看重,抗战后期,他多次督促张元济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成果整理付刊。正是在他的催促下,才有张元济的《校史随笔》的问世。至于《涵芬楼烬余录》,张元济在序中写道:“馆友李拔可督促再四,前岁始付制版。工仅及半,余以病阻,事道中辍,拔可复约顾子起潜庚续为之。”[21]没有李宣龚自始至终的推动和努力以及顾廷龙后来的襄助,这样一部文献名著可能又成一种空愿了。

有一事可证俩人的相依相辅,张元济有避寿之习,但每次这都与李宣龚相伴,六十避寿庐山,七十避寿杭州,八十避寿时,李拔可曾赋诗:“太史甘充牛马役”。

李宣龚虽比张元济小十岁,他没有儿子,只有两女,一女早卒,一女远适,此女所嫁即为张元济作筏。[22]当时曾传为一段美谈。而张元济自己的女儿则因他忙于工作,疏于照顾。

随着年岁的增长,李宣龚的事业与名望也与日俱增。但他没有享受到常人的天伦之乐,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去,让他的晚年生活倍感孤独。古人谓人生之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李宣龚早年丧父母,中年丧妻,晚年接连丧孙、丧子。这三大不幸他都经历了,正所谓“傫然病骨自支持,举世相哀我岂知”[23],正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幸,李宣龚只能将与友人的交游、唱和,做为他晚年精神生活的寄托与慰藉。

李宣龚从1940年起到成立商务董事会,陆续将其所藏诗文别集以及师友书札、图卷等捐于合众图书馆,并担任合众图书馆董事,直到他去逝。

李宣龚是商务印书馆股东,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再没有离开过,奋斗了四十年。由于高梦旦主持编译所,所以他没有进入编译所,而是从事经营工作,与张元济形成三驾马车,共同促进商务印书馆发展。李宣龚供职商务印书馆数十年,在经营内外事务、主持影印、校刊古籍、推动艺术出版、期刊改革以及坚守固有文化传统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是商务最重要的管理者、出版人和文化守望者之一。文章诗名不论,其于出版事业可谓功高于世。

他的同仁孝侯、公叔在《经济文章忆拔翁》一文说:“由高凤池、张元济主持全馆大政的,以高、张二老为中心,高梦旦、李拔可、陈叔通为助手,集体领导日常主要事务,内则运筹帷幄,外则回应多方,推动了以后商务印书馆事业的发展壮大。在张、二高、李、陈五先生中,梦翁先于1936年去世,长期与张老比肩共事者仅拔翁一人。[24]

李宣龚因醉心于文教事业而进入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经营者中,他具有旧文化修养之高,却不计名利,更是张元济一生声气相通、左支右拙的帮手。

1952年9月,李宣龚因心脏病而骤然辞世,享年七十七岁。此时,正瘫痪在床的张元济闻此噩耗,不禁老泪纵横,悲痛不已。无法下床的他,只能提笔写下了四首纪念李宣龚的挽诗,即《挽李拔可》,并以小注详叙俩人所关涉之事。其中有一首感人肺腑的诗,曰:“长埋玉树悲黄土,每念良朋独永叹。病极病魔缠扰甚,未能临穴一凭棺。”[25]另一诗云:“几砚相交四十年,朅来同病倍相怜。平生百事蹉跎惯,终竟输君先着鞭。[26]” 张元济以诗作向这位逝去的老友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思念。可见俩人相依相扶,情真意切,令人为之叹,为之慕矣。

王云五在晚年回忆录中曾提及李拔可,一则是肯定他的事功与劳辛,同时又评说他“颇嫌凡庸”。王云五这种评价有失偏颇,基于他曾因抗战胜利后对馆事“失权”之痛。也可能他不能理解一个诗人之长不在事功,当然也难以发挥出如他那般振衰起废的作用。其实,文人或学人从事实业,能如张元济一般取得如此成就,至少是前无所法而张元济身上的书生气也是造成馆事早期不和的原因之一。

李宣龚的后半生可以说走错了平台,但跟对了人。他如果醉身于诗文,或许诗坛文苑会为他谱传。但张元济可能会多一份痛苦,少一番事业。

大家都知道,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曾涉足电影,且与梅兰芳有很好的合作,这其中就与李宣龚有很重要的关系。同年生的堂兄李宣倜就是对梅兰芳大大有恩的“李三爷”。这位当年留学日本的御前三品侍卫,二十年代起就卜居上海,以文自娱,支持家族兄弟的兴起并促成新的文化事业。李宣龚成为商务印书馆拓展文化版图的又一“抓手”。张元济本身也是一个昆曲迷,对新生事务历来主张接纳。因此,商务的电影事业一时风生水起,谁说古貌道杨的李拔可心中没有文化弄潮之心呢?

参考文献

李宣龚诗文集,黄曙辉点校,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

文献家通考:郑伟章 中华书局,1999.

闽中近代碑传集(初编). 陈世镕. 1959年复写本.

清末民初文坛佚事.郑逸梅:中华书局,2005:97


[1]陈祖壬《墨巢先生墓志铭》,《李宣龚诗文集》,432页。

[2]周退密、宋路霞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兼于阁诗话》,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8]《张元济全集》第4卷,228页。

[9]《郑孝胥日记》2141页 4月21日条

[10]《李宣龚诗文集》,76页

[11]《李宣龚诗文集》,324页。

[12]《李宣龚诗文集》,329页。

[13]《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周年》,735页

[14]参《钏影楼回忆录》348页

[15]《石遗室诗话》序。

[16]郑逸梅《墨巢主人李拔可》:“拔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凡若干年,诗友诸贞壮困居杭州,兴嗟仰屋,拔可怜之,便委托杭州分馆的负责者华吟水,月至数十金,借以沾润,且为贞壮裒集其诗什,以谋剞劂。拔可嫌其诗少,贞壮说:‘得此已足,必求益,那是卖菜佣所为了!’印成一册,即《大至阁集》。又为林暾谷刻《晚翠轩遗诗》,更刊林亮奇《寒碧诗》,以垂久远,其笃厚于友谊有如此。”

[17]《李宣龚诗文集》第2页

[18]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李)拔可少与暾谷齐名,所谓文字骨肉交也。暾谷遇难,拔可一再为刻遗集” 。

[19]《李宣龚诗文集》238页。

[20]《张元济全集》第2卷50页。

[21]《张元济全集》第8卷,147页。

[22]《张元济全集》1919年10月21日日记。

[23]《清明病中》,《李宣龚诗文集》第289页

[24]《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08页

[25]《张元济全集》第4卷,228页。

[26]《张元济全集》,第4卷,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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