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策划者是共产党员王炳南

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是张学良的亲密合作者。我在美国阅读张学良的口述史及其相关档案资料时,杨虎城是注意的重点之一。结果,发现部分新资料,有助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陪衬?主角?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策划者是共产党员王炳南
1946年,周恩来、王炳南(右二)、龚澎与外国记者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并不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题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杨虎城同意高的主张,便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杨虎城“造谋”的重大作用。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

二:杨虎城的“小家伙们”  

“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说: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

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

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学良怕别人不明白,还特别加了一个括弧,说明“小家伙们”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这是张学良前此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谈到过的。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张学良只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王在日本、欧洲求学,经费均由杨提供。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  

张学良在和张氏姐妹的谈话里,进一步谈到了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他说: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当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时候在新城,共产党的几个都是女的。  

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策划者是共产党员王炳南
1939年8月,叶剑英(右一)、王炳南(左一)与国际友人尼赫鲁(右二)、王安娜(左二)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张学良声称,杨虎城“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显然夸大了,但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确系共产党,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所知还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向杨传达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1936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

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都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杨虎城所称“我那些小家伙们”,显指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


三:张、杨冲突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但是,《反省录》所记,仍觉语焉不详。关于此事,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详细的叙述。  

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张继述本人的“气怒”: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杨、张之间的这一段对话,不见于其他记载,可补西安事变史料之不足。  

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行政院等协议,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广播讲话。从张学良的上述回忆看,杨虎城最初是反对无条件放蒋的,二人的冲突即由此发生,并且迅速激化。  

张、杨激烈冲突之际,周恩来在场。他劝张“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其后,经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关于此,张学良回忆说:“他们的这一番争论,经周恩来一说之下,即为平息。”  

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上述资料证明,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

来源:《炎黄春秋》

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策划者是共产党员王炳南
1943年,王炳南与德籍妻子王安娜在重庆

附录:王炳南简介

王炳南( 1908.1.1~1988.12.22) , 陕西乾县人。读中学时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乾县、淳化等地从事建团、建党活动。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转去德国,在德期间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1935年任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他创办并主编《明星》杂志,积极宣传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参与领导旅欧华侨中的抗日救亡活动,从事国际联络工作。1936年春,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到西安做争取西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战工作。由于他的深入细致的宣传劝说,对杨虎城将军决心联共抗日起到积极作用。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协助周恩来等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同年底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南方局外事组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补委员等职。他长期在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国的国际宣传,同时进行与各国友好人士的联络工作,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国际上的影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重庆谈判工作,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随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协助周恩来进行扩大中共影响的国际宣传。1947年春随代表团撤到华北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组长,参与对外政策的制订。1964.3~1975.7,王炳南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策划者是共产党员王炳南
关露

王炳南和关露有一段秘密的爱情,1939年到1945年关露受到时我党重要领带潘汉年策划和安排,打入汪伪政权组织,负责特工工作,为当时党的许多事物搜集了大量的有利情报,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关露不得不被人们理解为汉奸,关露身边的亲戚和朋友纷纷离她而去。而王炳南和关露还有着许多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让关露心情好了很多。后来抗战胜利,由于关露已经是公认的汉奸,王炳南当时做为毛泽东的秘书,协助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迫于舆论的压力,还有自私的原因(估计是怕关露特殊的身份影响自己以后的仕途),绝情地与关露分手。后来,关露在1982年3月23日被平反昭雪,但此时她的精神已经崩溃。1982年12月5日,关露吞安眠药自杀。

关露告别人世的时候,身边唯一的陪伴只是一个塑料娃娃。她留下了一个信封,封面上写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信封里装着王炳南年轻时送给她的照片,照片背面是王炳南写的语句: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在这行字的下面,关露加上了一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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