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历史现场: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开战

作者:商昌宝

【本文系演讲整理成稿,尚未正式公开发表。】

各位,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间,在这么多群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读书心得。在正式开讲之前,我觉得有几句话要交代一下。因为就题目本身来说,我知道它的重要意义和敏感性,因为这涉及十几亿人对于曾经发生的那一段历史的一种历史叙事和民族情感,所以不得不借用前《炎黄春秋》总编徐庆全先生和人大张鸣教授的一句玩笑话,叫“只讲事实,不讲道理”。也就是今天我更多的是为大家讲述历史事实,而不是去灌输太多道理,因为道理人人都有,可以说你有你道理,我有我道理,教科书有教科书的道理,而且很多时候彼此之间完全不能交流,更别提说服对方。当下大陆中特别流行“怼文化”,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道理都很了不得,每个人差不多都是历史学家,最低也是个历史评论家。既然如此,我今天就只讲事实。虽然可能在讲事实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我的道理,但是我会尽量克制。

今天给大家讲座的这个题目,将分为五个方面来讲。

(一)关于七七事变之历史叙事。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关于1937年7月7日这一场历史小冲突的几种说法:

比如大陆的历史教科书,相信各位都比较熟悉,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教科书之外,或者学者更看重的东西呢,比如说民国史研究最好的学者之一杨天石教授,还有冯学荣先生,很多人都写过中日关系这个方面的这个专著和文章。

大陆之外,台湾影响最大的,据我有限的读书,应该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另外还有郭廷以,他也是中研院的院士。

海外的学者,比如前些年比较流行徐中约的那本《中国近代史》。

以上所提及的,也包括大量未提及的著作、教材、工具书等,在七七事变,或者叫卢沟桥事变的历史叙事,基本都是:日军借演习丢失士兵,要进宛平城搜查,守军不同意,日军就开枪,挑起事变。于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中文出版物里面,我以为,最好的是郭岱君主编的《重探抗战史》。当然他们还没有写完,只写到1938年,现在只出了一本。这本书比较好的理由是,郭岱君作为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研究员,接触了大量蒋介石的日记,包括那些好多别人无法看到的那种档案砖(就是日记时间太久,粘在一起打不开了)。郭岱君和她的团队充分利用了蒋介石日记,对七七卢沟桥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还原,即日军在卢沟桥演习丢失士兵之前的原因,就是日军被实弹袭击的一个细节。另外就是关于中日开战,尤其是包括淞沪会战是蒋介石主动发起的。这些都与我的研究相合拍,所以我觉得是最好的。当然问题也还是多多,我曾想单独撰文予以商榷。

除此以外,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学者,比如井上清的《日本历史》。因为是日本学者,我想把他的原话念给大家听一听:“1937年的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日本军突然地攻击了中国军,这样所谓七七事变——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开始了”。井上清1982年接受采访中还这样说道:“有良心的历史学家,没有人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篡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你看,在这个方面,并不是中国学者都是一个腔调在叙事,包括日本学者也是这样的。而且,日本学者最后这句话,在我看来,多少带有一种道德上的崇高感,还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表现,因为若与他观点不同,或者不赞同他的意见,就有点“没良心”了。

稍微小结一下:除了郭岱君那本外,其他那些学者及其专著中,关于七七事变的叙事,基本上能够达成一致,只是在个别的词句上会出现差异。那我今天既然选择这个题目,显然由我个人的想法。

(二)七七事变之前的国际背景

我在这里不能把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只是把这个事儿列出来,作为七七事变的一种历史背景,方便我们进行考察历史和进行历史叙事。

第一个事件,是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不管中方是否愿意,总之何梅协定签订后有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中央军必须退出华北驻守,宋哲元的29军接管了平津地区的防务。宋哲元不仅在军事上成为华北的实际掌权者,而且在行政管理和货币发行方面,也都相对具有独立性。

第二个事件,是满洲国成立之后,在满、蒙交界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有学者统计,仅1935年双方的边境冲突达到176次。所谓满、蒙冲突,实际上就是日、苏冲突,也就是日本支持下的满洲国和苏联支持下的蒙古国之间的冲突。

第三个事件,是共产国际七大在1935年7月到8月之间召开。会议的决议中包括为使中共彻底从苏维埃化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构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就这个结论多次致电延安的中共中央。原文大致是:“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要注意到这里有两个关键,一个叫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也就是说在1935年七八月的时候,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就已经处在拟成立的阶段,而不是等二战开打后才形成。一个是促成国共合作。西安政变后,共产国际进一步提议延安放弃苏维埃制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中央政府统一指挥。这是1937年1月20日和3月5日共产国际的电报的要求。从这一天之后,延安事实上就进入了与南京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历时很长又艰难的谈判。

第四个事件,是1936年的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国策基准”,内容就是陆军要对抗的目标是苏联在远东的兵力,为此要加强在满洲与朝鲜的兵力;海军的目标是美国太平洋舰队。至少在五相会议上看来,他们认为是对苏联和美国是日本的重大威胁,所以有所谓的南下和北上战略。

第五个事件,是1936年南京政府召开一个国防会议,老蒋确定了对日方针,简单概括来说就是:一旦迫不得已,中日要进行战争的话,那么首先要歼灭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

第六个事件,是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第七个事件,是大家最熟知的由特别党员张学良和要求进步的西北军杨虎城,联手发动的西安政变,这个大家都很了解,我不多说。

第八个事件,是日本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冈田、林等短命内阁频繁更换,到1937年6月,近卫文麿组阁。近卫上台之后也召开五相会议,就日本在中华民国在华北的问题有一个决议,就是:局部解决,不扩大事态。

第九个事件,是1936年6月16日开始,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心脏瓣膜发病开始住院,进入抢救状态。

第十个不是事件,但是作为一个重要考量的要素,就是华北驻屯军从北京到天津沿线驻军,六七个地点,总共驻军是5600多人,大概一个步兵旅团的装备,没有重型武器,装甲车就算好的了。此外,还有冀东保安队、蒙汉回自卫军、满蒙征绥联合军,以及一些杂牌儿兵,总共大概统计起来六万人左右。战斗力、武器装备都很差。

(三)还原七七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刻

那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此《今井武夫回忆录》有比较客观的记录。

7月7号那天晚餐,今井武夫跟几个日本朋友一块儿喝酒,第一波儿九点结束,第二波一直喝到12点。今井武夫回家刚睡着,电话就来了,说驻丰台日军的一个中队在演习时发生了枪击事件,点名时发现丢失一名士兵,然后征得上级要求,要进宛平城搜查。这里稍微强调一点,就是日军先遭到实弹射击,然而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这个小细节不能忽略,不然历史就是不完整的。

接下来,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开始叙述整个调查、交涉过程。重要的节点:凌晨两点丢失的士兵回队了、37师师长冯治安说自己并没有下开枪的命令、营长金振中也不知情。

在双方纠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今井武夫证实一个日本的联队长,在回应电话问询:如果再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我们是否可以开枪还击的问题时?联队长的答复:当然要还击。

第二个小问题来谈谁是肇事者?就是这个枪到底是谁打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归纳了如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日本兵干的。理由是日本防卫省有一个资料,就是刚才下命令的那个联队长,他叫牟田口廉也,他自己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他还在笔记中写到:“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这个观点被路易斯·艾伦在《缅甸:最长的战争》中引用。我记不清楚是香港还是大陆拍了一个纪录片,说卢沟桥事件是日军所为,依据就是牟田口廉也承认的话。

不过,这里要清楚,今井武夫的回忆录可以佐证牟田口廉也是在什么状态下说那番话的,也就说他说的那番话不是指向晚上十点钟那次开枪,拍记录片的学术顾问,大概历史是在体育大学学的。

第二个说法是蓝衣社所为。依据是日军在北平特务机关7月16号的记事:“冀察要人有关华北事变谈论如下:事变的主角是蓝衣社驻北平第四总队,该队在军事部长李杏村、社会部长齐如山、教育部长马衡、新闻部长成舍我的组织下,再由西安事变当时曾在西安的第六总队之一部参加,以日本军经常演习最频繁的卢沟桥为中心,巧妙策划了日本军与29军冲突,第37师完全中了它的圈套。”如此有名有姓的历史叙事,应该引起重视。不过,好像历史学界没几个人重视过。

第三种说法是29军所为。这里还分若干种情况,比如说日本秦郁彦教授提及三种说法:一种是说冯玉祥连同石友三、陈觉生等人所为。意思是冯玉祥失了军权,准备要重新夺回军权,需要制造一个借口;第二种说法是张自忠的阴谋。他认为38师师长张自忠,想要夺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29军军长宋哲元的权,于是不断挑起三十七师和日军的冲突,从中渔利;第三种说法是营长金振中在1949年后的回忆,文章刊载在政协的那个《文史资料》上。他说:我们早就想跟日军打了,所以那天就打了。

第四种说法是共产党所为。比如日本的安倍源基教授,在《昭和动乱的真相》中说:刘少奇后来承认是他命令29军的人挑动冲突。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这本书中说:刘少奇发给延安的电报被亚洲各地的电台截获。第三个是日本的教授石村畅五郎,1961年在台湾时说:卢沟桥第一枪是共产党的游击份子同时向中、日两军开枪挑起冲突。他说这是日本驻北平陆军特务机关少佐兼29军军事顾问的樱井德太郎,战后亲自跟他说的。

这三种说法究竟该怎么看待呢?来看大陆的一些材料。比如《北京文史资料选编》载有张克侠写他当年在西北军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他说:我在1929年就入了党。1937年4月,肖明同志要我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解放后,刘少奇同志让王世英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文件的原件。

2005年,北京电视台的一个社会观察节目,原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的儿子说:我父亲接到刘少奇的命令,会同何基沣,让士兵挑起七七事变。

葛西纯一,他本来是个日本人,1949年后留在中国,他编译了《新资料·卢沟桥事变》,总政治部1974年发行的。里面写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是刘少奇领导的一队抗日救国学生,根据中央指示实行的一次决死行动。由于七七事变,企图发动第六次围剿消灭我们党的蒋介石南京反动政府被迫与世界上强大的日本陆军作战,其结果灭亡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

那关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东京审判当年宣判是:既然日方发动侵略战争已成事实,这就是一个结果,没有必要再考虑这些战争是否违反国际法以及条约,协定和诺言。

什么意思?就是东京审判认为,既然后来日本侵略了中国,那么在这一既成事实之下,前面的原因就不去考虑了。

我觉得东京审判在这一点上存在着重大问题,作为一个国际仲裁机构,怎么能给出这样不管因果关系结论呢?在这一点上,包括东京审判中印度法官帕尔的那个备忘录,我对此保持高度的学术质疑态度,日后会写出专门文章。

(四)重要但也不重要的七七事变

这里面我要发问,就是谁认为重要,谁认为不重要呢?我归纳了一下:

第一是延安认为很重要。

七七卢沟桥事变,实际上应该是七八卢沟桥事变,也就是中日真正的冲突是八号的凌晨左右。这个时间很重要,因为当天延安一次性发出四份电文,分别为: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针对全国各界包括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给中共北方局的《中央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署名、给蒋介石的《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以上述署名给国民军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的《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

同天,延安还发表了一个面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同胞们的一个《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其中说:“本月七日夜十时,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不管日寇在芦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规模的侵略战争。”之后是大家熟悉的:“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面前,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

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文献后面还有一段话:“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立刻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再后面就是什么保卫华北、保卫平津那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字。

7月9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以人民抗日红军名义给蒋介石发电:“我全体红军愿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受命为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这个电报也发给了29军。

稍微做个小结。如果抗战是正确或者政治正确的话,那么此前国内有一种说法说延安不抗战,这里可以纠正一下:起码在抗战前,延安始终积极抗战。

第二是南京认为很重要。

南京怎么认为重要呢?7月8号晚上,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亦将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应战此其时乎?”

这是蒋介石在日记中揣测,这个揣测很重要,因为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八·一四,中日全面在淞沪开战,一个多月中,老蒋一方面在揣测,一方面儿在理性建构着他心目中的中日之战。

7月9号,就是今井武夫和29军已经谈妥、两边儿都撤兵的情况下,蒋介石仍派中央军四个师奔赴华北。蒋介石同时致电秦德纯,张自忠和冯治安:“应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

秦孝仪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记下,这一天蒋介石说过这样一番话:“中共之抗日,一再喧腾,究其实际,盖蓄有重大阴谋,苏俄与‘中共’,深知在中国国是安定,国民政府统治力量完整,政治经济循序进展之情况下,‘中共’绝无法起而取代中国之政权,而苏俄赤化东亚之企图,亦将无由实现,故认为中国之对日抗战实为‘中共’扩张势力之最佳机会,亦为苏俄征服世界的整个战略中所希冀之‘大事’,尤以‘中共’动机,主要在于如能引起抗日战争,则可获得两方面效果:一为以中国牵制日本,使日本无力进攻苏俄,一为籍日军以牵制中国政府,使国军不能进攻‘中共’,‘中共’乃得藉此扩充实力,夺取政权。故‘中共’实以抗日为幌子,以掩护其真正之目的,昭昭明甚。”

7月9号,蒋介石密令淞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在上海警戒。这个材料,很重要,因为北平发生一个摩擦,上海警戒干什么呢?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

以上还可以参照一些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像《陈诚日记》《徐永昌日记》《李宗仁回忆录》等。

第三是北京和东京认为不重要。

这个大概有点奇怪,怎么事发地和准备发动侵略的权力机关认为不重要呢?

7月8号,今井武夫与秦德纯和132师长赵登禹见面,双方约定都不扩大事态。同时日方因为伤员,交涉后中方打开北京城门,让日军进城去看病。

7月8号,日本外务省决定不扩大事件,局部解决。

7月9号凌晨三点,中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双方撤回原地。

7月9号,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派参谋长到北平视察,今井武夫前去跟他沟通一下,结果一路上都是29军的哨卡,不让通过。

7月9号,双方谈好后,日方派外交人员三个人带着香槟酒进入宛平城,表示庆祝和平实现。这个材料很少有人提到,大概是因为与流行的结论太冲突,所以屏蔽掉了,但我认为很重要,因为当7月9号这个行为发生时,7号、8号的事情等于没有意义了,冲突已经归零了。

7月9号,东京的参谋本部开会讨论认为,日中战争几乎没有爆发的可能,不能因为任何中国方面的问题影响到苏联进攻日本,所以采取不扩大方针。

第四来看7月10号的局势发展。

第一,南京依然认为事情很重要,因为蒋介石命何应钦和徐永昌调洛阳高射机枪队赴保定。

第二,北平也认为重要了。因为北平市长、也是29军副军长秦德纯下令全城戒严。为什么是副军长下命令呢?因为军长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养病呢。老蒋打电报、秦德纯也汇报,但宋哲元不认为这个冲突有多重要,所以一直不回北平。

第三,东京什么态度?东京是一会儿认为重要,一会儿认为不重要。依据是什么呢?

不重要的体现是7月10号参谋本部致电驻屯军:为解决卢沟桥事变应避免触及政治问题。但接着得到北平戒严消息后,担心北京城内日侨的安全,同时得知中央军沿平汉线北上的消息,于是陆军中央就提议增派兵力——主要从关东军和朝鲜军那边儿调人,也包括本土调军。但石原莞尔和陆军部次官梅津美治郎反对,所以最后决议是本土调军作为预备案。

10号这天,今井武夫接到东京9日不扩大事件命令之后,与日军特务机关长商议谈判的几个条件:一个是29军派个代表向日军道歉,惩治肇事者;第二是中国军队不得驻守永定河东岸;第三是鉴于本次事件系蓝衣社、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团体鼓动,中方应予取缔。

然后他们据此开始跟张自忠谈判。谈判过程中,中方军队七点半左右,集中向日军开炮。晚上九点左右,日军袭击了龙王庙,双方都有伤亡。

再来看7月11号的局势发展。

首先来看北平地区。今井武夫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齐燮元达成协议,就是刚才说的那三点。这就意味着7月11号,北平又认为不重要了。

不过,7月11号下午两点多,日本军令部所属的监听站截获美国驻北京的海军武官发给华盛顿的密码电报。这个电报的内容是:据可靠情报,第29军宋哲元麾下的一部危险份子,因不满当日协定可能于今夜七时向日军发动进攻。

这个材料是东京审判时,那个监听站的第一站长和智恒臧提供的材料,他是在1947年出狱后,向美国驻日本海军求助,美军帮他在海军作战部档案里把这份材料复印给他了,所以这则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都比较高。

再来看天津地区,7月11号田代皖一郎病情加剧,日本那边没办法,派香月清司准备替代田代。

再接下来,我要简单概述7月13-17日的局势发展情况:

东京:7月13日,东京坚持不扩大,就地解决,并推迟增兵计划。

北京:7月13日,宋哲元在天津发布通告:解除北平戒严,列车正常行驶,释放被关押的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

南京:7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日必将冀察造成第二冀东。中正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

7月14日,华北驻屯军香月清司,服从东京指令,放缓脚步,采取慎重态度。

7月14日,宋哲元电请蒋介石,是否可以放弃天津?蒋介石回电宋哲元:天津决不可放弃。同时让何应钦:调高射炮赴保定、速运子弹300万颗给宋哲元。

7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逼着王世杰当面打电话问蒋,中国政府到底是要打还是要和?意思是,要打的话自己就不去调和了。

7月15日,蒋介石说:“中共”竟于此国难正亟之际,公然成立其所为“陕甘宁边区”,拥兵割据,并发表所谓“团结御辱宣言”,实则暗怀鬼胎,藉此哄骗中外。

7月16日,田代皖一郎病逝。

7月16日,日本陆军省提议,然后提交内阁17号决定,责成天津军下达指示,以7月19日为期限,解决事件冲突问题。这等于下通牒,说这个事件的解决定到19号。这个决议,要求上比今井武夫他们那三点提高一格儿。具体就是:第一,宋哲元正式道歉,原来是29军派个代表道歉一下就行了。第二,处罚责任人,免职冯治安。第三是中国军队撤出八宝山附近。第四是在11日达成的合意上要求宋哲元也要签字。

7月19号,蒋介石力排众议,公开发表《庐山讲话》。这段讲话我相各位都比较熟悉,什么:“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是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后面是“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很多人听到这番话,都热血沸腾,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可是我总想:不管男女老少,都一起抗战?老蒋也不想想,未经训练的人,能抗战吗?就算男人勉强可以抗战,但女的、老的、少的,怎么抗战?这不是拿无辜生命当炮灰吗?每当此时,一个口号便冒出来:国民党反动派!有意思。

老蒋发布这个宣言,为什么力排众议呢?因为当年,文职里汪精卫、胡适、蒋廷黻等反对,武职里徐永昌等也都不赞同开战。为什么这些人反战?因为中国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跟日本打,军力配备上一点儿筹码都没有,所以老蒋在这个问题上叫力排众议。

老蒋发表这个庐山宣言,并非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日本政府、军部看的。看他在日记里、包括秦孝仪主编的那个材料里,都可以看到,老蒋特别期待日方有反应,不停地问身边的人:日本那边儿有什么反应没有?包括媒体有什么反应没有?结果,一天等下来之后,老蒋非常失望,日本竟然没有任何反应。那日本为什么没反应呢?是因为九一八后,这样的声嘶力竭经常发生,所谓狼来了的故事演多了,引不起别人的重视了。

7月20号,老蒋派出的参谋次长熊斌到达北京,约谈宋哲元和29军高级将领。宋哲元知道老蒋的真实意图后,本来20号当天已经下命令拆除北平的防御工事,日本方面也感觉29军很有诚意,双方又开始趋于平静了。可是熊斌到来第二天,也就是7月21号,防御工事就不拆了。日本人说怎么不拆了呢?宋哲元答复他们:天太热了!这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昨天不热,是吧?

7月21号,蒋介石日记里说:英使态度大变。我前面讲到,英国那个大使不是去调解了吗,可是被日本直接就给顶回来了。为啥呢,日本拿出何梅协定说,你看中央军不可以入驻华北,这是当时签订的协议,中华民国应该遵守协议。英国驻华大使跟王世杰抱怨,老蒋当天在日记里记下。老蒋以前一直以为何应钦没在《何梅协定》上签字。事实上当时何应钦确实没在协定上签字,但写了一个私函,说同意协定中的内容。后来外交部核实这个文件,说私函签字到底成不成立?经中国的国际法专家鉴定,协议成立。老蒋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知道后,气得在日记里骂:“应钦,诚贱种也”。

(五)不被熟知的重要事件

以下涉及五个问题,他们跟七七卢沟桥事变不能说没有关系,但确实可以单独存在

第一是今井武夫的回忆录:7月22日中日双方驻军都听到枪声,双方互相打电话指责,说签好协议了为什么又放枪?结果双方都不承认,于是就约定派个联合调查组,结果他们发现一些北平学生在放鞭炮。今井武夫还写道:调查组的人都穿便衣,那群男女学生对他们说:我们是受命于北方局来干的,你们别捣乱。

第二是7月25号的廊坊事件。这个事件是因为驻屯军派工兵去修电话,结果跟廊坊的驻军发生冲突,双方交火,日方是死亡4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第三是广安门事件。这个事件是7月26号华北驻屯军从天津派500人到北平保护日本侨民。走到广安门时,守军就问,你们干什么来了?这么多人?日方就答说,我们受上级命令来保护日本侨民。中方的这个团长就说:好,那你们就进来吧。结果进到一半儿的时候,他们把城门一关就开枪了。日军伤亡十余人。

这个事件,郭岱君博士在台湾的一次演讲中,沾沾自喜地说:这叫关门打狗。

我常有一种观点,就是学者分三种:一种是学者,一种是国族学者,还有一种是党派学者。要是选择做学者,就应该持客观态度,不能因为事件牵扯你的种族,或你的国家,获利或得胜了就幸灾乐祸、沾沾自喜。一个学者不能有这样的情绪,否则就不能客观。

广安门事件,很多中方学者都认为不重要,大家一谈中日冲突、中日全面战争,就谈卢沟桥,但是日本官方对这次事件非常看重,他们认为整个华北事变,标志就是广安门事件。

广安门事件后,日军开始征集力量进攻北平周边的城镇,之后28日就是佟麟阁战死,宋哲元也很紧张啦。同时日军向宋哲元发布通知说:明天我们就要攻打北京,北京是你们中国的古都,如果你们不想让它毁于战火的话,请你撤退,否则的话我们武力进攻。宋哲元权衡再三,最后临时决定撤,所以29军就撤掉了。但是他把张自忠留下,说29军全权委托你与日方交涉,张自忠就努力跟今井武夫去沟通,但是这时华北驻屯军已经不想再跟他谈判了,所以张自忠没办法,就化装成女人逃跑了。

到29日凌晨,三十八师就是驻天津的部队,在副师长李文田带领下开始袭击日军驻华北的驻屯军司令部,就是海光寺,当然瞬间被日军击溃。

第四件是通州事件,日本的很多学者也称其为通州大屠杀。就是7月29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哗变。因为26、27、28号有些军队已经开打了,这些人在一部分军官的煽动之下,就把领导殷汝耕给抓了,然后把包括日本兵、侨民在内的二百多人都杀掉,手段相当残忍,很多照片,后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面作为日军凶残的证据。不过听说,现在撤掉了一部分。冀东防共政府后来赔偿120万日元。

第五个事件,是国内学者一般不会关注的,因为这个事件实际并没有发生,也就是袭击未遂。7月27日,老蒋在南京开秘密会议,决定海军在28日清晨袭击日本驻汉口的舰队。可是28号儿等海军到达汉口时,发现几十艘日本军舰和侨民竟然人间蒸发了,而晾洗的衣服还没收起,说明是临时仓促逃跑。3000多人一夜之间逃跑,国民政府一点儿情报都没有,你就说这样的政府拿什么跟人家打仗呢?当然了,这事后来查出来,是汪精卫秘书黄俊给日方通报了情报。

这次事件尽管没有发生,但影响很坏,本来老蒋7月9号对淞沪做军事戒严,日方没有情报,也就是日方只会把问题想象在华北,不可能想象在淞沪,但是这个问题发生后,日本大本营那边就开始紧张了,就说上海这边是不是也会有问题?

事实上,上海肯定有问题啦,因为老蒋早已经命令张治中在上海进行这个战斗准备,几个德械师早已经到底上海周边。7月30号,张治中向南京发电,说为获得主动的地位首先发动袭击。蒋介石回电: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意思就是,肯定咱们先打,但是你得听我的命令,我让你打你再打。

8月1日,蒋介石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赴南京共商国防问题,意味着从西安政变之后一直到1937年8月1日,艰难的国共谈判见到了曙光。

8月6日,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对日开战。在那一天,程潜总参谋长在会议上大骂胡适是汉奸。这是外交部长王世杰日记里记录的。汉奸满天飞,当下也比较流行,只要主和就被视为汉奸,喊打的就是英雄,这种头脑简单的思维真值得反思。

在这一天蒋介石的日记里写道说:中日这一战会是一个长期的持久的战役,估计得打一年。这里我只能呵呵了。老蒋的自作聪明,可以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第六个事件,是虹桥事件。

8月6日之后,张治中命八十七、八十八师的两个团,化装秘密进入上海松江和虹桥地区。为什么秘密呢?因为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不能驻军。日本大概获得了消息,于是8月9日派中尉大山带着一个兵过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结果两人被中方军队击毙。

这个事件,在中方学者看来不重要,但日本将淞沪会战的开头儿定位为大山事件。

那接下来我简单说一下。

8月10号日本海相内阁会议做军队动员。

8月11日张治中命八十七师十八师从苏州推进到上海外围。

8月12日,国民党中央中常会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

8月12日,日本驻上海第三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发电说:上海周边形势危急,战争一触即发。日本这个四相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提议派遣陆军。

同时期,幼稚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积极斡旋中、日双方,要求大家都不要率先向对方袭击。

8月13日,张治中原定凌晨向上海驻军发动袭击,但是没有,因为蒋介石在等九国会议,看看是不是对日本有所行动。

8月13日晚,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两个陆军师团奔赴上海。要知道,最后淞沪会战日方投入的兵力总共是25万,第一次派军却只派两个师团,显然日方没想到淞沪会战会打那么大的战。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分析,一场大战首先派两个师团,后来再派两个师团,后来再派人,这于兵家来说是大忌,但是日本当年就是这么决定的。

8月14日拂晓,张治中命上海的驻军向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空袭,得胜。老蒋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昨日空战,杭州胜利。击落敌机三架,本日经航空战,结果大胜。二日来共击落敌机已发现着17架之多,而我军仅损失三架。倭寇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后来的8月14日,也成为中华民国航空节。

8月14号,日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15日下达全国总动员令。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声明中说:为讨伐中国之暴力,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断然采取措施之地步。

今天的讲座我就给大家讲到8月15日。当然,早结束之前还要补充一点,就是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好,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感谢各个群主的转播,感谢各位听讲,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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