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江青交往始末

江青借钱买巧克力
沈从文和江青很早就相识,那时候他还在青岛大学当老师,那时候的江青也不叫江青,叫李云鹤,一个十六、七岁的很青涩的小姑娘。李云鹤最早的老师还不是沈从文,是梁实秋。那是1931年的夏天,李云鹤供职的、由教育家赵太侔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倒闭了,在济南无法立足,她便跑到青岛找她的同乡和老师赵太侔求助,要求到青大读书。赵太侔时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和老朋友梁实秋商量,让李云鹤到青大半工半读。

到青大后,李云鹤工作之余先后选修了闻一多的《名著选读》、杨振声的《写作辅导》、沈从文的《文学概论》等课程。这时候她和顶头上司梁实秋接触比较多,读了不少书,并且可以直接读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对她来说,有书读就是最大的安慰。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江青说:“我每月拿三十块钱薪水,十块钱汇给娘,因为青岛的生活费高,余下的二十元不够我开支。”是不够,可是她毕竟是女孩子,吃零嘴是她的爱好,她不是吃一般的瓜子花生,而是想吃巧克力,并且是最好吃的酒心巧克力,这是巧克力中最贵的一种。怎么办呢?算算到发工资还有很多日子,李云鹤嘴馋得不行,上班时遇到梁实秋,不知怎么就突然向他开口借钱。梁实秋看她满脸通红,就问她要借多少,李云鹤伸出两根指头,说:“就两角钱。”梁实秋说:“就两角钱啊?我还以为借几百。”梁实秋当即掏出两角钱递给她:“才借两角钱,买什么啊?”李云鹤调皮地说:“就买一块酒心巧克力。”梁实秋忍不住大笑起来,回家还把这件事当笑话说给妻子听。

成为沈从文的学生
那时候李云鹤不但贫穷,文化水平也相当低,永远穿着破旧的布旗袍,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常常晚上洗了,放食堂灶台上烘干,第二天早上接着再穿。但是不管有多贫困,这个来自山东诸城乡下的女孩子对文化的渴求是那么强烈。她喜欢读书,十分喜爱图书管理员这份职业,有一点空闲就捧着一本书在读,喜欢抛头露面,喜欢演戏。但是她最爱的还是文学创作,去听闻一多的课,写过诗。后来又写过一个剧本《谁之罪》,这是她的处女作。最后发现她擅长写小说,就专门来旁听沈从文的课。

这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开两门课:《中国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他的教法很特别,没有讲义,只是即兴的漫谈,凭直觉说话,类似聊天,而且从不引经据典。他教学生创作,反反复复讲的一句话是:要贴着人物写,很多学生不理解。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的长处不在讲,而在改。他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大用的词:耐烦。对自己的文章,他耐烦改。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改的痕迹。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对学生的习作,更是百改不厌。李云鹤把自己写的作品通过沈岳萌直接交到沈从文手上,沈从文看得更加仔细,才看了一两篇,他就觉得李云鹤有写作天赋——确实也是如此,班上像李云鹤这样没事就写小说的人真不多,沈从文在班上评论过李云鹤的小说,称“她的小说全班第一”,这让李云鹤相当得意。

作为李云鹤的老师,沈从文自然希望极有写作天赋的李云鹤能够走上文学之路,他多次当面指点李云鹤,李云鹤十分感动。但是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人生之路,李云鹤后来与沈从文交错而过,沈从文北上赴京完婚之后,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教授,主编《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成为京派文学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而李云鹤与俞启威一同南下上海,加入海鸥剧社,重续她的演员之梦,改名蓝苹,一部《娜拉》广受好评,随后又在《自由神》和《都市风光》等两部影片中担任角色,成为与赵丹齐名的一线明星。

沈从文与江青反目
1949年以后,沈从文和李云鹤的命运走向两个极端——当然,这时候她不叫李云鹤,也不叫蓝苹,而是改名为江青。这时候沈从文受到全面批叛与否定,作为反动文人,他艰难地苟活了下来,他说:“一天又一天地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确实沉默着,并且放弃了写作。对于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来说,搁笔意味着怎样的痛苦,可想而知。他转业到历史博物馆后,在霉味扑鼻的古董间,把暗无天日的光阴慢慢打发。

就在这时候,已成为的江青没有忘记她的沈老师,她悄悄来看望他——那天江青是突然到沈家来的,沈从文正好不在家,张兆和看到江青有点紧张。江青微笑着说:“我来看看沈老师。”她的随从只有不多的几位,她坐下来微笑着和张兆和说话,说她当年得到沈老师的悉心指点,说她是沈老师的得意学生,自然不会不提“小说创作全班第一”。她回忆着青岛大学的点点滴滴,坐了不太长的时间,然后就起身告辞。快出门时,她又转回身,对张兆和说:“沈老师的身腰尺寸是多少?”张兆和愣住了,江青补充说:“没什么,我只是想给他织一件毛衣。”张兆和大吃一惊:要给沈从文织一件毛衣?她看着江青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张兆和还是随手从椅子上拿起沈从文的一件衣服:“这是他穿的。”江青接过来看了看,又用手比划了一下,然后把衣服递给张兆和:“好,我知道了。”江青然后就离开了,张兆和把这件事说给沈从文听,沈从文也没说什么,更没有告诉任何人。后来他们就把这事忘了,当然,他们也没有收到过江青的毛衣。

一直到1967年,沈从文才又想起江青,这时候他想托江青帮个忙,在他看来,这件事对江青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起因是沈从文将已故的三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接到身边来,作为养女儿抚养。可是她因无户口不容许在北京久住,无奈,只得去长春投奔姑妈。下一步将漂泊到哪里,没人知道。沈从文看着很揪心,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在他无法自保的情况下提笔给这位想给他织毛衣的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准许沈朝慧回到他身边,幻想日后能为自己的文物研究做点辅助小事。

后来,江青可能觉得对不起沈从文,在某次重大活动中邀请他坐到主席台上,沈从文拒绝了,他在大会开始后悄悄溜进会场,找个偏静的角落坐下来,看着主席台上江青身边那个空空的座位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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