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爱情故事:结婚后,我才知道丈夫是张学良亲弟弟


1938年9月18日,我到达延安,那年18岁。去延安,就是为了奔生活。

我还不记事,父亲就过世,被过继给亲戚。没几年,亲戚家男人也死了,养母要把我嫁给人家做小老婆。我那时候十三四岁,于是从广西跑到广州,到广东纺织厂打工。

这时候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谢雪萍,为什么叫雪萍呢?就是我不在这里待着了,我要远走,像浮萍一样漂泊异乡,去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延安爱情故事:结婚后,我才知道丈夫是张学良亲弟弟

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把我们工厂给炸了,被炸时我就在工厂里面。工厂被炸停工了,我没地方去,到哪去生活呢?

就想起一本进步杂志,刊登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广告。当时国共已经合作抗日了。

我拿着杂志去一问,说你只要有路费,自己到那以后,又管吃又管住,又管学习。哎哟,我一听高兴死了,就报名了。

当时我们一行去了6个人,先是坐车到武汉、西安。以后就没车了,只能走路。那时我身着旗袍,脚穿皮鞋,还提着一个藤箱子,脚走得疼得不得了,就这样一路走到延安。

到延安以后,我被分到抗大二大队。没过多久,同去的几个人因为生活太苦,受不了就走了。我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留下来了。

广东住板床,延安住窑洞,广东吃大米,延安吃小米。对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大学生、大小姐,这个条件很艰苦,对我无所谓,什么情况都能过。

到1939年八九月份,延安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我们就成了女大的学生,不再是抗大学生。

毛主席、周总理都给我们上过课。因为我不会普通话,听课都是糊听。女大的学生听课,延安的干部也可以随便去听,当时延安单身的干部很多。

有些是去听课的,有些就是去找对象了,说白了就这么回事。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傻瓜,当时不明白这事。

有一天,我们班一个叫顾红的同学问我,说你想不想去新市场?

我说去,星期天去吧,正好我本子没有了。

我们下了山,刚刚要过延水河的时候,就看见从延安城的北门那边,跑过来一匹马,马上的人穿灰军装过来了就跟顾红招手,说你们上哪去?

顾红说上新市场去,他俩一问一答的我也没在意,那个人听到后骑着马掉头就飞奔走了。

到新市场了,我正在那看东西呢,一扭头,呦,后面有个人牵着匹马,挺年轻的一个军人,穿得很整齐。

他在后面一站,也不说话,仔细一看,就是刚才那个骑马的人。

我那同学一回头,啊,张昉,叫他一声,他俩人说上话了。顾红就介绍,说这是我同学,这是张昉。

我也不知道张昉是谁,就点点头。

他就问你们干嘛来啊?我同学一指我,她要买本子。

我要买本子?呵!是她问我去不去,现在变成了我要买本子了。

张昉说不用买,他窑洞里有的是。我就愣了,怎么回事啊。再一说我才知道,这个张昉是抗大东干队的队长。

我这个同学就说,哎呀,去啊,去啊,他就住在山上。于是不由分说,把我拉上了他的马,让我和他一起骑一匹马,就到他窑洞去了。

他是干部有一个自己的窑洞,去了也没事,瞎聊一阵子,拿了俩本子走人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过了一个星期,我有天从山上下来去吃饭,去食堂的路上必须经过总务处的门口。走到那就看见一个人在门框那翘着脚往山上看,我仔细一看,呦,这不是那天那个姓张的人。

他一看到我就使劲叫我,干吗去啊?我说吃饭去啊。他说不要去,咱们出去吃。

那会儿人挺馋的,有饭就吃呗,管他什么事儿呢,就吃饭去了,就去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饭铺。他说第一次请你吃饭,你是广东人爱吃什么?

吃饭时就要这个要那个,我都不懂。他说,哎,要一个法国面包。我一听这名字,什么叫法国面包?

不明白,等端上来一看,什么法国面包啊,就是馒头片裹鸡蛋炸了一下。

我就笑了,哎哟,这就叫法国面包?这个挺好做的嘛。

他就开玩笑说,哎,挺好做的?那你天天给我做啊?我一听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吃完饭,我就走了。

第二个星期他还在那等着,还去那吃饭去,这么一来二去,我说这怎么一回事啊?不明白了,我就去问我那个同学顾红,到底咋意思?

顾红就告诉我了,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去听大课的时候,就看见我了,跟我说过话,但我爱理不理的。后来他每次听课都去那里等我,结果我每次都没坐固定的位子, 他就再没等到我。

直到后来他找东北老乡顾红问,才知道顾红就和我住一个窑洞,于是求她帮介绍。那次邀我去新市场,原来是他们设的局。

张昉就是张学思的化名,我和张学思就是这么认识了,这时候是1940年,我20岁。

延安爱情故事:结婚后,我才知道丈夫是张学良亲弟弟
谢雪萍与张学思的结婚照

我对这个张学思印象很好的,觉得他是个挺英俊的人,又很美,又很直,一副非常正派的军人架势。

面且人家很诚心,从第一次见面就一直追你下来,你还怎么说?这么一来二去就聊出感情了。

直到结婚了我才知道他是张作霖的儿子,以前根本不知道。他给我看他母亲从香港来的信,我都没有回味过来他是谁。

人家都跟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就行了,别的不知道了。

到后来知道了,也不用问了,反正共产党员一切就交给党组织,知道不知道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干脆就不问。

张学思的母亲,是张作霖的四姨太许夫人。人非常能,对大帅府里的好多事情都是非常反感,从张学思打小起,她不许他沾的,要他学会自立,说张家的产业都是大哥张学良的。

张学思四个同母兄妹,他17岁在老师的介绍下就加入共产党,后来到了部队,是周恩来介绍去延安的。他的哥哥姐姐都在国外,母亲也去香港。

以前对大哥张学良的印象不好。张学良其实很孝顺,对父亲的姨太太们都是妈妈长妈妈短,也很关心弟弟妹妹的成长情况。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扣押。张学思去溪口见过他一次。没有单独讲话的机会,只能用笔写字交流。张学良告诉他,要抗战到底,跟着共产党。

这之后,他觉得大哥还行,不是以前想象中的那种大军阀。

当时,张学良的不少部下也到了延安。于是根据组织要求,张学思在延安组建了80多人的东干队,准备打回东北去,队里都是东北人。

1940年年中,我和五个女同学也一起调到了东干队,都是干部爱人。9月6号下午,张学思叫我和他去见几个人,这时同去的还有高存信和白竟凡,这次吃饭是我和白竟凡第一次见面认识。

吃饭的时候,一个干部说这次是给你们送行了,也是为你们祝贺了,你们的婚姻中央已经批准了。

饭后在回队的路上,张、高二人就议论道: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们今晚就正式结婚吧,把事办了。

说是“办事”也就把我和白竟凡同志的被褥分别搬到他们各自的宿舍。当时他们一个是队长一个是指导员,都有单独的密洞。

我们两位女同志都听他们的,搬过去就完事了。

到了第二天,队里同学听说我们结婚的消息,都向我们起哄,说队长、指导员结婚,不请客怎么行啊。

干脆五对新人一起办理集体婚礼吧。

结婚的地方就是我们东干队平时出操点名的地方,我们自已动手制作的桌椅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大圈。

买了些花生,9月正好是秋天,枣子、海棠,花红果都熟了,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种。还让炊事班的去买了些猪肉,改善一下伙食。大家都非常高兴,一起拉歌、讲故事。

婚礼非常俭朴,但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0年9月14号,东干队从延安出发,准备打回东北。谁知中途却留在了冀中。

没有车,全都是步行。第一天刚开始走,走不到几里就得停一停,累得不行不行了,有脚上起泡的、有走不动的、有掉队的。

开始那一段路,走得特别特别慢,走不动,什么洋相都有。都唉声叹气,到冀中多远呢?也说不明白有多远,这路怎么走啊?

刚开始一天走40里、50里,一直走过一个星期,差不多走出来了,那就能走了。

但是一定要有人打前站,烧热水烫脚,最关键的就是到晚上要烫脚,让血脉运转一下。

以后就能走到差不多1天100里了,我们后来还走过一天一夜240里的,而且不是一般行军,是跑啊,敌人在后面追呢。

我这两条腿现在不能走了,年轻时候能走着呢,没有马骑。

延安爱情故事:结婚后,我才知道丈夫是张学良亲弟弟

张学思有两匹马,一匹给病号了,一匹就他自己用。后来这两匹马都给队员用了。有个很胖的女同志,走不动,走走就不行了,就给她一直骑着。

我没骑过,还挺给我们老张长脸的,没给他添过麻烦,一路上有时候还帮大家烧水呢。

我们是9月走的,走到十一二月,一到晋察冀就遇着敌人大“扫荡”,敌人第一次实行“三光政策”。

我们天天白天行军,晚上休息。跟敌人转圈,敌人到东我们到西,他们到西我们再到东。

到了12月“扫荡”基本结束,这时候中央来电报了,在冀中就地分配,不让去东北了。

为什么呢?当时日本人对东北控制得很厉害,过去了生存很困难,也活动不了。

分配工作时,男的全部分配到司令部,女的分配到政治部或者是卫生部。张学思被分配到司今部参谋处当参谋处处长,我和张学思这就分开了。

我和白竟凡,我们在路上就怀孕了,所以这一路非常惨。

女同志怀孕走路你说惨不惨,又不能吃又累得要命,一闻着什么都吐。

而且那会儿还没有油,都是吃羊油,还是山羊的,特别特别的膻,那个膻啊,一闻到就吐,难受极了。

路上全是沙子,非常难走,走一步好像要退回来一样,而且又怀孕几个月了,走得特别难,简直要一步一哭的。

战争时代的女同志,特别是怀孕的女同志,非常痛苦,什么都没有不算,你自己吃的苦也不算、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就来了。

一说有情況了,一律立马都上山,得隐蔽起来。就在野地里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孩子,所以特别痛苦、特别困难。

第一个小孩生下来不到二十天,因为敌人来了有情况要转移,就得过河,那个水很凉,所以我也是一身病,没办法。

大夫就给开了剪子。当时麻药也没有,动剪子就剪,非常疼,最后总算把孩子弄出来了。孩子能生出来算是很幸运,他要是横个腿、弄个胳膊就更麻烦了。生完孩子以后,没有三天,就又跑。

以后就把孩子托给老乡了,等过了一年再回去一看,孩子没有了,老乡没有了,那个村也没有了,叫敌人全给烧了,“三光政策”嘛,烧光抢光杀光。

所以我的第一个孩子叫敌人给杀了,这是1941年。所以后来我对日本人的恨,很长时间都过不来。

我们有个女干部,她有对双胞胎男孩,几个月大,那天就遇到敌情,敌人进村了,没办法,大人出去躲了,孩子在炕上。

等敌人走了,回来了一看,孩子被劈了,煮到锅里去了。妈回来看到差点死了。

遭遇敌人的情况经常发生,敌人到跟前了,哨兵已经跟敌人接触上,枪响了才知道。

那次是我们在山坡上休息,敌人老远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了,我们连望远镜都没有,附近情况也不了解。

敌人一个队过来了,等看见了就到跟前了,下边的哨兵与日本鬼子接上火了。

当时是两座山,我们要钻山才能隐蔽,从这边山转到那边山,必须经过一条小路,敌人跑得快,很快就封了那条小路。

要过路就非常危险,我和白竟凡就坐在这边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下,听到下边枪声一响我们立刻起来就跑,我们跑得快,很快就上山了。

那机关枪“嗒嗒嗒嗒”,他总是要换子弹吧,就在他间歇的时候,就是“嗒”停的时候,“喇”就过去了。没过去,第二次“嗒嗒嗒”一打,就倒了。

现在说起来好像是笑话一样,实际当时就是那么残酷,那么一下子,你过了就过了,过不了就完事。

那种情况下还知道什么怕?你跑了就是跑了,跑不了就死了。

我们只有手榴弹、只有步枪。那会儿一个人发两个手榴弹,放腰这儿,一个给敌人,一个给自己。

两个手榴弹的任务就是这个,只能有两个手榴弹,多一个还没有。

没有想回家的想法,家敌人也在那占着呢,那是全国抗战啊,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那时候脑子特简单,一门心思打日本。

活着,就是你能逃过这一劫,下面还有希望,接着走。

因为没粮食,冀中有一段很难的时候,反“扫荡”整天走走走,又没有吃的又没有喝的。

有时候用什么解渴呢,渴得不得了了,就拿地里的高梁秆、玉米秆嚼吧嚼吧水,那渣子咽不下去,吐了。

没得吃了,饿得不得了了,揪一个棒子,咬两口,都是生的,慢慢嚼着,那是实在饿得不行了,真是没招了。

有时候饿了挺难受,但是渴了比饿了还难受,各种滋味我都挨过。

有一次我们转移,临出发了领这一天的口粮,我就领到一个玉米粒。一个玉米粒怎么吃啊,饿了只能含着,还不敢咽。

我怀孕时吃的那东西,现在想都不敢想,蔓菁,长得像萝卜似的,但是它那味很呛,用羊油炒蔓菁,那个难吃啊简直没法说,特别特别难吃。

行军的时候,背一张被子,手榴弹两个,再就是一个干粮袋。

装干粮的时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炒面。有时候是磨的小米炒面,再好是白面炒面。到时候有点水和里头吃了。

有时候行军,一个星期根本生不了火,也没法煮饭,就吃干粮。

你背着粮食,但粮食不是归你自己的,是归这个集体的。到哪把粮袋都拿出来,走的时候有新粮灌上,一个个都背上。伙夫背得了那么多粮食吗?他只能背个锅。

这些加一起能多少斤哪?起码有三十来斤。一天走一百来里。

走到平原就更难了。平原没办法,他给你封锁了,那你就等着吧,一锅煮了。

为什么有地道呢?为什么有交通壕呢?没办法啊,人要活着,就得想办法活着,有时到了再没办法的时候,就钻梯田。

什么叫钻梯田呢,就是一个梯田,下面掏空了,上面种的庄稼,人从下面钻进去,外面人把你封死了。

我怀第二个孩子时就是钻的梯田,钻了一个反“扫荡”,敌人要来了我们就进去了。

那里面能装几个人呢,最大的梯田能装三个人,最多四个人。进去以后不能坐下来,要坐下来就是曲着腿、弯着腰那种,梯田嘛,一梯一梯上去的,上下很矮的嘛,上面种庄稼呢。

在那里面待着。敌人路过,我们能听到外面响,他不知道里面是有人的。

在冀中卫生部的时候,他们就做了好多这样的梯田,都是为伤兵做的,重伤员动不了,就送梯田里去。

唉,抗战的时候,什么土办法都想了,还不都是为着活命。你说怎么办。吃饭就是干粮。上厕所那就憋着吧。外面没什么动静了,就抠开石头出来了。

我告诉你,什么事,人到什么时候,他总有办法。我现在想着没办法、绝望了,到时候了全有办法。

这一进去,那起码得五六个小时,或者十来个小时。你得听听周围有动静没有,敌人要在这叮叮哐哐总有响声。

我们那儿的梯田离村不太远,村里狗叫、猫叫基本听得见。外面太安静了,你可别出来,不了解情况。

当时不害怕,现在想想那个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的,多难,我那时带着个孩子。

有孩子的很麻烦,不能让他哭。一哭把奶塞过去,堵他的嘴。实在堵不了就掐死他,都得很下这个心。

那时候都有规矩,孩子哭了,你实在堵不了了,而且外面实在有敌人,你只好把他掐死,都是这么安排的,做起来非常残酷。

真要把孩子掐死,怎么下得去手啊。可是来了敌人真没办法,他站到旁边了,你那孩子真哭了,那你只能下手。

你下不了手別人就遭殃,到时候你就得下手,你把大家都毁了,实际上孩子也得毁了,也不可能让你活着,所以说战争很残酷的。

我们有一个女同志,刚生完孩子,就遇到敌人“扫荡”,也进梯田了,孩子没弄好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就扔到沟里去了,半夜狼就来了,叨那孩子来了,嚎的声音那个惨哪。

狼的叫声听得非常惨,嗷敷叫,我们那个同志哭得不得了,你有什么办法。

翼中大扫荡非常艰苦,我印象最深的是掌史战斗。

延安爱情故事:结婚后,我才知道丈夫是张学良亲弟弟

我看有一些回忆录里面他们记得很清楚,哪天哪个时辰,到的哪个地儿,但是我确实不记得了。

但有一个地儿,我还记得,因为我在平原里面转来转去,就参加这次战斗了。后来中央也认可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战例。

因为什么那一仗我记得呢?因为那次我掉到沟里去了,受伤了,起不来。

我们走路的时候都不能走上面的路,是走路边挖下去的交通壕就是走地下。

因为我带着民运部的章,所以就规定我可以有匹马,经常是强行军啊,机关里没有别的女同志,就我一个。

那天晚上转了那么一夜。转到天快亮、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我骑的这个马,走着走着突然从壕底下跳上来了,一下子把我摔得好远,摔了个半死。

那会年轻啊,二十一二岁,自己还能爬起来,他们别人把马抓回来了。

天亮了,也就是12号了,到了掌史村住下了。走了一夜又摔这么一下子,进了老乡家,我倒到炕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就睡了。

我倒在炕上一下什么也不知道了,那炮咣当咣当老打进来,墙上的灰都震下来了,我也不醒。

他们两个就奇怪,这炮都打到跟前了她还不醒?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还摔了一下,因为我也没说。摔都摔得半死了嘛,还知道什么事。

到晚上突围了,人家就说了,你们这路从这突围,前面有个沟,沟上过去就是平地,突围出去在什么地方集合,都说好了。

三个人小组,互相帮助,因为白天打仗看不清楚地形,晚上突围时有沟有坎的,三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一下。

谁知道掌史村的沟一下子就下去得很深,晚上稀里糊涂地走,我这一脚踩下去就不知道了。

我摔下去后肯定是晕了,可能就掉在边上,那人就一个挨一个叭叭全都下来,人家身体好的个子又高的,下去以后能起来,三步两步就跑到前面那个口从那上头出去了。

过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等我醒来爬起来一看,什么都没有了,人家全跑光了。

就看着人乒乒乓乓地打枪,不知道哪是方向,打多久了也不知道,不时有敌人打的照明灯,可就是不知道别人都哪去了。

看对面好像有豁口似的,让人走得已经有点斜着了,那就往对面走吧,我也跟着上去了。

上去一看完了,茫茫一片也不知道哪是哪,找人找不着,不过后来向远处看去,哦,在月亮的照耀下,前面天上有堆土飘着,肯定是很多人往前面走,路上尘土飘起来。

学过军事的都会看风向,一看就知道这人是往哪个方向走。当时你没别的办法,琢磨吧。

唉,那我就看着这堆土跟着跑,跑了好久,路也不是正经路,坑坑洼洼的惹人烦。走到一个树林子里,人家正在那里集合查人数,査说丢了一个,把我丢了。

那时候丢了人是很平常的事,等我找着了我那个队,人家说正往上报把你丢了呢。

这个事我从来没给张学思讲过,反正我也找回来了。

在冀中,睡觉时是不脱衣服不脱鞋,一有情况起身就走,情况严重时甚至不解背包、不进村庄、不进房屋。

在太行山区,大家终于不用三天两头转移,甚至一天转移几个地方,也可以脱光衣服、盖上被子睡觉了。

调到平西后,安排我做审查委员会的秘书工作,负责审查账目,怎么审查自己都闹不明白,反正给你个工作你就做吧,连带孩子带工作。

我和张学思经常是分开的,结婚了还是各人做各人的事,各有各的单位,结婚归结婚,生活归生活,能够碰到一起就在一起了,一转就不知道转哪去了。

打仗就是这样,你白天还在这呢,没准晚上人没有了呢,战争啊。

但是一见面就有孩子,这才倒霉呢,非常倒霉,就恨自已这是怎么回事。那会儿还不懂得什么叫避孕,现在咱们有的是办法,过去不明白。

我俩经常在一块是从平西开始的,虽然在一块,也都在一个司令部里面,但是他呢,经常在外面打仗。

那个时候,他经常领人打碉堡啊。

打仗的事他很少说,他回来了就说好或者不好,缴获了什么战利品。

我在平西没有遇到遭遇战,我们到了平西以后,我基本上不跟部队走了,在平西的机关工作带着孩子,都是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一有情况我们就钻山沟,上山了,躲开敌人。敌人要到这来了,我们老早以前就跑掉了。敌人把这地方占了,就再往远了走。

机关一下令家属钻山,全钻山了。事先山上都有一些预防,像存的粮食了,日用东西了,存的咸盐啦,老早以前后勤给你安排好啦。

那时候吃咸盐最要紧,没有盐吃。

平西比冀中好多了,那有山哪,有山就可以藏起来,在山里最好办,敌人怎么多也占不了所有的山,山连山,你封锁得了吗?敌人也没什么办法,所以山地比平原好在这。

冀中的武工队,不是打仗的组织,是专门做开辟工作的,但是它有武装,所以叫武装工作队。

遇着情况就打,一般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或者收集公粮啊,做这些工作。做政治宣传工作比较多,讲讲政策啊,有些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什么政策啊。

张学思不会给我讲打仗的那种残酷,讲了让我多操心啊,他不讲,要难了就告诉我很难打。

说一千道一万,人家就是武器比你厉害,你想怎么打,只有手榴弹顶什么用啊,就是土炮也不顶用。人家是机关枪,“突”一下你们什么都没有了。

我打过枪,但不是打得太准。步枪也用过,手枪也用过。

我前面俩孩子都没了,头一个叫敌人给抢光杀光烧光了。第二个得了小儿肺炎,没有药死了,非常可惜。也是个女孩,很漂亮,她那眼睛太漂亮了。

那老百姓一看就说你这孩子活不成了,我不相信,结果后来真是活不成,一岁多吧。那时也不懂,要是现在的话呢,可以吃点芥子,用点萝卜桨水,给她弄弄。

两个孩子,一个是1941年生的,一个1943年生的,两个都没有了。所以战争时代的女同志,她们是很惨的。

到1945年“8·15”那天,已经半夜了,高鹏先到院里喊:“哎哟,大家起来起来。”

大家睡得糊里糊涂的,半夜呢,什么事呀,以为敌情来啦,立马起来。那都习惯了,反正有敌情立马就转移了,以为敌人围圈来了。

大家起来起来,大家起来,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说日本投降了!

“哇——”大家之间闹啊。

就这样,我们这才到了沈阳,张学思的老家。

张学思是先到的,他一到就是接了辽宁的省主席职务,非常忙。我臭哄哄到沈阳时,他穿着西装、戴着礼帽,都快不认识了。

没多久,国民党就打过来。我们就从沈阳撤出去了。

谢雪萍和孩子在一起

1949年了,我又有了一个孩子,这个是老三。生完不久,正好这时重庆舰起义,这是国民党最大的一个军舰。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忽然间就跟学思说,哎哟,将来别给你调那,干这个海军去。当时俩人随口一说,后来他成了海军参谋长。

1955年授衔他少将的时候,我当时在念书。33岁,重新从中学读起,之前基础文化太差呀。

要授予他少将的事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我们吃早饭,七点钟听广播、都是拿着碗一边吃饭一边听广播,一听,呦,张学思评上少将了,大家的眼晴瞪着我,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到了“文革”,一大批人倒了,不知怎么就把他搅进去了。到死也不知是什么罪名。

那天一大早,早晨四点来电话,天都没亮。我们床头有两部电话,一部红色的,那是直接通到海军的,一部普通的。

红机子响了,说有急事马上去开会,平时他们军务繁忙的时候,就是一个电话就走了。他就立马起来,赶紧安排司机去开会,结果到了就被扣住了。

等天亮了,一大群人就来了,抄家。我有点蒙了,也谈不上蒙,已经见多了。

抄家时把桌上的四节电池也抄走了,我说完了,这就是怀疑他是特务了。那几节电池是前几天学思刚买回来的,新的,放在桌上还没用呢。

张学思被关后不理解,想不通,顶得很厉害,很生气,一根一根地抽烟。

1970年3月通知我去医院看他,小女儿和我一起去,女儿都认不出他了,很惨。

医院不给什么吃的,只有咸菜和一点黄豆。我问是怎么回事,病人不该只吃这些东西。医生说不能浪费。

张学思去世的时候,大夫给他最后下的结论是极度营养不良,是播散性肺结核。实际上那是把他折磨得够呛。

1970年5月29日去世,54岁,他是1916年生人。

要火化了,我去309医院看他遗体。我围着他转圈,转了半天。以前不能讲他。因为我一讲就受不了,人整个就要疯了。今天我向你们讲一讲吧!

什么样子呢?他两个眼晴半睁着,面频上留下了两滴血泪,是血泪呀!口是半张着的,是有话要说的……

我围着他的遗体转了好几圈,转了半天。我回家后心里特别难过,无法安睡,一闭眼就是那个形象。两眼半睁着,面颊上有两滴血泪!

现在提起来,仍然都很难过。想想他的一生。他一生为什么?他从没有为过自已,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也忠于家庭,这点是很难得。

延安爱情故事:结婚后,我才知道丈夫是张学良亲弟弟

在我来看,我跟他不是很匹配。当时同学里有人反对,说我配不上他,我也觉得人家说得对。

他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来撬杠的也大有人在。可是,他从来没有动过歪心。

我现在已经100岁了,跟我同时代的人,从延安一块走出来的,没有几个活着的了。我要替学思活着,替他看看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变成现实。

祖国变化有多大,特别是海军有了我们自己的航母,这是他做梦都在想的事。

我这一辈子,非常丰富,也非常艰苦,这期间变化太大。命运给你带到哪,你就走到哪,随着浪潮发展跟着浪潮走,觉得奋斗挺值得。

口述:谢雪萍 作者:朱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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