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高等书 结学术缘 ——张元济与北京大学(连载34)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仍在开办。十余年发展,京师大学堂在民国成立后改名北京大学,又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走向现代化,并作为现代教育最高学府一直发展到今天,而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早于京师大学堂一年。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到上海,落脚于南洋公学,彼时,京师大学堂还未开办。在上海,张元济编译出书,然后又办《外交报》。三年后,他投身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纠合同道故友,致力于教育救国。从此,张元济再没有离开这条道路,在他手上,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为中国最大的文化教育机关,影响力巨大,迄今为止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程。

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这一南一北两大文化巨头,共同走过历史风云,都有着波澜起伏的曲折命运。

深察之,南北两大机构因事缘、人缘而关系密切;更因其皆为文化先锋阵地而又方向不同,方共振互促甚力:实乃文化史、教育史、出版史之侧影。

首先是张元济与北京大学在京师学堂阶段就有着特殊的文化渊源,之后更与北大历史上最知名的三位校长严复、蔡元培、胡适关系至稔,本书已各有专章,然仍有诸多史事值得表述。

对中国现代的教育文化乃至国家民族影响至巨,是人们都熟知的北大与商务发展史上两个核心人物,蔡和张,而且他俩一生在各方面都紧密相连。

两个巨人关系密切或说两个机构之间关涉甚多,蔡元培一生视商务为“本馆”,自己是不在册的员工。张元济对北大虽不若蔡元培对北大影响和作用之深广,但仍然关涉深广,且历时弥久,值得勾稽表彰。

一、文教渊源

甲午战败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6月,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上清廷 “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1],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张元济当时就是刑部贵州主事,李端棻便是他的顶头上司,更往前溯,李端棻又是他会试、殿试时的座师,是爱才之人。[2]因赏识人才,李端棻把堂妹许给梁启超妻子的哥哥,而成妻兄关系。三年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作为戊戌变法的第一要政,李端棻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为“各行之倡”,五月得到正式批复。

戊戌变法期间,1898年7月3日,朝廷颁旨创设京师大学堂,派吏部尚书孙家鼐(1827-1909)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3]。孙家鼐上奏的总办人选就是张元济[4]。孙家鼐拟派张元济做总办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张元济既是翰林院中罕有的通西学的官员,又是力主改革的年青才俊;二是因为张元济创办的通艺学堂就是一个已经成型的教育文化机构,张元济具有兴办现代教育的实践与经验。张元济如果参与的话,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就有现成的基础。但张元济并没有意愿加盟京师大学堂,最后孙家鼎另择许景澄为中文教习,丁韪良为西文教习。学堂于戊戌十月二十日(公历12月3日)正式开办。[5]

戊戌变法失败后,所幸京师大学堂没有停办。张元济革职南下之前,即将通艺学堂所有图书交给京师大学堂。严复主持的《国闻报》如此报道:“北京向有通艺学堂,由已革刑部主事张元济创办,此学堂开设两年有余,堂中洋文书籍、图画以及仪器等件,亦均具规模。自张主政罢官以后,此学堂遂无人接办。张主政因将学堂中所有书籍、器具及积存余款开列清单,呈请管学大臣孙中堂(家鼐)将通艺学堂归并于大学堂,闻日前已由管学大臣派人接收。”[6]由此而言,草创的京师大学堂竟有张元济的积累和付出。

庚子事变后,京师大学堂因遭破坏而停办。1902年12月,重新开办时,张百熙为管学大臣[7],上任之初,他对京师大学堂教学和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效颇巨。他重定新章、广搜人才,任吴汝伦和辜鸿铭为副教习。在吴汝伦推荐下,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就职后,首要任务也是“编辑普通读本,以备颁行海内小学堂[8]”,所领事和张元济所投身的事业几乎一样,所以他曾向张元济致函问询:“颇闻兄在沪滨已办此事,第不知近所成者几种,种系何科,便中望以见示”[9],他们在同一时间同时踏入同一时代洪流中引进西学,不过张元济是以自己的理念和追求,自主或探寻西学与出版之路;严复则是衔命而为。其结果必然是大相径庭,严复只能是固守译业,而这反而为他们的合作带来新的局面。

京师大学堂将《群学肆言》一书迅速交付张元济,《原富》也赶在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前由南洋公学出齐。6月,严复制定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并于同年五月成立上海分局,专译日文作品。1902年,两书均由张元济打理问世,这对严复而言也是快事两桩。受严复之邀北上的林纾,在京师大学堂任译员,所撰所译均由商务出版,从而肇启了他与商务不绝如缕的作、译情缘。

1912年5月,蔡元培主导的教育部发布命令,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严复正式署名校长。这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劳乃宣担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劳乃宣乃是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的继任者,与高梦旦早年也交好。

京师大学堂从创立至更名这十年间,和商务在西学上桴鼓相应,在“废经学”“废科举”一事上尤其致力,商务没有按学部章程编经学教科书,大学堂也一直没有经学科,二者都致力于现代转型与新知注入,而搁置传统学术思想的核心与主体。突破与改变是两大新文化机构的共同选择。

严复离开北大,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主校之前这期间,北大在人才资源方面尚蹒跚走步,难以与商务并提,只有一事可述,主持北大的严复,聘夏曾佑的儿子夏元瑮(1884-1944)为理科学长与物理学教授,他是南洋公学的学生,而且曾留学美国、德国。蔡元培掌校后,自然与之续聘,“五四”后,夏元瑮返回德国,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相对论,并译出了《相对论浅释》,1922年即由商务出版。他在北大一直任职到1931年,后转任北平大学校长,是张元济一生视为子辈的人物。夏元瑮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天赋与秉性,于教学研究聪颖而专注。

严复离校,他邀请的林纾随后也离开了。之后,何燏时、胡仁源前后掌校,北大陆续引进朱希祖、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章门弟子,北大开始学术重建时期,“太炎先生负重名”,章太炎有着革命元勋的名声和深邃的学术功力。他通过讲学和荐举人才,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北大文科与学术,旧学的底子和新的形象,将固守旧学的队伍从北大中逐步清除。[10]

北大文科开始由章太炎弟子掌控,林纾离开后,张元济的旧友,章太炎最老的弟子朱希祖究心史学,搜罗文献,与张元济心有契矣。此时的商务正风生水起,译西书,也讲旧学;《辞源》这样的工程,足以震撼一切旧学者;《涵芬楼秘笈丛刊》则在朱希祖的支持下推出。

1900年,林纾带着“翻译家”的光环进入京师大学堂,到1913年被迫去职。1907年,张元济约他编选十卷本《中学国文读本》,去职前,林纾出版了《畏庐文集》,他古文家的地位即已奠定。与此同时,张元济另一个旧友陈衍也进入了京师大学堂。在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前,张元济旧学朋友聚合在京师大学堂的不少,也编写了不少作品,这些作品被挂上了章太炎他并不认可的“桐城派”,这引起了章太炎苛评,。最终,因革命而成名的章门弟子大举入校,将林纾被取而代之。这场发生在蔡元培主校前的“文派之争”,显然与张元济、高梦旦力推林纾古文、打造林纾古文家的手段大有关联。作为幕后推手的张元济,依然从产品角度更大规模地推出林纾古文选本作为后续手段,也为失去讲习的林纾再输厚酬。这当然不能归之为两大机构的分歧,但可以说是文化的歧异。

要之,京师大学堂前期主要管学大臣、监督,都与张元济关系非同恒泛。

二、年兄掌校

1916年,袁世凯倒台。11月,蔡元培应邀回国主持北大。他先抵上海,见了阔别四年的老友和新刊著作,然后才重整行装,于12月抵达北京,出任北大校长。  

对于赤手空拳来执掌北大的蔡元培来说,首要是得到年兄的支持,尤其是人才和思路,张元济自然不吝一切。

蔡元培初掌北大时,深知北大的人才、学术力量都远不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为此,他首先邀请北上的人,即是编译所的一批人才。留学美国的化学家陈聘丞当时正为商务撰稿,张元济即推荐之,蔡立聘为教授并担任化学系主任[11]。他也通过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发现人才,蔡元培在1916年《东方杂志》上看到梁漱溟《究元决疑论》后,毅然决然地聘请其为哲学系教授。因为在蔡元培回归的前一年,吴梅在商务出版了《顾曲杂说》这一标志性的作品,所以没有科名和学历的吴梅,也登上了北大讲坛,高校第一次有了词曲讲授课。他又聘请陈独秀这个商务作者担任文科学长。

蔡元培执掌北大,改革学制、修正教材、引进人才,倡导开放式集会、讨论,并创办各式刊物,出版新讲义,都与张元济和馆中诸友声气相通。他到任后的第一次演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就发表在《东方杂志》(1917年4月号)上。蔡听从蒋维乔的建议,在北大开设佛权之“唯识课”,这也是佛学进入大学课堂之始。“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成为响彻教育乃至文化界的名言。

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脱胎换骨,正如蒋梦麟所言:“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下,开始一连串的重大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12]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三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 “五四”运动。在这场改变历史的运动中,蔡元培同情学生,并极力营救被捕学生,引起了北洋政府的强烈不满。处处受掣肘的蔡元培于5月9日留下辞职启事,悄然离京来沪,与张元济朝夕倾谈,异常愉快。

人们获知蔡元培辞职的消息后,纷纷前来劝驾,希望他收回辞呈,早日返京主持校务。北洋政府迫于各界的压力,也发电催促蔡元培返京复任。对此,作为蔡元培最亲近的朋友,张元济却另有主张,他是蔡元培的朋友中最不主张他再次北上任职的。1922年起,蔡元培一直虚校长之位,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事务。蔡元培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和张元济来往更为方便。

1923年初,因不满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蔡元培公开发表《不合作宣言》愤辞校长。4月南下,即住在张元济家,后在张元济支持上又做欧州游学去了。1926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电促出游欧洲的蔡元培回国。蔡元培终于在六十岁之时归国,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北大校长工作也名正言顺推脱掉了,近五年的辞职总算告一段落,但仍一直挂名到1930年,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由蒋梦麟继任。

今日社会所公知,首先是因为“北大校长”,蔡元培一生与北大纠结最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3]

蒋梦麟与张元济关系也很特殊,他早年毕业于中国公学。1917年,从美留学归国后,张元济礼聘其入馆,蒋梦麟就建议张元济多出学术高等书,但蒋因“干不惯磨桌子的生活”,一年之后,就辞职了。[14]蒋梦麟后来到了北大,并成为蔡元培的影子,实际贯彻蔡元培的办学理念与思想达十年之久,他于1930年开始正式担任校长,直到抗战胜利时由胡适接手,他成为第二位从商务走出来的北大校长。

蔡元培主持的北大风生水起,渐有新文化运动之势。于是,张元济毅然北上,寻找“吾兄”蔡元培支持。1918年7月,张元济专程到京,这是他南下后12年后首度回北上交流商讨,双方决定举办茶话会,同时安排张与完全新面孔的教授们商谈讨论。在两位文化机构掌门人的决策下,双方达成共识,合作推出《北京大学丛书》。[15],同时,张元济邀请北大教授编写新知识书籍(后来定名为《常识丛书》)和修改商务印书馆教科书。蔡元培还将《北京大学月刊》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利用并支持南方这个精神家园和文化阵地。商务印书馆俨然成了北大的出版部。蔡元培了解出版对学术和大学的作用与意义,在出版运作上,他自知不如老友张元济。所以,他把北大出版物几乎悉数委托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张元济北行收获甚丰。很快,《北京大学丛书》收到了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陈映璜的《人类学》、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徐宝璜《新闻学大意》、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黄右昌的《罗马法》、吴梅的《词余讲义》等著作。这些都与蔡元培的慧眼识珠和大力扶持有关,如蔡元培专门为徐宝璜和胡适的两本书写序以奖励之。这些作品,此前大多数是教授们的讲义或半成品,也是张元济的到来,催生了一大批著作。

蔡元培到校,即立聘只有二十二岁的刚刚学成归国的徐宝璜为教授,徐宝璜成为最年轻的教授。胡适、梁漱溟教授的年龄均大于徐,蔡元培对他的倚重,较之胡适则更为特别。徐宝璜后又任校长秘书室主任,并兼任《北京大学日报》主编。浸淫于西方新闻学的他开始在繁重的工作与教学之余,奋笔疾书,出新闻学论著,并开始在杂志上连载,成书后交商务出版,蔡用心费力地为之写序,对其迅速拿出成果极为赞叹,并称之为“破天荒”之作。专作出版之前,已于1918年开始进行连载。

胡适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对新思想、新观念自成体系的宏篇论述,为“曝得大名”的胡适赢得了他在北大乃至思想界文化界的第一块压舱石,这为学林所传诵,在此不必赘述。

这些学术名著,不仅提升了北大的学术声望,也是商务印书馆大规模出版高等学术书的滥觞。之前,北大出版物只用作内部服务。这些著作,有些并未署名商务出版,说明是代印关系。北京大学的出版物仿《新青年》一样,也于1918年10月采用新式标点并横排印刷。张元济也投入巨大,追赶群益书社的创新之举。

《北京大学丛书》的合作为学界与商务合作出版树立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之后,几乎所有的大学研究机构均仿此法,竟相与商务合作编辑出版各种丛书,解放前此类丛书达到近百种,品种近千。

高平叔在《蔡元培与张元济》中写道:“1918年,北大派生物系教授钟光前往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等地采集博物标本,张元济征得蔡元培的同意,委托钟为商务印书馆附采一份,供制作标本之用。”[16]北京大学还委托商务印书馆代购,去国外购买外文图书,由北大消费公社与商务北京分馆签定订购西书合同,双方的合作可谓细大不捐。

张元济在此行收获的不仅仅是可以出版一批新知识出版物,在与这批新学人物交流和观察中,他意识到,此时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庞大产业限制,已逐渐显露出保守之势,从内部改变馆内的处境,并寻找突破点绝无可能,商务印书馆理应在时代变革中担任主角,于此,他开始布局,在北京设第二编译所。

这让我们看到,两位巨子的心灵互相激荡,资源相互开发,终于形成了巨大的思想文化洪流,开创了二十世纪20年代后崭新的文化景观。

三、激荡新文化

五四以后,商务的新生与北大群体有着莫大的关系,聚集在北大的新文化群体针对商务出版物及言论倾向发起的批评、攻击是疾风骤雨式的,先是林纾的挑战蔡元培败北,后是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东西方文化与新旧文化之争,这进一步提升促进了北大新观念新气象的形成,也引发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刊物改良,出版物从内容到形式开始革新,缓刊林译和保守派作品,以至发展到换人,终于激发出商务的“现代性”。新人才、新作品开始登场,以胡适为首的北大群体对文化教育的影响力也充分推动了商务出版事业,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成果,白话文,最终由商务结出硕果,商务率先推出中学基础教育领域之语体白话文课本,《东方杂志》在内容上拓展为以国际时事评论为主体,从而成为时代媒体的主导者。

张元济新的发展核心是新的人才,因馆内保守,新人才无法引进,。不过,他作为企业创业者和拥有者,无法像蔡元培那样一辞了之,最终只能退却到监理这一角色,他离不开也放不下商务,当然,他更期待商务如北大一样做文化的弄潮儿。所以当王云五主张激荡时代潮流,重塑商务出版时,他便勇敢地接纳了这位名不见经传而来自新文化领袖胡适推荐的人才,胡适也隐然做起了商务的改革设计者,只不过是通过王云五的方法和手段加以实施,王云五的到来,使编译所的设计完全进入现代模式,尤其是大举引进新人才,堪称一时之盛,超冠北大。而更为可叙的是,新人才经过出版事业的历练和商务这个平台,从商务走向全国,尤以进入北大居多。继蒋梦麟之后,新旧知识分子离开商务舞台最终落地北大的人数众多,最著名的有孟森、唐钺等。

学术机构与出版的最佳合作就是共同筹划合作出版优秀的文化学术产品,在出版北大委托的《北大丛书》的同时,双方很快共议并合作了一套由张元济发起的新丛书。1920年,张元济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工作后,致力于“输入新智识之书”,即约请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北大学者一道,为商务印书馆编定了一套《世界丛书》(始定名”二十世纪丛书”)。这套丛书由蔡元培主导并亲自编定条例,“目的在于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先从译书下手,”[17]以译作为主,部分自撰,由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北大教授审校,涉及各门学科,是《共学社丛书》、《尚志学会丛书》之后、《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前的一大型文化工程。

五四以后,胡适等新文化干将在学术范畴上完全逆转,急切地回归旧学,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当然,这场“国故运动”不是简单地重拾旧学,而是号召以科学的方法去疏理传统的学术文化资源,是另一种方向,与新国学,与抱残守缺式的旧学迥然不同。“国故运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立了北大国学门及国学研究机构,首次融合了历史、文学、哲学诸学科的力量,以科学方法为前提,真正聚合了新旧人才,让老辈们讲新方法,新学者究心旧材料;国语运动,对商务的出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商务第一个在教材上用“国语”,第一家编写白话国语教科书,并将报刊、出版物改为白化体。尤其是王云五接手编译所后,按胡适的方法编纂了全新体例的《国学小丛书》,可以说是整理国故,将文化资源社会化的最好业绩。

张元济在馆中已退居监理,全力支持接班人王云五探索,以新手段出版国学读物,自己则从文化和志趣的角度去完成已经着手了十多年的文化传承工程——影印《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的扶幽表微之功,大大震撼了追求科学和纯学术的新学者,也为一切传统旧学研究者注入了新的自信。《四部丛刊》不仅为新学者们送去了读宋元善本书的福音,而且也让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张元济在西学大潮中,培元固本、守护传统的文化责任与卓识。谦谦君子的胡适新入北大时,不时地向前辈沈尹默、朱希祖请教,现在又将问学的目光投掷到了张元济身上,不仅做起了《红楼梦新证》,更耐心地读校续《四部丛刊》。

人的主要朋友圈是由成长生态形成的,北大新旧杂糅,浙系成为核心,似乎也称之为旧,与张元济相识相交的自然更多于后出之新人,如对胡适评价不高的历史系教授朱希祖,二人堪称至交。当然,在北大的硕学鸿儒当中,几乎也无不与张元济论学说道的,最知名如朱希祖。


[1]胡适说:“相传此折是任公先生代拟之”。《文集》卷十册卷六《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页788.

[2]李端棻。李端棻,字苾园。贵阳人氏。清同治二年(1863)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要职。

[3]孙家鼐,字燮臣,号蛰生,又字空卿,晚号澹静老人,室名澹静斋,谥号文正。安徽寿州人(今寿县),咸丰九年中状元,任修撰,湖北学政。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光绪间,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

[4]《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

[5]张元济未就任,黄绍箕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李盛铎接任,后李去日本,黄绍箕一并接手,成为京师大学堂的真正创办人。黄绍箕和张元济都是当年陶然亭议政论事的朋友,他的遗著《中国教育史》是中国第一部教育史,就是后来由张元济出版。

[6]《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通艺罢学》。《严复年谱》118页引。

[7]

[8]《严复集》第三册,551页。

[9]《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通艺罢学》。

[10]章门弟子:朱希祖1905年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学专业;马裕藻1905年先入早稻田大学,后转东京帝国大学;沈兼士1905年入东京物理学校,黄侃1905年赴日避难、游学,钱玄同1906年入早稻田大学习师范,沈尹默沈兼士1905年自费赴日。

[11]《日记》

[12]《西潮》,143页

[13]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1934年

[14]《西潮》十四章, 135页。

[15]1918年10月开始出版。

[16]《商务印书馆九十周年》,574-575页

[17]《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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