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典:鲁迅论中国人的四大“通病”和“改造国民性”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文/钱理群

鲁迅在1902年就和许寿裳先生讨论过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病根何在?到1936年,鲁迅去世前,仍念念不忘提出要把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翻译成中文。他说了一个理由,就是希望大家看了史密斯的分析之后,能够自省,然后自己分析和讨论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也就是说,鲁迅终生都在思考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这是鲁迅思想的贯穿性主题。

那么中国国民性里有哪些通病吗呢?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实在太多,这里只列出其中最常见的四点。

1.奴性十足

鲁迅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他说的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一治一乱”的历史。所谓“一治”,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一乱”,就是想做奴隶而做不得的时代。因此,他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个循环

鲁迅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史还有一个判断。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在我看来,他的这个判断并没有过时。

一个跟鲁迅比较接近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说,鲁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频繁的词就是“奴隶”,也就是说,直接触动他内心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人始终没有摆脱“奴隶”状态,特别是精神的奴隶状态,这是缠绕他的一切思考的大问题。于是,鲁迅发现了中国人的三重奴隶状态:首先,是中国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文化的奴隶。其次,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西方文明的奴隶。他对传统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后,曾经寄希望于第三种文化,即社会主义文化。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文化,这是他晚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但他很快就在革命实践中,发现了“革命工头”和“奴隶总管”。也就是说,他在以“消灭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为目标的革命里,发现了新的奴隶关系的产生。因此在鲁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不断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奴隶关系,是一个奴隶关系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传统社会如此,现代社会也依然如此。这个结论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

而且鲁迅还发现中国知识分子也有不断被奴化的危险。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很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和“帮闲”;第二,成为商人、商业的“帮忙”和“帮闲”;第三,成为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而在我看来,我们至今没有走出这三大陷阱。

这样的一种不断再生产的奴隶关系就造成了中国人的奴性。鲁迅对此有许多精彩的发现和论述,这里只能概括地说一说。

鲁迅首先指出,中国人的奴性不是单独的奴性,它是跟主人性结合在一起的,叫“主奴互换”。什么意思呢?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结构当中,对上是奴才,对下就是主人。所以鲁迅说:“中国人有权的时候无所不为,失势的时候却奴性十足。”还有几个特色,我就不展开说了,简单提示一下:第一,不悟自己之为奴;第二,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第三,纵然是奴隶,还处之泰然;第四,当奴隶还要面子;第五,精神胜利法,等等。

2.“食人”的民族

二是鲁迅对中国社会还有两个非常严峻的判断。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到处摆着吃人的宴席。吃人(食人)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真的吃人,杀人,大饥荒的年代都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而且中国的吃人,也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它总是冠以非常美好的名目,比如说为忠孝吃人,为革命而杀人,等等。鲁迅有一个形象的概括:“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史。这种杀杀杀,其实都是杀异己者。而且杀异己者之心人皆有之,不仅统治者有杀异己之心,我看很多知识分子也有杀异己之心,不同意他的意见,就“灭”了你。另外一种就是精神的吃人,实际上就是鲁迅说的剥夺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鲁迅最后说了句非常沉重的话: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因此就不把生命当回事了。我认为,这种对人的生命的漠视,恐怕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弱点。

3.瞒和骗;不认真

鲁迅对中国还有一个很严酷的判断,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大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在中国,“民众总是戏剧的看客”。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我觉得汉语恐怕是世界上最灵活、最具有弹性的一种语言,所想、所说和所做的可以完全分离开来。鲁迅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在这样一个语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别人说的话,那就是笨牛。如果你还要把别人说的话认真做起来,那你就是不合时宜。问题是谁都知道在说谎,谁都知道是假的,但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愿意做出相信说谎的样子。我们每天都在说谎,时时刻刻在欺骗,我也知道你骗我,但是我说对对对,相信你。这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有人破坏游戏规则,说句真话,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不懂规矩,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后大家一起把他灭掉。

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说谎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瞒和骗,不敢正视现实生活的问题,于是无不满、无不平、无思考、无反抗,于是天下太平。另一个就是不认真,一切都游戏态度处之,最后变成哈哈一笑。而鲁迅说,中国恐怕就要亡在这个哈哈一笑上。这就是瞒和骗与不认真,是中国国民性的另外两个大弱点。

我们总结起来看,鲁迅在这里揭示了,第一是中国人的奴性;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第三是中国人的瞒和骗;第四是中国人的不认真。这些都构成中国国民性的基本弱点,而且在我看来至今尤烈。

4.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

鲁迅不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更发掘中国人灵魂中可贵的精神。鲁迅曾经写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中国人不只有自欺力,还有他信力。问题是,中国人怎么才能有自信力,我们自信力应该建筑在哪里?他说,如果你眼睛里只看见中国那些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你是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的。现在也这样,如果你只看到当官的,只看到某些知识分子,你会觉得非常绝望。但是鲁迅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地底下,往下看,就有中国的脊梁。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了呢?他们有自信、不自欺;他们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我以为鲁迅这里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有自信、不自欺”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讨论重新建立国民真精神的一个精神的资源。

本文节选自:《鲁迅与当代中国》 钱理群 著

钱理群(1939年1月30- ),男,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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