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鲁军的南下与吴佩孚集团的分崩

天津会议使北洋军阀中两个主要实力派——奉军与五省联军实现了联合。从此,北洋军阀纠集在安国军的旗帜下,开始了覆灭前的最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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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天津会议的南下方针,筹措军费成为北京政府的首要政务。秉承张作霖、张宗昌的旨意,北京政府财政部先后决定印发奉天军票、直鲁军票各1000万。以贪婪残暴著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趁机在直隶、山东两省横征暴敛。在直隶:一、发行善后公债1000万元,其中长期600万元,由各县摊派,短期400万元,由各银行、公司、盐商分担;二、举办第六次公债600万元,向各县派销;三、预征明年钱粮400万元;四、按亩抽“讨赤”特捐400万元;五、令开滦公司代筹军费100万元。以上五项,共达2500万元。在山东更是征税机关,林立如麻;催租之吏,不绝于途。仅在丁、漕两项中就附征“讨赤特捐”1600余万元。同时,强行向各县摊派盐税国库善后公债2000万元。这样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财,在北洋诸军阀中也不多见。

按照天津会议议定的军事部署,奉鲁军兵分两路。东沿津浦,西顺京汉,向中原、江南扩展。津浦一线,在天津会议期间已经出动的直鲁联军,暂以浦口为限,继续南下。由于孙传芳的合作,直鲁联军主力约六万余人顺利开抵皖北。

直鲁军南下,引起了江南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抗议。当天津会议中有关消息刚一传出,江浙各团体便纷纷集会、通电反对。孙传芳于一片抗议声中返回南京,宣布就职后,立即召集苏、浙军政要人会议,再三强调与奉鲁军合作的必要性,下令浙、皖、苏三省各筹款50万,资助奉鲁军。他并且颁布军令十三条,规定凡阻止奉鲁军南下者,以“赤党”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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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孙传芳感到焦虑不安的是安徽总司令陈调元。陈惯于看风转舵,素以倒戈将军著称。奉鲁军南下,安徽首当其冲,北伐军东进,安徽也是必争之地。面对南北大军压境的局势,他不得不力谋自保。11月23日,陈调元致电张宗昌,表示“听候驱策,一致对敌”。同时,又派参议唐养吾携带亲笔信赴九江向北伐军输诚。孙传芳为控制皖军,电召陈调元到南京参与军事会议。陈不敢不来,但绝口否认正在与北伐军联络,声称愿与北洋派合作,并命蚌埠皖军向芜湖撤退,以示欢迎奉鲁军诚意。

就在孙传芳千方百计牢笼陈调元之时,浙江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发动在即。孙传芳感到江南时局日趋紧迫,自己顾此失彼,力难从心,便邀请张宗昌速至南京,商议对策。12月18日,张宗昌抵宁,与孙传芳共同召集军事会议。陈调元、卢香亭、许琨等将领出席。经过数日磋商,决定陈调元部开往皖南,截断北伐军在赣、浙两省的联络线;直鲁军由皖北进驻芜湖、安庆;孙传芳军以全力对付浙江。张宗昌还贪心不足地要索沪宁路,被孙传芳拒绝。尽管张宗昌口头上天天叫嚷进攻北伐军,实际上只等孙传芳失败,乘机抢占江浙,坐收渔人之利。

在津浦线上,直鲁军南下一帆风顺。而在京汉线上,奉军主力的进展却遭到阻碍。

战争时期风云多变,天津会议接近尾声时,西北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军胜利解围西安,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溃退。12月3日,国民军越过潼关,进入豫西。国民军向中原挺进的消息使奉系首领大为震惊。6日,再次在蔡园举行军事会议。奉军将领一致认为,时局严重,万难坐视,决定将驻守保、大地区的褚玉璞军全部调往徐州,在北京一带的奉军即行南下,相继入豫。南下奉军以荣臻部为先锋,以于珍部为续进,任命韩麟春为总指挥。自8日起,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奉军精锐第三、第四军团相继开拔,源源不断地沿京汉线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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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仍然拒绝奉军入豫。12月6日,他致电奉方说:“奉军入豫增援,将领主张尚不一致,当再事疏通,借图圆满。前敌虽紧迫,尚堪支持,勿劳过虑”。张作霖为尽量避免与吴军冲突,决定奉军暂缓入豫,改派于珍任总指挥,将重兵集结于直隶、河南交界的磁州。至此,直隶全境都被奉军占领。

吴佩孚退守河南后,四面受敌,特别是豫西,警报频传。豫西安危关系中州全局,吴佩孚不得不在郑州召集会议,与寇英杰、齐燮元、王为蔚、田维勤等商议援陕问题。12月14日,吴佩孚下令,派田维勤为援陕总司令,命他率领王维城、王为蔚等部火速西援;同时责成靳云鹗、魏益三等防守豫南。命令发布后,各军皆置若罔闻。当月6日,靳云鹗公开发表《上吴佩孚书》,大谈“饥军不能应战”的种种内幕。此时,连吴佩孚的嫡系王维城、王为蔚两部也声称,必须发放军饷才能开拔。一向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整顿军纪。25日,他在郑州总部再次召集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将领密议,下令免去靳云鹗本兼各职,派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率部,星夜驰赴信阳明港一带,包围靳部,迫其缴械。28日,吴佩孚宣布其罪名是:“使总前敌,时将两月,进取无闻”,“故鸣穷困,诉诸途人,足懈军心”。但是,最令吴佩孚愤怒难容的还是靳云鹗与北伐军关系日密,正谋划归顺南方。24日,吴佩孚致电齐燮元说:“豫南靳军甘图附逆”,这才是吴佩孚下决心解决靳部的真正原因。

早在11月中旬,靳云鹗就对左右说:“消极而言保存,积极而谋发展,皆有与党方携手之必要。”此后,他一面优礼唐生智派来的代表,一面派代表去汉口,磋商条件,准备在适当时候抗奉反吴。12月5日,李大钊致函中共中央,认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李大钊建议,中共中央去函汉口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然而,靳云鹗此时还不愿意以本人的名义公开反对吴佩孚。他接到免职通电后,于12月29日复电称,愿遵令交卸,归省老母,“从此优游事外”。但是,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背地里,靳云鹗指令心腹猛将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等人密谋反抗。30日,高部第二十七旅旅长刘培绪率先发难,通电河南全省,号召“共举义旗”,驱除吴佩孚、寇英杰。其后,第十师任应岐所部第十九旅发动突然袭击,一度攻占郾城。面对反叛四起的局势,与寇英杰同赴豫南,执行缴械任务的田维勤中途告辞,表示中立。企图借机扩充军权的寇英杰反倒陷入困境,被迫退避襄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1月14日,与靳云鹗相从甚密的魏益三致电吴佩孚,要求与北伐军“暂为议和”。吴佩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令王维城部南下,协助田维勤等部,解决魏益三。魏益三则公然调兵遣将,站在靳云鹗一边,与吴军相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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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对靳云鹗、魏益三大动干戈,加速了靳、魏向北伐军的靠拢。靳云鹗通电卸职后,便秘密潜往武汉;要求“接济饷械”,以便联合魏益三,“肃清吴佩孚”,“直捣幽燕”。随后又赶赴南昌,与蒋介石密谈驱吴反奉计划。北伐开始后,蒋介石一直对策反北洋将领十分热衷,曾任命靳云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兼豫鄂边防督办,任命魏益三为第三十军军长。靳云鹗志在取得河南,不愿困守豫鄂边境,因此只受命,不任职。吴、靳冲突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靳部师长任应岐于1月10日正式通电,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公开标榜愿“追随蒋总司令”“讨灭国贼”。靳云鹗返回豫南后,加紧同魏益三、任应岐、高汝桐等人密谋策划。不过,表面上仍只是声讨寇英杰,并无一字攻讦吴佩孚。

这时,整个河南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各找出路,官吏幕僚纷纷准备逃亡。吴佩孚的高级幕僚杨云史有感时诗云:“西风摇落日,吹角闭孤城。举国催筹饷,诸侯但拥兵。乱山围客梦,残月带鸡声。道路皆归计,萧萧我北征。”确实,赫赫一时的吴佩孚的势力已经分崩离析,离末日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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