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 ——张元济和福开森(连载37)

福开森((John CalvinFerguson))集教育、艺术、新闻、慈善及外交于一身,是活跃于清末和民国的“国际范”,也是中国现近代史上,影响至巨的来华外国人,其贡献是多方面的。

提起福开森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中国或者外国人都觉得十分陌生,但他却是一个与张元济命运与事业发展有着重大关系的外国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是中国上层和十里洋场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与刘坤一关系较深,因此而将上海租界的地盘扩张了近一倍。工部局感其贡献,特以其名字命名了一条路——即福开森路,此路位于上海徐汇区, (1943年改为武康路),即今日淮海路的前身。实际上,福开森是美租界上的第一代人物,也是租界内的重要人物。

殊途同归 ——张元济和福开森(连载37)
福开森

福开森在中国生活、工作长达六十年,比那位同样在上海以其名字命名的英国人赫德(主管海关)还长。他比后来对中国前途命运有重要关系的司徒雷登还要长,他们都只有近五十年左右的时间生活在中国,他可能是近代生活在中国时间最长,又极具贡献与影响力的一位外国人。司徒雷登也是在1904年返回中国后,先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1918年北上创办大学,抗战胜利后接任驻华大使而名扬天下。

他不但精通中文,还会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和南京官话。他被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所深深折服,并热心学习、研究中华文化,同时,还热衷于鉴赏、收藏中华文物。他是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唯一一位老外委员。

一个受过纯正西方教育的西方人,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亲自参与教育活动,在多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即便同时代中国人也难以企及,更不可与那些文化侵略者相提并论,这就是福开森。他虽有多副面孔、多元角色,但没有什么政治色彩或政府背景,教会也只是他的后援而已,不能因之而目其为侵略者、殖民者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显然不能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相比,却有着独特的地位。他从传教士办学开始,投身到与洋务派领袖盛宣怀的合作,开办汇文书院,执掌南洋公学,尤其是南洋公学,成为盛宣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学宗旨的最好体现者和实践者。南洋公学实行的是西方分班、分年级、分学科的模式,由于有盛宣怀强大的财政支持,并亲自挂名,学生待遇极高,更重要的是能够择贤选能,公平竞争,培养英才。福开森受过完整的美国高等教育,且有教会在中国办学的前期经验,因此,他在南洋公学的发展和规范上都作出了贡献。

南洋公学的定位,完全从洋务运动的需要出发,即培养优秀人才。在严格的考试制度下,品学兼优者都被选送到日本、欧美留学。实际上,是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标,刚刚认同的西方教育在中国土地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教育之路,一条理想化的办学之路。在当时的中国,办纯学术的大学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所以南洋公学并没有走这条路。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中文名字叫福茂生,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城,父为教会牧师,自幼随家移居美国。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受美国美以美会派遣来中国传教。1888年后,受该会之聘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并出任院长。[1]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建南洋公学,福开森受聘出任监院,即辞去南京教职来到上海,参与创建工作,直至1902年。期间曾兼刘坤、张之洞幕僚。

他除办教育外,于1899年接办《新闻报》,主宰该报长达三十年,使该报成为与《申报》齐名的、在当时颇具影响的大报,发行量在上海甚至超过大名鼎鼎的《申报》。《申报》的读者定位是政界。《新闻报》则面自工商界,当时上海工商业极具发达,所以影响巨大。由于盛宣怀的举荐和器重,福开森作为清末上层官吏的座上客,结交了不少名流、官宦,尤其与盛宣怀关系亲近,并且于1906年他随盛宣怀一起来到北京。1907年,他出资的福开森路建成。

1912年起,他曾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承担在华搜购古物工作,1914年推动设立的古物陈列所对故宫文物的保护,其在整理古物上功不可没,也为他的艺术研究与艺术品搜集提供良机与便利。由于福开森是古物陈列所的重要参与者,后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也聘其担任顾问,此时的福开森也从教育家、新闻业者转变为艺术鉴赏家与收藏家。

殊途同归 ——张元济和福开森(连载37)

民国初年,福开森曾先后被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聘为总统府、总理府顾问。1921年奉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顾问参加华盛顿会议。1936年至1938年间任国民党行政院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他拘在北京喜鹊胡同家中,1943年被遣回美国。1945年在波士顿去世。福开森还担任过亚洲文会会长、华洋义赈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曾被选为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院终身院士。他的确是一位经历非凡,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之人。

福开森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中国社会政治巨变时期,他在教育、艺术、新闻等领域均有耕耘,甚至参与政治,与同期乃至以后的外国华人专注于一个方面有所不同,他的文化显然是一个汉化了的文化。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和对中国文化的保护、研究,不仅与国人相较难以颉颃,或外人更罕有其匹。

福开森的一生,在艺术研究、收藏、大学教育乃至学术推动方面成就非凡,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按照自身的兴趣,发挥有利条件,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学术文化活动。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不仅亲炙国内名家学者,又享独家之秘藏,自然收获良多,由收藏选购,收藏而研究,并利用他的优势资源与条件,获得了许多一流的文化成果。与当时贩卖文物以牟暴利,或讲授汉学得以生存的外国人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他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以传教士出身而转行文化学术,他是成功者之一。

福开森不仅手摹心追,还著书立说,专门论述中华艺术珍品以及古代文物。,如《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书画目》《中国艺术综录》《明项子京瓷器图录》(和郭葆昌合作而成)。这些都是他利用美国庚子款赔付,这些书不一定是他自己亲手撰定的,但福开森的贡献不应低估,这些作品均由商务出版。

《历代著录书画目》作者参考各种相关著录200余种,收历代2300余画家的画作目录近50000条,按姓氏排比编辑,并标明出处。改革开放后,国家花大力气编成《古代书画目图录》,历时十几年而成,足见编成此书之不易。编成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古代书画目图录》今天依然是很重要的史料。

福开森编纂的英文版《中国艺术综览》更是一部煌煌巨著,内容分十章:铜器、石器、书法、绘画、玉器、瓷器、建筑、家具、织物、杂类。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精印。今天,我们见到的《中国艺术综览》,几十年过去了,仍有触手如新的感觉。可惜的是,很少有人看到这部书了。《历代著录吉金目》仍是今天学界重视的作品。不管撰著者是否为他本人,其学术价值却是存在且不可忽视的。1923年,他还与人合办了一份纯英文杂志,即《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后更名为《中国杂志》,一直持续到1941年,他主要负责艺术部分。

南洋公学创办于1897年4月,分师范、外院、中院、上院,以“保存国粹,讲求实业”为宗旨。福开森在1897年受聘于盛宣怀,担任南洋公学的监院及西学总教习,还于1898年具体主持中院(即大学预科)的建设。南洋公学作为新型的现代教育事业,由于有盛宣怀的支持,经费十分充裕,而严格的录取和考试制度,也成为优秀士子求学的目标。这与他主持汇文书院不同,南洋公学是一所纯粹的由中国人办的大学,故此福开森曾自豪地说:“严格的招生制度不仅是我们的规则,而且是我们的实践,除非考生同别人竞赛,而通过入学考试,否则,尽管是权势人物推荐的或生于权势家庭的无能学生,都被排除在本校学生队伍之外。”正因如此,从南洋公学走出了一批又一批英才,较之北洋大学成就更为突出。

因缘际会,福开森与张元济是共过事业的人。他俩的交往过程和交往程度,是展示张元济事业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

张元济一生有多次谈到和福开森的关系。1945年,他追溯四十九年前的交通大学时说:“余与福开森有意见不甚相合,致于暑期前办理招考特班生及新事毕,即辞去兼摄之职,仍专办译书院事。[2]”在《戊戌政变的回忆》中说:“公学的总理何嗣琨暴病逝世,由我接任,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是美国人福开森。我和他意见不同,只干了几个月(总理)就辞职了。[3]”1952年,年已八十六岁的张元济在《干部履历表》拟草中又这样写道:“1898年,参与戊戌百日维新,是年八月政变,革职到上海,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事,1900年,改任南洋公学总理,与监院美人福开森不合,半年辞职。[4]”似乎俩人关系不佳,其实这仅是张元济晚年在那种环境下的一种回忆,不完全属于真相,而且他辞呈只是代总理,而不是译书院,这与张元济本人的个性以及和福开森在公学地位权力有关。从1899年3月到1902年暑假,张元济在南洋公学呆了三年多的时间。福开森于1901年回美国探亲,第二年才返回上海,张元济辞职可能与福开森有关,但后来离开南洋公学则是另一件事。

张元济作为一个通英文的年轻翰林,进入南洋公学,人在工作中不可能同调是可以肯定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以后的来往。福开森是对张元济一生的转折有着重大关由的人物,尽管有分歧,但私交良好,揆之史实,确立不虚。

1918年夏,张元济第二次来到北京,返沪前,他特意去拜访福开森。陪同他前去是他的儿子张树年。张树年对父亲去拜访福开森记忆深刻,他曾有一段记载:“去崇文门喜鹊胡同4号访福开森,观其所藏字画,承出示沈石田梅花,九歌图,演乐图,勘书阁,右军墨迹,宋名人十六家真迹,共十六件,以《演乐图》最精。父亲在南洋公学任职期间,与福开森在推行教育改革上意见有分歧,因而辞职进商务印书馆,但私交仍保持良好。[5]”张树年之描述并不准确。这次北上,张元济日记上提到曾两次到福开森住处,一次是7月26日,第二次是8月21日。他所讲的应是第二次,不然何来一次观赏如此多名作,显然是福开森有意为其准备的,以便让老友鉴赏观看之。这次同去的还有北平分馆的经理孙壮(字伯恒)。

他们两人保持良好关系的例子还表现在1926年,张元济安排他最亲近的侄子,刚刚留学归来的张树源到《新闻报》工作,福开森自然满口答应,充分表明了福开森对张元济的信任及帮助。

193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刊行珍本经籍招股章程》三十位发起人中,就有福开森的名字。[6]这显然与张元济、福开森之间的交往有关。这里面只有他一个外国人,作为发起人的资格是认购每股五十元。

殊途同归 ——张元济和福开森(连载37)

《张元济日记》1937年3月25日记录:“福开森皆汪伯奇来访。[7]”汪伯奇就是《新闻报》的当家人,其父汪汉溪开始即为《新闻报》办事,汪汉溪也是南洋公学的故人,深得福之信赖,当时他也是七十岁的老人了,此时正是《新闻报》辉煌时代。而福开森此时大多数时间均居留北京,此次上海之行,定是造访故人。不久,返京后,被日本人囚禁于家中。

王云五说,张元济的英文是跟福开森学的,似乎把两人关系拉得更近,但不符合事实。以当时福开森在南洋公学的盛势,他与比自己年轻一岁的张元济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张元济不可能跟随福开森学英语,张元济学习英语应该为更早,。)在内藤湖南见到他时,家中就有原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张元济刚到上海就接受严复的建议,请了一位爱尔兰人私人医生。伍光建和他生活在一起,所以在家中也会说英语,说明他对英文的娴熟。

张元济在谈到与福开森的关系时,也有不同说法,有时候说是译书院经费不够,所以自己离开了,有时候就笼统说是意见不合。这些都不是事实的全部。两人的矛盾,先是张元济辞去公学总理,专注译书院院长。盛宣怀作为南洋公学的真正主持人,与张元济关系不俗,曾协调过两人的矛盾,随后让福开森退出南洋公学,但张仍然选择离开南洋公学。被他引入的蔡元培并没有随他一起离开。可见并非纯粹个人矛盾,而是张元济已选择了从事教育、开启民智,投身商务印书馆之路。

张元济与福开森在南洋公学时期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张元济的出走。从形势而言,福开森是盛宣怀的座上宾,张元济不可能不畏惧。内在的真正原因还是张元济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与福开森有本质的区别。

福开森主张精英教育、学术研究,着力于移植他所熟知的西方成熟的大学经验,完全不了解中国草莱未开的时势。到上海已经两年的张元济,通过了解社会、分析时局的发展,认为启蒙教育才是办学之道。张元济追求的目标,已从盛宣怀为国储才的观念转变为开启民智的大民众教育之路,面对现实。他希望的是让广大民众识形势、懂知识,不是汲汲于侧重引进西学学理。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期间,也是他思想转变、职业转变、身份转变、理想得以形成并得到实践的时期。教育上,他从向士绅官吏精英讲西学,开始转为社会大众启蒙落实教育,出版上也从翻译日本强国、强兵改制之书,推向倡导西方民主、经济、博爱之术。通过这几年探索,他与蔡元培互相切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发展方向,与福开森的分歧则越来越大。促使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有与福开森闹矛盾的客观原因,而导火索则是南洋公学当局对严复《原富》一书措置失范,少报印数,克扣版税,借口以经费不足,而张元济为之奔走,均不得妥善之结果。这种局面的发生显然不是福开森的过错,当时主控权仍在盛宣怀手上。张元济看不惯官场作风,又不能为他素所敬重的导师挽回损失,更主要的是他意识到难酬己志,只好另择出路,从朝廷、衙门而下沉进入了“弄堂小作坊”。

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其《费正清自传》中有一段他在1933年初见福开森时的记述:“福开森博士身材魁梧,有着令人难忘的白头发、白胡子,他在清帝国时代曾作为一位基督徒教育家供职,不久又被聘在南京两江总督(刘坤一)手下主管新创办的高等工业学堂。后来,他曾成功地创办了一份上海报纸,以及到北京充当北洋军阀总统府顾问。最后,又被委派监察故宫博物院,努力保管馆内文物和绘画等不致散失。福开森博士拥有一幢大型中式住宅,佣仆很多,接连几个庭院,还有一座图书馆,并有一位兼任馆长的教师。[8]”这是1933年时的福开森,费正清的现场描述具有历史真实性和重要参考作用。

费正清的书中还提到:“福开森是一位多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了不起的人物。福开森是受美国基督教会的美以美会派出的传教士,先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1888年),自任院长。汇文书院也是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有中学部、大学部。1910年与基督益为两书院合并,定名为金陵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9]”

福开森是一个真正醉心于研究、保护中国文物的人。福开森不仅为美国搜罗中国古物,自己还花费了大量资金搜罗中国古物,而且绝大多数留在中国,并一直希冀捐赠中方。为此,福开森在保存、传播上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如他所获瑞方藏品,就是美国大都会艺术馆,1924年,由他与同时另一位收藏家弗利尔在中国所得文物,成为美国博物馆艺术馆最重要的镇馆之宝。1926年,交大建校六十周年,福开森应邀南下参加。早在1934年,他就曾公开表示,得之于华,公之于华,表示要将家中全部藏品捐给金陵大学。先暂存于与他关系较近的故宫古物陈列所,直到1950年,他的女儿福梅玲根据父亲生前遗嘱,把放在故宫1000多件文物转交给金陵大学,完成了福开森捐赠的遗愿。这批文物现保存在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中。据统计,福开森当年捐赠给金陵大学的中华文物,其中有青铜器168件、玉器37件、瓷器48件、陶器64件、项墨林砚一件、墨26块、书画140件、碑帖20件、金石及其他拓本500种,林林总总,洋洋大观矣。其中,有多件国宝级文物,如小克鼎、战国青铜尺、南唐王齐翰的《勘书图》、宋代郭熙《山林图》、北宋《大观帖》等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海内仅存的王晋卿(齐翰)所作的“挖耳图”,原作为端方所藏,上有北宋、南宋到清末名家题跋,福开森重金从端方手中购得。这些珍贵的文物,如果没有福开森的用心收藏和保护,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其命运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国人对福开森一直有所诟病,认为他运了不少珍贵文物回美国,似乎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指责或嘲骂脱离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法律现实,福开森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允许的、合法的,至少没有法律的限制。伯希和、斯坦因、大谷瑞(英文名?)等人将所获珍品运回国,远超过福开森的规模,也并未受到制止。冷静地想一想,这些情况的出现,更多地要归咎于我们当时的民族与国家的落后,不能全责怪这些虽有目的但并非毁弃中华文明的杰出人士。

据说,当年侵华日军垂涎福开森所收藏的中国文物。也就是这个有骨气的爱惜古物的福开森,其不肯交给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或许并非为中国收藏,直到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军用日本战俘将他交换,他才得以返回美国。

张元济早年的“西学”形象以及他从事出版后对西学的重视,一方面是时势所致,另一方面也与他一生的际遇有关,他虽未曾到海外求学,但却与当时西学第一等人物如严复、马相伯等交情很深,更有与外国人有过共事交往的奇特经历。张元济本身也参与创办过《外交报》《中外日报》《上海时事新报》,至于办刊则无数,所以他与福开森的生命轨迹和文化历程也有大致的类同。

参考资料

八十年来   黄炎培自述    文汇出版社   2000年

黄炎培日记    华文出版社    2008年

春风桃李——从交通大学走出的文化名人   孟宝棣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费正清自传 天津人民出版社   黎鸣    贾玉文译 ,199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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