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莲口述:我是军统在大陆最后一位女特工

王庆莲口述:我是军统在大陆最后一位女特工
王庆莲

1

译电科的人都讲江山话
我的身世怎么讲呢,太苦了。不到1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6年小学,日本鬼子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正好碰到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军统局人员不够才临时招的。

大概在6月8日,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我和其他9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所以将密本股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因为可以看到情报,很多人想调过来,也有共产党混进军统局,但想调来译电科,很难。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

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当然是什么情况都有的,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加努力。虽然股长是我亲舅舅,但他对我很严格,译不成文便打回来重做,任务完不成就加班。

王庆莲口述:我是军统在大陆最后一位女特工

2

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正派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戴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我们也都是称同志的,她穿了,给戴老板看见,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戴老板对自己也严格要求。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 “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戴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有人说的阴险毒辣。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得对不对,但我接触过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不久前,我去了江山的戴笠故居。了解到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看见那个对联,真是不舍得走。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包括军统局,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18000人,在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等方面,都出过力气。

我前几年看到一本书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害他。我们心里不这么想。我见过蒋介石两次。军统局每年4月1日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里,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我们都鸦雀无声。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

从前戴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戴笠的字)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戴老板。

3

犯错误就关渣滓洞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由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我还没去,1943年我进去了后,译电科的人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戴老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

后来成立中美合作所,美国那边的梅乐斯还跟戴老板回江山,和戴老板的母亲拍照纪念。说到中美合作所,其实就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

我去过,根本不是什么人间地狱。中方的主任秘书潘其武,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四一大会”我去做招待员,那里都是美国人,美国人喜欢跳交谊舞,戴笠还跟他们一起跳,他其实跳不来。

美国人很有礼貌,并没有什么非礼,完了还开吉普车送我们回去。我学会了跳舞,但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重庆有好几个舞厅,我还是去过。我年纪小,性格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就偷偷到外面去。别人看到了说,小鬼,被发现要给你抓起来的咧。我说,抓起来再说嘛。

王庆莲口述:我是军统在大陆最后一位女特工

那时候抓起来也没关系,就是在渣滓洞关半个月。其实我们军统局的人犯了错误也是关到里面。译电科一个同事,拿了别人的东西,要关3个月,找到我说,小王,你帮我送短裤来。我就送过去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严刑拷打的,3个月后出来就上班了。

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情侣,女的大肚子了,军统局把他们调回局本部,男的被关起来6个月,也是在渣滓洞。那女的就一直哭,我说,傻瓜,你哭什么,他关6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后来他们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4

毛人凤没有姜文演的那么神气
我贪玩,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了,只好借,大家都没有呀,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会计室预支,要毛人凤签字,他那时的秘书室很小。我先去打听毛先生在不在,然后到门口喊个报告。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钱用光了,他就给我批。

前两年有部电影叫《建国大业》,姜文演毛人凤,很神气。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
有一次开“四一大会”,毛人凤旁边坐的蒋介石的侍从也是江山人,我当时做招待员,毛人凤看到了,就跟那个人说,喏,她也是家乡人。

军统局一共就两辆小车,一辆是戴老板的,另一辆给毛人凤这些大官,谁出门就谁用。有一次我参加老乡的婚宴,傻乎乎喝得晕头晕脑,毛人凤就让司机开车送我先回去。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

我在军统局一共待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说起来,我的离开也是译电科科长姜毅英的原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毅英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于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姜毅英还吓唬我说,你表现不好,要把你关起来。我怕了,就想赶快走。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给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

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1949年保密局(军统局后改名为保密局)撤到台湾去,他们还叫我,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

5

运动中,我永远是反革命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我被划为“反革命”,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运动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整风”“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1951年“镇压反革命”,我24岁,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

那时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那8年间,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丢了饭碗。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上面点到我的名字,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王庆莲口述:我是军统在大陆最后一位女特工

送到乡下,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关着羊,羊圈后面堆着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张床,床的后边又是羊圈,就这样与牲口为伴。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我在军统工作过,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

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我没求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救救我!”他们不让我睡觉,只要我眼睛闭着,就一脚踢过来。

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扑克,我一头扎进屋旁边的鱼塘,被发觉了,一个男的下水抓我的脚,我用力一蹬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上岸。

很多事情讲不清,凡在军统就是作恶多端吗?没办法,讲不清。
这些事,我从前不敢讲。1957年我曾看到一本写军统的书,说到每年军统开“四一大会”,工作人员做招待员,其中有王庆莲。我看到那里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现在我很想看到这本书,可惜没处找了。
(口述/王庆莲 整理/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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